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圣祥税务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下简称“虚开专票罪”）的虚开行为进行目的性限缩以来，司法实践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已然发生：不具有骗抵税款目的的行为不再以虚开专票罪论处，使得虚开专票案件数量大幅下降，但与之相对应的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下简称“非法出售专票罪”）的案件却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这种此消彼长的背后，暗藏着司法适用的深层矛盾与立法本意的偏离，值得高度关注。
从立法渊源来看，虚开专票罪与非法出售专票罪均源自1995年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二者设置了完全相同的三档法定刑，最高法定刑均为无期徒刑，均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重罪，立法初衷在于严厉打击破坏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危害国家税收安全的行为。
但立法者之所以将二者分别规定为两个独立罪名，核心在于二者的行为本质存在明确区分：虚开专票罪指向的是无真实交易而开具发票的行为，侧重对发票开具环节虚假性的规制；非法出售专票罪则指向出售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侧重对发票流转环节非法交易的打击。
非法出售专票罪最近这些年之所以长期处于“僵尸罪名”的状态，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案例寥寥无几，核心原因就在于电子化发票大幅压缩了空白发票的流转空间，买卖空白专票的行为本身已极为罕见，该罪名的适用场景自然被极大限缩。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最高法对虚开专票罪的目的性限缩，反而意外“激活”了这一长期沉寂的僵尸罪名。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部分裁判逻辑已然突破了立法原意的边界，不再严格区分虚开与非法出售的行为本质，不再过问立法者当初设置两个独立罪名的核心考量，甚至将“开具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行为直接解释为“出售发票”的行为，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却忽视了二者在行为逻辑、危害后果上的本质差异。这种解释路径的偏差，本质上是对罪名边界的模糊，更是对立法精神的背离。
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司法逻辑不难发现，虚开专票罪被限缩后，认定该罪的核心要件之一是“具有骗抵税款的目的”，而实践中，多数开票方对外开具发票的核心目的仅为收取开票费或相应税点，并不具有直接骗抵税款的主观意图。在与受票方未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前提下，开票方往往难以被认定为虚开专票罪的共犯，这就导致开票方得以脱离虚开专票罪的规制范围。
但遗憾的是，这种“出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保障，反而成为了非法出售专票罪的“入罪入口”——只要开票方收取了开票费或税点，就被认定为“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进而以非法出售专票罪定罪处罚。这种认定方式不仅大幅降低了公诉方的证明责任，无需证明行为人具有骗抵税款的目的，仅需证明开票行为与费用收取行为的关联性即可定罪，更与虚开专票罪限缩的立法初衷形成了鲜明的矛盾与冲突。
最高法对虚开专票罪进行目的性限缩的核心初衷，是纠正此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罪责刑不相适应”问题——以往部分案件中，行为人虽有虚开行为，但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不具有骗抵目的，却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量刑过重、打击面过宽，既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涵养税源。
但当前以非法出售专票罪替代虚开专票罪对开票方定罪处罚的模式，却陷入了“换汤不换药”的困境：二者法定刑完全一致，量刑力度并未减轻，反而因证明标准降低，导致入罪门槛大幅下降，使得原本意图限缩打击范围、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改革，沦为了“罪名替换”的形式主义，限缩虚开专票罪的现实意义也随之大打折扣。
如果说此前以虚开专票罪对无骗抵目的的行为人定罪属于“轻罪重判”，那么当前以非法出售专票罪对其定罪，本质上仍是相同的逻辑谬误，并未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与罪责刑相适应的目标。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这种罪名替换的司法实践，导致开票方与受票方的量刑严重不均衡，违背了刑法的公平原则。虚开专票罪被限缩后，受票方即便存在利用虚开发票抵扣税款的行为，也更有可能被认定为逃税罪，而逃税罪设置了行政前置程序，只要行为人在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后及时补缴，即可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受票方的刑事责任被大幅降低；与之相对，开票方仅因收取了少量开票费，就被以非法出售专票罪这一重罪定罪处罚，动辄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形成了“受票方轻罚、开票方重罚”的畸形格局。
从危害后果来看，开票方在多数涉税案件中其实更多处于帮助犯的地位，真正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实施骗抵税款行为的是受票方，受票方不仅是税款损失的直接制造者，也是非法利益的主要获取者，其社会危害性其实大于开票方。若受票方能够通过补缴税款免于刑事处罚，或仅被处以轻刑，却对开票方处以重罪，显然违背了“罪责自负、罚当其罪”的刑法基本原则，也难以实现法律的教育与惩戒功能。
当然，我们并非否定非法出售专票罪的适用价值，对于那些专门以卖票为业、来者不拒的空壳公司、卖票平台，其行为严重破坏增值税发票管理秩序，对国家税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以非法出售专票罪从严打击，既是立法本意的体现，也是维护税收秩序的必然要求。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的司法实践将该罪名的适用范围无限扩张，将有真实经营的实体企业因富余票等原因对外虚开、且无骗抵目的的行为，也一律以非法出售专票罪定罪处罚，这显然偏离了立法初衷，甚至与虚开专票罪限缩的改革方向自相矛盾。
此类实体企业并非以卖票为业，其对外虚开行为虽有不当，但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远低于专门卖票的空壳公司，若与空壳公司适用相同的重罪量刑标准，显然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法官培训教材明确强调，非法出售专票罪的危害性，不仅在于破坏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更主要的是使被出售的发票所承载的税款处于被骗抵的危险之下，不具有该种危险的行为，不能以该罪论处。这一表述清晰界定了非法出售专票罪的适用边界——该罪的成立，必须以发票存在被骗抵税款的危险为前提，若无此危险，则不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这一适用边界被严重模糊，除了虚增业绩的对开、环开等明确无税款被骗抵危险的情形外，只要是无真实交易的发票被开具出去，就被推定具有被骗抵的抽象危险，至于受票方实际将发票用于逃税、骗税还是其他用途，多数案件中均不予考量，这种“抽象危险推定”的裁判逻辑，进一步扩大了非法出售专票罪的适用范围，也违背了教材确立的裁判标准。
基于此，笔者认为，非法出售专票罪的司法适用亟需进一步限缩，应当将其明确界定为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审查发票是否真正存在被骗抵税款的具体危险，结合受票方的实际用途、开票方的主观意图、是否造成税款损失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简单以“开具发票并收取费用”为由，就一律认定为非法出售专票罪。
对于有真实经营的实体企业因富余票等原因对外虚开、且无骗抵目的、未造成税款被骗抵危险的行为，不应以非法出售专票罪定罪处罚；对于空壳公司、卖票平台等专门以卖票为业、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强的行为，则应依法从严打击，实现“区别对待、罚当其罪”。
虚开专票罪的限缩，本质上是司法理念的进步，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践行，是为了更好地平衡国家税收利益与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而非法出售专票罪的不当扩张，不仅违背了这一改革初衷，也造成了司法适用的混乱与量刑的失衡。
唯有明确非法出售专票罪的适用边界，对其进行合理限缩，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既维护国家税收秩序，也保护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力，让刑法的规制既有力又有度，这既是对立法本意的尊重，也是新时代涉税司法实践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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