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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 ofero 王栋:出海所说的本土化,是无数个细节的叠加。

文丨郭瑞婵

编辑丨龚方毅

ofero 发往印尼的第一批 40 多辆电动两轮车,有十几辆在当地转运时被磕花。团队随后把中国的装车流程拍成照片和视频,发给当地物流商照着操作。凭借对印尼市场的熟悉,几个月后,这个只有 10 人、尚未建立自主产品研发体系的团队,已经在印尼开出 100 家专卖店。

创始人王栋在 vivo 工作了 18 年,曾任 vivo 印尼市场 CMO,在当地积累了一批零售商关系。2022 年创业 ofero 后,吸纳了不少前 vivo 员工,熟悉的渠道让公司省去了从头建立信任的时间。

但这种优势很快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2023 年,100 多个中国电动两轮车品牌进入印尼。两年多后,仍在经营的约有十几个。部分退出品牌低价清理库存,行业平均零售价从约 2500 元降到 2000 元以内。ofero 没有跟随降价,成为留下来的品牌之一。

现在 ofero 进入了 8 个国家和地区。据公司披露,2025 年销量为 15 万辆。王栋希望今年把销量提高到约 30 万辆。

两轮车创业难度远低于汽车,出海要解决的问题并未相应减少。一辆车从工厂到用户手中,要经过产品设计、生产、运输、门店销售和维修服务等多个环节。即便是次优解的决策,也要遵循对的商业逻辑。

比如起初在印尼用成熟车型贴牌、开始销售后再组建研发团队,是因为手里的钱不够多;进入哥伦比亚后,增加成本也要把固定电池改成可拆卸电池,是因为这才适合当地楼房居住和充电条件要求;第一次向哥伦比亚供货时,中国工厂因春节停工,ofero 改从印尼发货,增加的运费和关税使这批货亏损,王栋仍决定按原报价供货——他说这是步步高体系强调的 “本分”。

后来,传音投资了 ofero。vivo 开拓海外时,常有熟悉的中国代理商共同进入;传音早期更多依靠当地人建立渠道。ofero 开始学习这种做法,并借助传音的代理进入非洲,先服务快递公司、配送骑手和摩的司机。

再往后能做到什么程度可能要靠一点运气了。结合行业报告及与锂电池企业新能安的交流调研,容量 3 至 4 度的电池可以满足东南亚约四成人口的日常通勤需求,价格也在当地消费者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但这部分人群中,改用电动两轮车的比例只有约一成,电池成本、充电设施、耐用性、安全性和金融服务都影响消费者选择。

在无锡工厂见我们时,王栋说去 vivo 印尼和创业都是 “喜欢做开拓性的、有挑战的事情”。他很清楚本田、雅马哈拥有品牌、渠道和制造能力,雅迪等中国企业也在增加海外投入。较早进入市场,只为 ofero 留出一段建立产品、渠道和组织能力的时间。

“竞争永远存在,也永远会有新的进入者。怕没有用,只能把自己做强。真正等他们来正面竞争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能力。前端的营销能力、后端的研发能力,都要尽快建立起来……我焦虑的不是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赚钱。我更焦虑的是,公司能力怎么成长,未来才能跟本田、雅马哈竞争。” 王栋说。

以下是《晚点 Auto》与创始人王栋以及联合创始人夏立伟的对话,经编辑:

账上没有 2 亿现金,我选择从贴牌做起

晚点:为什么创业做电动两轮车出海?

王栋:我看过餐饮、职业培训等方向,首先考虑市场够不够大、能不能做二三十年。我们在 vivo 一直讲 “长坡厚雪”,段总(段永平)也总是讲这个词。当然,也要考虑团队是否具备相应能力。两轮车是耐用消费品,经营思路和手机接近,正好是我们熟悉的领域。

印尼有 2.8 亿人口,摩托车保有量为 1.3 亿辆,整个东南亚按照目前的收入和基础设施条件,还不会大规模转向四轮交通工具。非洲 17 亿人口里摩托车保有量只有 2700 万辆。随着经济发展,摩托车需求可能集中增长,逐渐接近东南亚目前的状态。

晚点:从印尼开始是因为那是你最熟悉的海外市场?

王栋:我的资源、团队和对市场的了解都在那里,从印尼开始,成功的可能性更高。有些市场竞争较少、购买力更强、毛利更高,但如果不了解当地,也未必能做好。产品和销售方式都要建立在对本地市场的理解上。

晚点:你们怎样确定产品和销售方式?

王栋:我们在印尼调研半年,访谈了几十名消费者和零售商,了解谁在买车、怎样使用,以及什么产品好卖。之后又调查当地的渠道结构、代理商和厂商,回国花两个月走访供应链。了解清楚后,我们才确定产品、渠道、配色、定价和成本。

晚点:你们调研后得出了哪些结论?

王栋:印尼很多家庭会在伊斯兰的开斋节骑几百公里返乡,一家四口同乘一辆摩托车,两侧挂着行李。摩托车是当地家庭很重要的资产,买一辆车通常要花三四个月工资,消费者自然会担心电动车的续航。日常骑二三十公里,普通锂电池已经够用,但也有人需要长途行驶。我们正在研发适合摩托车的增程器,希望解决这部分需求。

由于现在还不能确定市场规模,所以要先尝试,再尽快验证。公司售价最高的一款电动自行车约合人民币 4500 元,销量在各车型中排到前三,市场反响比预期好很多,我们认为市场上可能有一批愿意为好技术付费的尝鲜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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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ro 目前最贵的电自车型 Stareer 5 lit

晚点:既然看到了电摩需求,为什么先做电动自行车?

王栋:如果一开始做电摩,可能要研发两年才能销售。通过改造国内成熟产品来适应当地市场,开发周期短,这样可以先开展业务,产生营业额和毛利,再扩充团队,我认为更稳健。所以,第一年我们找到现有品牌的畅销车型,再从成熟产品中选择整体更好、卖点更明确的产品贴牌。

那时只有 10 个人,即使了解消费者需求,也没有人替我们开发。第二年,我们开始组建研发团队,目前在售产品已经切换为自主开发的产品。当然,如果一开始账上就有 2 亿元现金,也可以先研发两三年。每个团队的条件不同,很难笼统判断哪种做法更好。

在印尼经历 100 个品牌的大逃杀时刻

晚点:在印尼做两轮电自,有什么超出你们预期?

王栋:印尼的竞争激烈程度超出了预期。很多公司听说当地有需求就来了,没有深入调研,也没有完整的商业计划,只是把国内产品搬到印尼,找工厂组装,再找渠道销售。这种做法很难持续。只有竞争者极少时,产品才可能 “拿过去就卖”,但这样的市场几乎不存在。

晚点:这些品牌退出前低价清理库存,你们怎么应对?

王栋:一开始我觉得参与者越多越好,可以帮助消费者认识电动车。后来我开始担心,一些公司过度压低成本,会影响整个品类的口碑。产品卖不出去后,它们低价清理尾货,把行业均价从约 2500 元降到 2000 元以内。我们没有跟随降价,也没有做低端产品。我们调研到自己在印尼的销量排第四、在中高端品牌里用户认知度领先。这说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不要太关注短期经营结果,持续做好产品,让口碑带来复购和传播,这是我们在 vivo 受到的训练。

晚点:2025 年印尼销量下降,哥伦比亚为什么反而超过了印尼?

王栋:这有些超出预期。我们在印尼投入的资源最多,但当地竞争也最激烈。哥伦比亚竞争相对少,增长反而更快。海外业务要扩大规模,就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规划东南亚以外的市场。

晚点:东南亚的竞争已经接近中国市场,为什么还要继续投入?

王栋:东南亚仍是体量最大的区域市场之一,大多数品类出海,很难找到比东南亚更大的市场。竞争会拉低毛利,也会提高对管理、产品、服务和成本控制的要求。一个市场的价值不只体现在利润。如果能在印尼建立这些能力,进入其他市场会更轻松。

夏立伟:如果国内的卷是 10 分,那东南亚最起码 9.9,尤其在印度、印尼这些大市场,进入门槛和成本都不太高。海外市场先发优势很重要,早进入一两年,竞争格局就可能不同。

晚点:激烈竞争中还要从贴牌转向自研,最需要建立什么能力?

王栋:产品设计、品控和渠道建设的优先级比较高。普通产品不难做,难的是兼顾品质和差异化和价格,这关系到品牌的定位。当然,只有随着规模扩大,供应链议价能力提高,成本才会下降。

晚点:接下来在印尼准备怎么竞争?

王栋:我们会加大投入,自建工厂、降低组装成本、整合资源,增加价格更合适、更符合印尼消费者需求的车型。印尼有大量用户只需要一辆可靠、负担得起的代步工具。我们以前没有进入这个市场,现在开始做了。今年 5 月,这款车型上市后订单迅速增加,超过前 5 个月的订单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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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ro 今年 5 月新上市车型 Ledo 5

本土化是无数个细节的叠加

晚点:今天出海企业都知道要本土化。你们觉得产品本土化具体要改什么?

夏立伟:本土化包含太多细节,看起来可行,真正做起来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各国的电压和家庭用电功率不同,电力条件未必有中国这么好。有时电压太低,车充不了电,或者一开空调就跳闸。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采用宽电压设计,适应不同国家的电压条件。

王栋:印尼多数人住平房,可以直接在院子里用插线板充电。哥伦比亚大部分人住楼房,车上不了楼,停车场又没有充电设施,就需要把电池带回家。我们原来把电池固定在脚踏板下,进入哥伦比亚后改成锁扣结构,让用户可以取出电池。这些调整会增加研发投入,但能解决实际问题。

晚点:哥伦比亚市场规模有限,增加的研发成本怎样收回来?

王栋:我的零售价也可以比别人高。不要怕成本增加,或者说不能只考虑降低成本或者成本能否覆盖。只要你的产品卖点有效,能够满足用户需求,那就是它的价值。更好的产品当然可以卖更好的价格。

晚点:在哥伦比亚你们的车贵多少?

王栋:20%-30%。

晚点:其他人不会有样学样?

王栋:它们即使意识到也很难解决,因为规模小、没有自己的研发,主要依靠贴牌。代工厂不愿意替小客户做研发、开模具,因为订单规模太小,还麻烦。

晚点:你们怎样持续了解不同市场?

王栋:我每个月大约一周在印尼、一周在中国,其余时间去其他市场。产品经理也经常出差,在印尼基本每月做一次定性调研,每季度做一次定量调研,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具体问题,也会验证一些前期判断。

晚点:怎么知道这些调研管用?

王栋:确实帮我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部分门店的售后价格不统一,这是消费者目前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有的加盟门店想多赚钱,公司对门店的管理又不够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与公司仍处在早期有关,这是一个逐步往上走的过程,发现问题后逐步解决,门店管理才能不断改善。

夏立伟:这也是有些企业国内做得好,出海未必能做好的原因。研发容易有惯性,国内好做、量又大,自然先聚焦做国内。海外业务起步时规模较小,本土化也不充分,收集到的信息可能失真。但我们只做海外,更聚焦。我们的研发人员会直接去当地市场了解情况。

晚点:在销售策略上,南美和东南亚会有什么不同?

王栋:南美消费者较多使用现金,东南亚更习惯分期付款,摩托车消费中约八成采用分期,我们已经对接近 10 家分期公司。即使同在东南亚,也要分别设计渠道、销售方案和产品组合。我们在印尼以专卖店为主,泰国则以销售多个品牌的 “店中店” 为主。

晚点:印尼岛多、山多,你们开店前都走了一遍?

王栋: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我们所有开业过的门店,都是我们事先走访过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考察一个零售点。从山上到海边的小镇,开车花了 8 个小时。晚上大约 11 点,因为没有路灯,又全是山路,司机担心出事,不敢继续开。我们只好在途经的村子里找了一家宾馆。房间很小、很旧,也不干净,没有热水。最后实在住不下去,我们在车里睡了一晚,把房费当作停车费付了。

晚点:你们在这个过程里交了哪些学费?

王栋:刚起步时,我们不熟悉印尼的物流方式。当地用双层货车运车,车辆不装箱,只用绳子固定。第一批 40 多辆车中,十几辆因碰撞无法销售。后来我们拍摄照片和视频,一步步告诉物流公司怎样装车、使用什么材料保护车辆,并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不按要求操作,损坏后需要赔偿。其实就是大量类似的细节问题。

向传音学习另一种范本:怎么通过当地人出海?

晚点:vivo 的经历对创业起了多大作用?

王栋:非常重要。创始团队很多人来自 vivo,熟悉海外渠道、本地运营和品牌推广。过去积累的手机零售商资源,也帮助打开了渠道。因为彼此有足够的信任,当我说要做这门生意时,他们会主动问能否参与。

夏立伟:我给你们分享一组数据,2023 年 2 月,我们第一次向印尼发货;到同年 6、7 月,已经开出 100 家专卖店。

晚点:你们完成了 3 轮融资,其中两轮来自传音系,为什么选择传音?

王栋:我们对很多市场缺乏了解,传音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市场。比如,我们原来不了解非洲,也没有进入非洲的计划。此外,vivo 开拓海外时,常有中国代理商一起出海,后来成为当地的国家代理。传音提供了另一种范本:没有中国代理商跟随,就依靠当地人建立渠道,同样取得了成功。我很想知道他们怎样与当地人合作,又怎样管理这些渠道。我们在巴基斯坦的代理,以前就是传音的代理。

晚点:与原来不熟悉的当地代理建立信任,这好像跳出了你渠道合作方面的舒适区?

王栋:对方不会一开始就完全相信你,合同细节也会反复协商。但信任可以逐步建立。我们本分、诚信地做事。遇到利益争执时,我让你三次,你还不信任我吗?我说的话我都做到,你还不信任我吗?

晚点:有什么具体例子吗?

王栋:向哥伦比亚代理第一次发货时,国内正好赶上春节,上游工厂来不及供货。我把已经运到印尼、交过关税和运费的车发给代理,仍按原价供货。这批货肯定亏钱,但代理缺货也会少赚钱。我们答应过,就要做到。我们还是在坚守一些东西。

晚点:传音又怎样影响了你们的非洲业务?

王栋:传音的创业训练营带我们到非洲调研。访谈十几个摩托车用户后,我们发现,当地更适合先服务企业客户和职业司机。我们原本就计划在菲律宾和哥伦比亚试点,为快递公司、配送骑手和摩的司机提供车辆。

我认为,两轮车的电动化会先发生在这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场景。从企业客户和职业司机入手,现阶段也更适合进入新兴市场。我们开发了车辆定位和远程锁车,快递公司可以查看车辆行驶路径,也可以根据数据调整配送路线。我们还打算做租赁,建立充值账户,让暂时一下子买不起车的外卖骑手可以先交押金,充值后用车。

晚点:传音在非洲也有两轮车生意,你们会有合作的机会吗?

夏立伟:我们在非洲会借助传音的渠道,在其他地方我们也有网点上的合作。

晚点:今年你们的销量目标是多少?

王栋:我们希望今年销量翻一倍,达到 30 万辆,营业额达到 4 亿至 5 亿元。目前我们已经进入 8 个国家,哥伦比亚和巴西是今年重点推进的市场。

晚点:进入的国家越来越多,资金压力怎样解决?

王栋:海外物流周期长,占用的资金很多。去年红海航运受阻,船期从一两个月延长到三个月,哥伦比亚业务又突然增长,现金流一度紧张,我借给公司 1000 多万元。我们目前现金流够用,但仍会继续融资,为后续发展做准备。

晚点:中国两轮车大厂也在出海,东南亚市场又长期由本田、雅马哈等日系企业占据。作为创业公司,未来准备怎样与它们竞争?

王栋: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是可以容纳很多参与者的。之所以能共存,是因为品牌之间有清晰的定位差异,定位反映过来就是细分市场,并不是谁的资源更多,谁就能够一统市场。竞争永远都存在,永远都会有新进入者,怕也没用。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强,保证正面竞争时有足够的能力。我们这些年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做踏实,逐步发展,当然速度要快,尽快构建起前端营销的能力、后端研发的能力。

做个本分人,吃点亏没有坏处

晚点:为什么离开 vivo 创业?

王栋:从职业规划来讲,继续向上的机会似乎不大了,对工作的激情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了,逐渐变成日常维护,不像我们一开始进入市场时的那种打仗作战的感觉。我还是更喜欢做开拓性的事情。vivo 成立海外产品部时,由我负责;公司决定在印尼设立国家公司时,我也主动申请过去。如果把工作阶段分成从 0 到 1、从 1 到 10 等等,离开 vivo 前我的工作变成如何保住 100,不让它往下掉。

晚点:vivo 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王栋:对,2004 年本科毕业后,我加入步步高(vivo 前身),中途离开读研,之后又回到 vivo,一共在那里工作了 18 年。

晚点:你前面提到了 “本分”,你们公司的愿景墙上也写着 “本分”,步步高或者 vivo 塑造了你。

王栋:我们也只会这一套(笑)。

晚点:你怎么理解 “本分”?

王栋:“本分”,是做对的事,把事做对。我们常讲 “种因得果”,最重要的是 “因”,不要盯着那个 “果” 看,不管做什么品类,只要能解决用户需求、给用户带来价值(因),自然就能盈利(果)。

晚点:极兔早期,很多步步高老员工、股东都参与了投资,感觉在这个圈子里,彼此之间资源互用、互相帮忙是很常见的。

王栋:对,这个体系里的人,尤其是待得足够久的 “老人”,经过企业文化的洗礼,价值观比较一致。即便彼此不熟,哪怕从来没见过面,只要知道对方的背景,就能建立起基本的信任。

中国人常说的 “吃亏是福”,在利益分配上愿意退一步。我们愿意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让合作伙伴多赚一些。只要他们能赚钱,我们自然也能赚钱。被 “本分” 文化洗礼过的人,大多有长期思维。当然,这并不等于 “本分” 就不能赚钱,而是不要为了眼前一点利益去做伤害信任的事情。

晚点:你说你一直喜欢开拓,这和你童年经历有关吗?

王栋:小时候是 “孩子王”,会打架,青春期也比较叛逆,高中时试过离家出走三个月,出去打工,书都不读了。

晚点:为什么离家出走?

王栋:我爸从小对我是棍棒教育。那一次回家晚了,上晚自习有同学心脏病发作,我送同学去了医院,等到病情稳定下来后,已经半夜了,家里人不知道我去了哪,很担心。回家之后,我爸以为我在骗他,就揍了我一顿。我受不了做好事还要被揍,第二天就坐火车从甘肃天水去了河北秦皇岛投奔朋友,想着离家里越远越好。

那三个月,我在餐馆里打工。河北很冷,虽然餐馆包吃包住,但住的地方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烧的大煤块,我早上 6 点多就要起来砸煤块,砸完搬上三轮车后,就蹬到店里去。白天生火和面、擀饺子皮、剁饺子馅,晚上卖羊肉卷。天天守在泡着羊肉的冰水旁,伸手拿肉,手脚都冻烂了。

餐馆旁边是一所大学,我看到大学生的生活,意识到如果不读书,只能靠体力劳动谋生。三个月后,我回去继续读书。

晚点:创业后面对的竞争,与 vivo 时期有什么不同?

王栋:vivo 出海时品牌已经有一定认知度,公司可以调动的资源也更多。但现在作为创业公司,我们面对的条件完全不同。本田、雅马哈拥有品牌、渠道和制造能力,一旦集中资源发展电动车,竞争门槛会迅速提高。中国两轮车企业也在增加海外投入。足够大的市场可以容纳定位不同的品牌,但我们仍要尽快建立营销和研发能力。

晚点:未来三到五年,有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做?

王栋: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不能为了低价降低产品品质,也不能拖欠供应商货款。这既是本分,也是我认为企业做好、做大的根基:不能伤害消费者和合作伙伴。

晚点:这是段永平所说的 “有所不为”。

夏立伟:“有所不为” 体现在产品定位上,如果像一些企业一样只做低价产品,成本压到一定程度后,亏损会迫使企业继续降本,最终导致产品和品质变形。

晚点:从大公司出来创业,这几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栋:我是真的喜欢做这件事。创业这几年,确实感受到压力和焦虑都很大。但我焦虑的不是 “活不活得下来”“赚不赚钱”。我压根没考虑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只要做对的事情肯定就会赚钱。我更焦虑的是公司能力如何成长,才能在未来足够可以跟本田、雅马哈这些品牌竞争。

题图来源: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