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真正配得上“公共知识分子”这四个字的人，已经少得可怜，而充斥在屏幕里的，大多是另一种——我称之为“公公知识分子”，这两类人，隔着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
区别在哪儿？先说立场。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是固定的，像一棵树，根扎在土里，风来了晃一晃，风过了还是那个姿势。他们说的话，可能不讨喜，可能得罪人，但你知道那是他从自己脑子里长出来的。远的不说，就说前些年某地拆迁闹出人命，有老教授连夜写了内参递上去，不是为出名，就是觉得这事儿不对。后来拆迁方案真改了，没人知道是谁递的条子。这种人，你骂他“公知”也好，赞他“良心”也好，他该写还写，该说还说。
而公公知识分子呢？他们的立场是流动的，像水银，往哪儿倒就往哪儿流。今天可以写一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明天就能把同样的事儿写成感人肺腑的赞歌。他们的秘诀在于永远跟“大势”保持一致，永远站在掌声最响的那一边。你去看他们的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但看完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信什么——因为他信的，就是此刻最安全、最讨好的那个说法。
再说姿态。公共知识分子说话，往往是“逆风”的。不是说他们故意唱反调，而是他们习惯盯着社会的暗处看。医生盯着病灶，老师盯着错题，知识分子盯着不完善的地方——这是职业病。陈寅恪晚年失明，还要口述文章，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没想过这话会不会惹麻烦，他只觉得这是常识。这种人说话不讲究修辞，不讲究分寸，甚至不讲究场合，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近乎笨拙的真诚：我觉得不对，我就得说。
公公知识分子恰恰相反，他们永远“顺风”。他们最擅长的，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尖锐的矛盾圆润化，把一切不和谐音翻译成悦耳的颂歌。你听他们讲话，永远挑不出毛病，永远站位很高，永远滴水不漏——但也永远不解决任何问题。他们像旧时的清客，东家喜欢梅花，他们就写咏梅诗；东家喜欢牡丹，他们转头就能写《牡丹赋》。你问他们梅花和牡丹哪个好？他们说：“都好，都好，各美其美嘛。”
还有个更关键的区别：面对权力时的反应。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是硬的。梁漱溟当年在批斗会上被问“有何感想”，老头儿腰杆挺得笔直，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不是不知道后果，他只是觉得不能说假话。顾准在日记里写：“活着，就要做一点对得起良心的事。”这些人的骨头，是敲得出响的。
而公公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是软的。你甚至不用真的威胁他，只要让他嗅到“风向”变了，他自己就会主动调整姿态。他们最怕的不是良心不安，而是“不合时宜”。所以他们永远在揣摩上意，永远在解读政策，永远把“领导说过”挂在嘴边。他们的文章里没有“我认为”，只有“我们要”；没有“但是”，只有“同时”。
最后，归宿也完全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的结局往往不太好，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遗忘，要么像顾准那样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但他们留下的是种子，是火苗，是几十年后还有人记得的“那个说过真话的人”。顾准死了几十年了，现在还有人在读他的日记，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不是废话，是掏心窝子的话。
公公知识分子呢？他们大多活得很好，名利双收，觥筹交错。但他们的文章第二天就没人记得了，像烟花，放的时候挺响，灭了一下子就黑了。更可悲的是，他们自己恐怕也分不清，哪些话是真的信，哪些话只是说着顺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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