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巴人起源于汉水上游及其迁徙
马 强
历史上的巴人及其巴文化的起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由于早期文献记载十分稀少，且多有语焉未详、互有抵牾之处，因而尽管多年来学界探究者众，研究论著也十分丰硕，但诸多问题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巴人的起源地、迁徙路线及其巴文化的地域范围、巴的灭国、巴人与蜀、賨、氐、羌的关系，賨人的兴起与消亡等，这些历史疑案至今并没有真正解决。当然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学者进一步梳理历史文献给予科学求实的疏证，可能更需要期待考古发现与文物证据来进一步坐实诸假说。笔者虽然提出上述存在问题，实际上限于学力也力不从心，这里借助考古资料仅仅就其中巴人的起源与迁徙等加以探讨。
《四川全图·重庆府，附巴县》（图源：四川大学博物馆)
一、 关于巴人起源于秦岭汉水上游的再辩证
巴人、巴国、巴文化的起源均历史悠久邈远，但究竟起源何处？学界众说纷纭，梳理起来主要有三峡清江流域说、晋西南说、洞庭湖说、陇右说及汉水上游说等假说。各说虽然皆有一定文献学依据，但大部分缺少坚实有力的考古学资料证明。相对而言，巴人汉水上游起源说，既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又有考古文物发现的支持，有较大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巴人曾自汉水流域迁徙至宝鸡，虽然较早有学者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现在看来，这一假说虽然文献记载较弱，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中西部考古学的重大发现而获得了新证据。《山海经·海内经》谓：“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 咸鸟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昊伏牺氏都陈, 陈即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何光岳认为，巴人既为伏牺（伏羲）氏之一支, 亦当起源于陕甘一带, “因伏牺氏乃甘肃青海一带羌人部落的一支，这样一来, 巴人属于羌人系统是符合事实的” 。因《山海经》一书神话传说与山川地理参杂，以往学者对《山海经》这一说法不大重视，因而巴人源于羌人伏羲羌的说法未予多大关注。但上世纪八十年代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一带发现的西周弓鱼国的家族墓地中，出土多件带有“ 弓鱼伯”、“ 弓鱼季”字样的青铜铭文，同时出土的还有三角援戈、环耳铜鼎、陶尖底罐等，均与陕南早期巴蜀文化相似。有学者认为，弓鱼国是早期巴族一支，经陕南进抵宝鸡渭河两岸，并有学者提出太伯奔荆蛮实际上就是投奔到古鱼国的说法。考古发掘者认为，这些墓葬为文献失载之古鱼国文化遗存，属于古代氐人的一支，后迁到四川，与早期蜀文化有密切关系，应是早期巴文化的重要源头。发现的弓鱼人墓实际上就是随蜀人伐商后周王所封诸侯巴国早期遗存 。历史上汉中盆地殷商间即与秦岭以北的渭水流域很早就产生了联系 ，《散氏盘》记载的“周道”即汉中西北循嘉陵江河谷北通宝鸡周原孔道在商周间已经通行，这条“周道”就是有史记载的后来秦岭南北最古老的交通孔道—故道，也称嘉陵陈仓道。秦岭以北宝鸡古弓鱼国与汉水上游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直接的关联，应该是汉中盆地巴人青铜文化沿嘉陵江谷道北传宝鸡渭水流域的证物。而宝鸡地接古秦州（今甘肃天水），因此《山海经》说巴人为太昊伏牺（伏羲）氏也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是上古部落历史传说的折射，并且现在已经获得了考古学的支持。只是宝鸡地区的巴文化是从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北传而至的，衔接上了《山海经》中的伏羲神话，因而何光岳的解释恰好倒置了二者之间的先后关系，但巴人与羌人有密切的族属关系，这一点何氏倒是没有说错。
根据商周甲骨文卜辞，殷商后期即有巴方 ，周初有巴国。一般认为巴人参加了武王伐纣战争，因功受封为诸侯国，为“汉阳诸姬”之一。关于巴人的起源，史籍记载最具经典意义也为学者所熟悉的是《后汉书》的说法：“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基于《后汉书》这段巴人的创世纪神话，传统观点多认为巴人来源于清江流域的武落钟离山，具体地说，在今日清江下游湖北长阳县境内。
然而，巴人发源于清江说有自身难以圆通的缺陷。从历史地理的空间角度而言，巴人参加过武王伐商战争，这在先秦典籍中有明确记载：《左传·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这个位居“南土”的巴国，童书业认为“当近汉水上游” 。张正明更是依据这一记载中的“巴、濮、楚、邓”排列方位推测，邓在襄阳，最东；向西依次是楚、濮、巴，巴最靠西，当“位居汉中盆地或安康盆地” 。也说明直到春秋时期，巴国仍然在汉水上游地区。
如按《后汉书》记载的清江说，巴人既然地处封闭荒蛮的鄂西险江深山之中，而且从夔峡赴周原千里迢迢，间隔崇山峻岭、无尽荆莽丛林及其诸多原始部族的阻隔，甚至需要穿过莽莽苍苍的神农架原始森林，限于当时的交通与信息传递条件，要赴近一千公里外的秦岭以北周原参加战前会盟，再随军远征豫北朝歌参加灭商战争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刘宋，属于晚近文献，所据可能系南朝时流传于荆楚一带的民间传说，反映的应该是秦汉以后的巴人一支聚居与分布情况，从史源学角度看，作为巴人起源的说法可信度较低，而巴人起源于汉水上游既有文献学依据，又有考古学的支持，蒙文通、童书业、李伯谦、张正明、蔡靖泉、段渝等皆提出过类似观点。特别是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城固宝山商代遗址的挖掘，出土文物以陶器中釜的数量最多，其中高柄豆和高颈小底尊、扁腹壶、小底尊形杯、有鋬圈足尊等各占一定比例，与同时期中原商文化有鲜明差异，而与鄂西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或称路家河文化)有较多的相似性。因此学者推断“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当属于巴文化, 而与路家河后期二段遗存有亲缘关系的宝山文化, 其性质亦为巴文化” 。这样, 汉水上游作为商周时期巴人的族居地, 也就有了考古学上的源头证据 。
汉水上游城固、洋县青铜器有一鲜明特征，就是实用兵器占有很大比例，其中戈111件, 矛27件, 钺15件, 戚2 件, 镞32 件, 弯(镰)形器59 件，计246件, 约为青铜礼器4.5倍 ,其中弯(镰)形器为全国所独有，应该也是兵器一种。大量兵器的出土，是巴人尚武精神的重要体现。这与甲骨文中每每记载的巴方勇猛难以征服情况正相吻合。因此有学者认为，“甲骨文的巴方应即文献中的古巴国, 陕南的汉水上游一带即是巴国长期活动的历史舞台” 。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城固、洋县出土的青铜器“应是巴族文化的遗物” ，城、洋青铜器多有虎的纹饰，兵器中有柳叶短剑和戈，尹盛平认为属于古代巴人的器物，并且指出“巴蜀文化中的圆壶式的铜罍，其源头当在城固巴文化” 。特别是2001年安康市坝河发现的巴人祭祖遗物与“巴蜀图语” ，更进一步印证了早期巴人主要活动于汉水上游的史实。基于上述考古发现，近年来在讨论巴人起源问题上，清江说已经日渐式微。随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文物的发现，巴人起源于秦岭以南，汉水上游的迹象日益凸显。
巴人起源于汉水上游还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地名学依据。地名具有历史悠远性与长期延续性，在上古时期是部族地域活动的地理标志。汉水上游有与巴文化相关的大量古老地名存在，且不说一直延续至今日的大巴山，历史上汉水上游汉中盆地的南北均有带“巴”的地名，至今犹有“巴岭”、“小巴山”、“巴中”、“巴溪”等地名，《水经注》卷二七《沔水》中就记载了诸如“巴岭山”、“巴溪戍”、“巴岭”等地名。邓少琴先生注意到汉水之北秦岭河道地名与巴文化的关系：“由南郑至安康之间，有多处记载与巴蜀有关的地名和一些文物事迹，汉水以南的支流发源于巴岭巴山不足为奇，而特异的是汉水以北之子午河道，竟蒙‘巴溪’之名。汉高祖率賨民还定三秦，系出故道而暗渡陈仓，不由此子午道，而子午道汉世已立专称，此或为得之当地自古相传之地名。……此可反映在殷周之世, 汉水流域早为巴族聚居地区” 。一直到隋唐之时，在洋川郡故黄金县以北六十里秦岭一带还设置有巴岭镇 。这些地名，应该说都带有古老的历史印记，当为纪念商周时巴人在此长久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历史地名。
二、关于巴人的迁徙路线及其原因
巴人在西周以后至战国时期上曾经多次迁徙，综合考察历史文献，结合近几十年来的教研发现，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巴人迁徙的大致年代及其迁徙路线。商代中期巴人势力曾经一度向东发展，据甲骨文卜辞资料，巴人在武丁时曾与商发生两次战争，战争的地点在“沚”：“壬申，卜, 争, 贞命妇好从沚瞂伐巴方，受又! ” 。；“辛未，卜, 争, 贞妇好其从北，沚瞂伐巴方。王勿自东…… 于妇好立” 。沚乃商之属国, 《左传·僖公五年》云：“会王世子于首止”。这里关键是“沚”在何地？杜预注：“卫地, 陈留襄邑县东南有首乡”。陈留襄邑县东南即今河南睢县东南，今睢县东有沟河，当与“巴方”在上活动有关。与杜预的注释有别，李伯谦以山西灵石旌介商墓青铜器与晋中、陕东北黄河岸边发现的青铜器比较研究后认为沚、唐诸国族则“均分布于从灵石往南至今曲沃、侯马一线” ，与李学勤研究甲骨文所得“沚应在山西南中部” 的结论大致相同。这说明巴方势力在商代向东曾经迁移至今日山西中南部一带。甲骨文中的这个“巴”方国是否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巴方，目前还不好定论，因为这涉及到对甲骨文中“巴”字的释义及其准确的空间定位。但在没有绝对的相反材料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认为卜辞中的“巴”与起源于汉水上游地区的“巴”毫无关系。文献中没有巴人进入晋中南的记载，但有巴人紧邻濮、邓的间接反映。《左传·昭公》九年有“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 吾南土也”的记载，则说明至少在商末巴已与今日豫西南与陕西东南部相连，地理空间上并不遥远，不至于毫无联系。《左传·桓公九年》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 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 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 杀道朔及巴行人。……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 …邓师大败。鄾人宵溃”。可知春秋初年巴与邓、楚仍相邻近。故巴欲与邓结好, 特派使臣前往楚国沟通，因中途发生变故, 遂半途而废。《左传· 庄公十八年》:“及(楚)文王即位, 与巴人伐申, 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 取之”；《左传· 文公十六年》:“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 遂灭庸。”可见巴与申(今河南南阳)、庸(今湖北竹山)、秦(今陕西凤翔南)、那处（今湖北荆门东南）均相距不远，便于结盟或相互攻伐。巴、濮、楚、邓分别在汉水流域的上游与中游，那么巴在春秋初的东进当沿汉水谷地东下，但原来的汉中、安康盆地仍然留有不少巴人在“根据地”生存。这应该就是为什么春秋文献会出现数个“巴地”的原因。
春秋末期，巴人逐渐从汉水中流进入夔峡、清江流域，这就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的“廪君”巴人。这一时期的巴人处于楚、蜀、庸、秦等国的夹缝之中，特别是受到强大楚国的压迫，时而与楚结盟，时而又与楚战争，总体上国力较为弱小，艰难求生存。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败于鄾” ，遭受重创，被迫向西迁移，一部分进入清江流域，另一部分则进入嘉陵江中下游地区，也即今日重庆地区及川东北，形成战国前期巴人活动地域的基本空间。公元前504年, 吴军攻陷楚国郢都, 乘胜西进，攻伐巴、蜀。《吕氏春秋· 简选篇》说：“吴阖闾与荆（楚）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吴国西征与巴、蜀交战，不可能是在今日嘉陵江下游，只能在楚国西部边缘，也即宜都以西的清江流域。此后一百多年，巴在楚、蜀、秦间时叛时附，摇摆不定。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巴曾联合攻楚，《史记·楚世家》谓：“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扦关以距之”。这里司马迁可能有笔误，蜀在巴之西北，蜀要伐楚则必须越过巴国，而且蜀与楚间隔巴，并无接壤，也没有利害冲突，何以要远道“攻楚”？因此《史记·楚世家》的说的“蜀”很可能是“巴”笔误。兹方即今湖北松滋，“扦关”今有秭归、宜昌、奉节等不同说法。从战国中期楚、巴的所处政治地理对峙形势看，宜昌说较为符合实际。而楚国设扦关以拒巴，可见巴一度势力甚炽，连南方大国楚国也对巴采取退避之势。但好景不长，楚很快再复强盛，开始反击，并向西步步进逼。《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松滋》条称“《左传》巴人伐荆。《荆南记》云: ‘巴人后遁而归, 因有巴复村在山北’”。这次在楚的强大反攻下，巴人势力退至三峡以西，并且循嘉陵江向川北发展，形成了战国后期的巴的基本版图：“其地东至鱼腹, 西至僰道, 北接汉中, 南极黔涪… … 其属有濮、賨、苴、共、獽、夷、蟹、之蛮” 。巴迁至三峡以西后，择枳为国都，“枳”即今之涪陵，《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墓多在枳”。最终在楚、秦的夹击下国势日蹇，不断向北迁移，公元前316年，最终被秦亡于阆中。陈寿《益部耆旧传》说：“楚襄( 威) 王灭巴子，封废子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 。巴虽然最后亡于秦，但主要原因却是楚国不断向西进逼的结果。
巴灭国后，巴国遗民并没有随之灭绝，在川北及川东南地区仍有相当一批巴人留居，不过所居住地由巴国变成“巴地”。杨雄《蜀都赋》云蜀地“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巴地在秦始皇时还出现了著名女商人巴寡妇清，以采取渝东南丹砂致富，富可敌国，秦始皇“筑女怀清台”于涪陵。川东的“巴渝舞”在西汉曾经引入长安，成为为汉高祖表演的宫廷舞蹈。应邵《风俗通义》说“阆中有渝水, 賨人左右居，锐气喜欢舞，高祖乐其猛锐，后令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巴人支系賨部族几度兴盛，频繁见载于史籍。賨人早期的活动中心在大巴山南麓的宕渠（今四川达州渠县及南充市营山县一带），《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 。可见在东晋时期賨人就离开了川北宕渠一带，原聚居地已成故址，只留下了賨城、卢城这样一些遗迹。也可以推证东晋以前宕渠一带确实为賨国的聚集中心。既以“賨国”，则必有政治中心与城池，有军队、衙署等建制。有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前，他们就在嘉陵江流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被西迁巴人同化，賨人演变为巴人一支” 。此说虽有合理成分，嘉陵江流域自秦陇至巴渝，长达一千多公里，到底哪里为賨人的“国家”，论点过于笼统，无法确指。也有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前，賨人就在嘉陵江流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被西迁巴人同化，賨人演变为巴人一支，并认为《华阳国志》所载周武王伐纣时所“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中的“巴师”应为賨人，此可备一说。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北碚东阳镇黄桷老街发现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17座，挖掘者认为是嘉陵江中下游该时段考古发现的重大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是首次发现历史上零星记录的“渝水賨人”活动的重要线索。此次发掘，出土器物110余件，有铜器、铁器、陶器、漆木器、柳叶剑、矛、印章等 。尽管这批墓葬是否就是賨人所遗留还有待利于进一步研究，但賨人悍勇善战，从出土的柳叶剑等兵器来看，符合巴人的兵器特征，应该说与賨人有一定关联性。汉末三国时，大巴山地区的賨人因作战勇猛，为各路军阀集团所争取。巴西郡汉昌县 是一个賨人聚集区，《魏志》卷一《魏武纪》提及賨人为巴七大姓之一 ；《三国志》卷一五《蜀志·程季然》载：“季然名畿，巴西阆中人也。刘璋时为汉昌长，县有賨人，种类刚猛，昔从髙祖以定关中。巴西太守庞羲以天下扰乱，郡宜有武卫，颇招合部曲”。但巴渠一带的这支賨人后来受到曹魏强制性的军事移民，賨人首领李虎率族众500余户附魏受封将军并将族众尽迁略阳北(今甘肃秦安县东南)，遂号为“巴氐”。《晋书·李特载纪》载，“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晋书》中的这段记载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在汉末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宕渠賨人曾经翻越大巴山北迁略阳杨车坂。“杨车坂”在什么地方？目前尚难考证清楚，但从后来魏晋南北朝汉中西北部曾经有杨氏仇池国长期割据，“杨车坂”应该就在今陕西汉中与陇东南交界处一带。二是宕巴賨在军事上与西征汉中的曹操结盟，并接受曹魏的统辖；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宕渠賨人北迁秦陇后，与当地的氐羌融合，演变成为后来的“巴氐”，本民族称谓消逝，进而在文献中也就失去了特色记忆。但《魏书》仍然称李雄为“賨李雄”，可见认定李氏政权出自賨人。五胡十六国期间，李雄在西蜀成都建立成汉政权并维持统治达三十余年，应该保留了宕渠賨民族的最后活动的记录。
秦汉之际，渝东地区的巴人另一部分则经中央的强制移民，迁移至关中东南秦岭山中的商洛一带。《隋书·地理志》载：“豫州上洛、弘农, 本与三辅同俗, 自汉高祖发巴、蜀之人定三秦, 迁巴之渠率（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 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 风俗犹同巴郡。淅阳、淯阳、亦颇同其俗云”。汉高祖刘邦对巴渠賨人豪酋的迁徙商、洛与三国初曹操对宕渠賨人的强迁徙略阳实质上如出一辙，就是鉴于巴賨民居大巴山之南，民性悍勇，不易制服。征调北方，既可以使其离开根基，防止后患，又便于军事征役，为中央王朝所用，可谓一箭双雕。但这一政治、军事策略上运筹的结果，却是一个古老而英雄的民族渐渐分化、泯灭，最终成为史籍中一个遥远的回忆。
本文刊载于彭裕商、彭邦本主编：《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下），成都：巴蜀书社，2022年，第1169-1175页。如需引用，请查阅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渠县历史博物馆（原载 西南史地研究）
作者：马 强（陕西汉中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蜀道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致力于蜀道文化、文献、西南历史地理、巴蜀文化等研究。在《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120多篇。主要著作有《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2004）、《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2016）、《蜀道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2019）等，主编国家出版重点项目《中国蜀道交通史》、《蜀道历史地理与文化丛书》等多部）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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