金融创新与刑事风险的边界如何界定？银行从业者借“保理融资”外衣违规放贷，应定金融诈骗还是违法发放贷款罪？《刑事审判参考》第1656号符某案，以“明保实贷”精准定性，为金融刑法规制提供关键标尺，也为从业者敲响警钟。
符某身为国有控股银行支行行长，手握信贷审批权。其大客户A公司因盲目扩张陷入债务危机，资金链断裂。为帮A公司“续命”，符某与该公司合谋设计虚假“保理融资”方案——A公司提交的贸易合同、应收账款等材料均系伪造，符某对此明知，仍授意下属绕开审批流程，以“保理融资款”名义分8笔违规放贷7.6亿余元。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借新还旧”，最终形成6.5亿余元坏账。案发后，符某以“业务为保理而非贷款”为由，否认违法放贷故意。
法院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理，逻辑清晰。其一，穿透业务形式看本质：明确金融业务定性不应看标题，而需符合法定核心特征。本案无真实贸易与应收账款，资金用途背离保理初衷，实质是“伪保理”规避贷款监管。其二，界定违法发放贷款罪适用：该罪核心是“违反国家规定放贷并造成重大损失”，此处“国家规定”含保理专项监管规则。符某作为资深行长明知故犯，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均符合要件，且放贷行为与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其三，明确罪数处理：符某收受贿赂，受贿与违法放贷系独立犯罪，应数罪并罚而非择一重罪。
此案为辩护提供三大核心思路：一是坚守业务实质辩护，挖掘基础交易真实证据（如交割单、物流凭证等），论证资金用途合规；二是攻击主观“明知”，以银行管理流程为由，主张符某对细节不知情，或援引内部审查无异议证据，主张系重大过失；三是切断因果关系，论证损失源于宏观经济、企业经营失误等市场风险，与放贷行为无必然关联。
本案核心价值在于确立“穿透形式、审查实质”的金融刑事司法原则，明确金融创新绝非监管套利“避风港”。警示从业者：金融创新必须绑定合规与风控“安全带”，唯有合法探索方能长远；逾越红线，终将面临职业崩塌与刑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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