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境内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仍在持续，已造成 61 人死亡，确诊病例达 359 例。此次流行的埃博拉本迪布焦毒株病死率介于 30% 至 50% 之间，现阶段尚无获批上市的针对性疫苗。
牛津大学的两位科学家特雷莎・兰贝与丽贝卡・马金森，正牵头团队研发这款疫苗。今年 6 月初，牛津大学成为三家获得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专项资助的机构之一。二人做客《对话》每周播客栏目，分享了埃博拉疫苗研发的重重挑战。以下为本次访谈的精简译文。
2025年2月，乌干达坎帕拉市穆拉戈转诊医院开展疫苗试验期间，一名护士手持一瓶埃博拉苏丹型疫苗。
当下疫情形势有多严峻？
丽贝卡・马金森：目前疫情形势不容乐观。相较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本次防疫响应进度严重滞后。疫情初期，检测人员误判了病毒类型，未能第一时间锁定致病元凶，直到后期才确认这是本迪布焦毒株。
当前确诊病例数远超警戒线，公共卫生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的状态。
我们对埃博拉本迪布焦毒株有哪些了解？
埃博拉并非单一病毒，而是一个病毒属，旗下包含多个病毒株，本迪布焦便是其中之一。该毒株最早于 2007 年在乌干达西部的本迪布焦区疫情中被发现。
从生态习性来看，人类对它的认知仍存在大量空白。和其他埃博拉病毒一样，本迪布焦毒株属于人畜共患病原体，常年在动物体内传播，偶尔会跨物种感染人类。
目前主流推测认为，部分果蝠是该病毒的天然宿主。这一猜想的依据是，多种亲缘相近的埃博拉病毒均已证实与蝙蝠相关，科研人员也在蝙蝠体内检测到了埃博拉病毒的遗传物质。不过，针对本迪布焦毒株的相关研究仍有大量工作亟待推进。
它与扎伊尔毒株等其他埃博拉毒株有何差异？
丽贝卡・马金森：二者同属埃博拉病毒大家族，存在不少共性。它们都属于丝状病毒，在显微镜下外形酷似牧羊杖。该病毒属的所有毒株，表面都会表达一种名为糖蛋白的蛋白质。
二者的核心差异集中在糖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上，两种毒株的该段序列相似度仅约 60%。
虽然它们的传播习性、生态特征大体相近，但受糖蛋白序列差异影响，我们无法确定针对某一种毒株研发的疫苗，能否对另一种毒株产生防护效果。
我们是否尝试过用现有疫苗应对本迪布焦毒株？
丽贝卡・马金森：我们从未在人体中开展相关试验，而人体试验才是验证疫苗交叉保护效力的黄金标准。目前仅完成了少数小规模临床前研究，所得数据十分有限，结果也表明现有疫苗很难对本迪布焦毒株起到有效的交叉防护作用。
埃博拉疫苗为何如此难以研发？
丽贝卡・马金森：针对埃博拉扎伊尔毒株，目前已有两款获批上市的疫苗，且防护效果良好。由此可见，研发难点并非源于病毒本身的生物特性，核心阻碍集中在后勤保障与资金层面。
与流感、新冠这类大范围流行的疫病不同，埃博拉病毒全球感染人数相对有限，即便每次暴发都会造成惨重伤亡，也难以给制药企业带来常规的市场收益。疫苗研发成本高昂，商业回报却微乎其微。
埃博拉疫苗的研发进展，大多依赖各国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扶持。以往引发多次疫情的埃博拉毒株，也确实获得了更高的研发优先级。
除此之外，现实落地难题同样突出。埃博拉疫情往往暴发在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即便疫苗研发成功，后续的量产、运输、储存以及快速配送至疫区民众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当地的综合能力，而配送效率直接关系到能否阻断病毒传播。
款针对扎伊尔毒株的获批疫苗作用原理是什么？
丽贝卡・马金森：这两款均为病毒载体疫苗。研发思路是选用一种无感染性、无致病性的安全病毒，先剔除其负责表达表面蛋白的基因片段，再植入前文提到的埃博拉病毒糖蛋白基因。随后将改造后的载体病毒制成疫苗投入接种。
接种者绝对不会感染埃博拉病毒，疫苗本身也完全不具备致病能力。这种载体病毒会将埃博拉糖蛋白送入人体，进而刺激人体产生针对该蛋白的抗体与 T 细胞免疫应答。两款疫苗均采用这一作用机制。
其中一款名为埃尔韦博（Ervebo）的疫苗，仅需单剂接种；另一款则需要先后接种两剂，分别为扎布德诺（Zabdeno）与姆瓦贝亚（Mvabea）。
两位都参与过埃博拉疫苗研发，能否介绍一下查德奥克斯（ChAdOx）疫苗平台的发展历程？
特雷莎・兰贝：查德奥克斯是我们团队深耕多年的病毒载体疫苗平台，可将其理解为一种 “即插即用” 的模块化技术。该平台以黑猩猩腺病毒为基础改造而成，改造后的腺病毒丧失了感染能力，成为通用的疫苗研发载体。
对于埃博拉疫苗而言，怎样才算达到理想防护效果？
特雷莎・兰贝：在我看来，一款合格的埃博拉疫苗，首要目标就是保住感染者的生命。新冠疫情期间，常有人问我哪款疫苗效果最好，我的回答始终是：“无论你所在地区提供哪种疫苗，都请及时接种，它能守护你的生命。” 彼时所有新冠疫苗都做到了这一点。
公共卫生防控措施同样至关重要，我们从过往疫情中总结了哪些经验？
特雷莎・兰贝：首先是医护防护物资。必须保障一线医护人员拥有充足、合格的防护装备，确保他们在救治患者时自身安全。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应当被摆在防疫工作的前沿位置。我们有时会想当然地套用本土防疫经验，却忽视了疫区当地的传统习俗与生活方式。我们应当主动向疫区国家学习，尊重当地实际情况，而非强行推行外来防疫模式。同时，我们也需要如实向民众讲解疫苗与治疗药物的实际功效，打消大众的顾虑。
你所说的 “如实讲解疫苗的作用边界” 具体指什么？
特雷莎・兰贝：举个例子，新冠疫情期间，不少民众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接种疫苗后就不会出现不适症状。但疫苗研发的核心初衷，首先是保障生命安全、降低死亡率。如果疫苗还能减轻发病症状，自然是锦上添花；即便无法缓解症状，只要能保住生命，这款疫苗就具备核心价值。
还有一种普遍误解：人们误以为疫苗能彻底阻断病毒传播、让人全程免受感染。我们必须让公众清晰认识到不同疫苗的能力范围与局限性。
结合本次疫情的发生地，当地防疫面临哪些现实难题？
特雷莎・兰贝：最大的难题是密切接触者追踪。在这类疫区开展疫苗接种与试验时，常规做法是优先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接种疫苗。可一旦无法精准追踪密接人群，后续的疫苗接种工作也就无从开展。
此外，当地还存在不少疫苗抵触情绪。因此在本次疫情防控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何 21 世纪以来，埃博拉疫情的暴发愈发频繁？
特雷莎・兰贝：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全球气候变暖是重要诱因，受其影响的不仅是埃博拉，各类出血热以及人畜共患病的暴发频次都在上升。全球化进程也加剧了疫情扩散风险。人类活动范围不断侵入野生动物栖息地，大幅增加了接触这类病毒的概率。
当然，如今我们的病毒检测技术与诊断手段也更为先进，只要重视排查，就能更快发现疫情苗头。
丽贝卡・马金森：全球人员流动规模大幅提升也是一大因素。人员流动或许不会直接造成疫情增多，但会极大增加疫情管控的难度。
未来是否有可能出现更多全新的埃博拉毒株？
丽贝卡・马金森：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目前人类对蝙蝠体内携带的各类病毒仍知之甚少。科研人员正针对蝙蝠开展大规模血清学调查，试图摸清相关病毒的分布情况。综合现有线索来看，新毒株的出现完全有可能。
参考来源：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hunt-new-ebola-vaccine-two-scientists-explain-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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