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五五开国少将李觉被查出患严重的心脏病，无法坚持工作。西藏工委和军区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在北京的司令员张国华亲自打电话，让他到北京治病。
从1950年初进藏，一直到此时，李觉没有休过一次假，把到内地开会和出差的机会也都让给了其他同志，自己则坚守岗位。这次因为身体原因，李觉才乘刚刚通航不久的飞机，来到首都北京。
不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李觉第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1936年离开北平21年后第一次回北京。21年来，地覆天翻，换了人间，展现在李觉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首都。
当李觉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检査时，一天，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来看他：“李觉，身体怎么样啦？”
李觉回答说：“能吃能睡，没什么事了。”
陈赓笑着说：“那好，我们准备欢送你了。”
李觉感到莫名其妙，问：“副总长，为什么要欢送我？往哪里送？该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
“革命事业尚未成功，你就等着享福啦？没有那么便宜的事！”陈赓还是一贯的幽默。
“那到哪里？”陈赓性格开朗，爱开玩笑，但李觉也知 道，一位大将、在总参分管军事工业，还兼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那么忙的人，不会专门到医院，来给他这个下属开玩笑。
“详细情况，二机部的宋任穷部长会告诉你。”说完，陈赓对他狡黠地一笑，露出一丝神秘的神态。
核工业部初建时叫国务院第三机械工业部，机构调整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在这之前，他曾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时担任中央副秘书长，还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军队、地方的干部他都管。
遵照陈赓的指示，李觉准备去找宋任穷。可没想到，宋任穷先到医院来看他，寒暄几句后，开门见山地说：“老李，你的工作已定了，你到赖传珠同志那里，他会告诉你。”
赖传珠同志当时与宋任穷一样是军委总干部部的第一副部长，部长是罗荣桓元帅。
赖传珠和罗荣桓
李觉到干部部，赖传珠同志说：“你来得正好，这几年你在西藏工作，很辛苦，很有成绩，但身体不行，再不能让你在那里了。现在是和平时期，中央决定，让一批军队干部到地方。准备让你去搞国防工业，也是为了保卫祖国嘛！从总的任务和责任来讲，与在西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和平建设。”
赖传珠让李觉坐下，先问了问他的身体状况，过了好一会才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到二机部去，任穷同志是部长，是他点名要你去的，经总理批准。具体搞什么工作，他会告诉你的。”
赖传珠同志是军委管干部的领导，他的谈话就算正式决定了。这时，赖传珠依然没有对他讲要做什么，只是特别强调这次从部队调到二机部、七机部的一批干部，是经中央书记处和军委总干部部研究决定，总理亲自批准的。
赖传珠的谈话，使李觉感到去二机部工作的重要性，他不敢耽误，也不便多问，“八一”建军节过后，他从北京医院直接到二机部去报到。问到具体工作时，宋任穷说：“要你来搞原子弹。”
宋任穷
他接着说：“二机部新成立核武器研究所，让你来当所长。这个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弹研制的机构，机密性很强。为了保密，对外称九局，你的职务就是局长。虽然只是小小一个局长，没有参谋长、司令员那样威风，但工作很重要。”
听说让自己搞原子弹，李觉感到很吃惊：“我哪里懂原子弹？我不仅不懂，连见也没有见过，怎么搞呀？”
李觉后来回忆：当时我心里一震，是不是我听错了，我过去扔过手榴弹，也造过炮弹，还用手电筒的灯泡、搞过电雷管。但从来也没有想过搞原子弹这样高精尖的东西。
军人出身的宋任穷，说话很干脆：“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我看还是要靠我们的老传统，过去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就要在研制过程中学习研制，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
宋任穷没有讲是他点名要李觉，但他也强调是经总理和小平同志批准的。李觉想，既然组织上决定了，作为一个党员，在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面前，是不能讲条件的。
李觉后来说，在他人生道路上，如果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到西藏去是自己选择的话，那么这次搞原子弹是组织上的决定，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服从。但他是自觉自愿地服从。因此，也可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重要选择。从此，李觉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核工业事业。
李觉想着这些事，没有立即回复，宋任穷以为李觉还有些畏难情绪，拍了他的肩膀：“老伙计，抗战时期，你不是造过炮弹吗？”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宋任穷还记得这件事。
李觉摇摇头：“那是造小钢炮的炮弹，跟造原子弹不一样！”
“战争年代，条件那么困难，我们都能造出炮弹来，新中国成立了，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有国家和人民的支援，我们也一定能够造出原子弹来！”
李觉见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也不能再耽误首长的时间，便很快地进入了角色。他问：“研究所现在有多少人？”
“一个人。”宋任穷指着李觉，“就是你！”
李觉不禁愣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
宋任穷又问李觉：“关于所领导的其他人选，你有什么考虑？”
“我刚到北京，不了解情况，也不认识什么人。搞原子弹，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大家都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嘛。有什么困难找我。至于人，我先给你找了两个，一个是任副局长，一个是吴副局长，他们两个能力很强。你们三个先搞起来再说。”
临走前，宋任穷语重心长地补充道：“搞原子弹，我们都是外行，但我相信，只要把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原子弹一定能搞成！”
宋任穷说的两位副局长，一位叫吴际霖，是华西大学的化工专业的毕业生，时任二机部军工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另一位叫郭英会，是周总理的军事秘书。
后来李觉对两个副手赞不绝口：“他们两位不是我的助手，而是好搭档，我们合作得很好。”
郭英会是老八路，比李觉小几岁，解放前当过二野的团政委，建国后调到总理办公室做军事秘书。在总理办公室和军委之间起个联络作用。
据曾任九院秘书的胡干达回忆：“郭英会这个人很精干，工作抓得有步骤、有检查，我们两个秘书经常受批评，但在他手下工作确实受锻炼。平常科研室的人向他汇报工作，啰嗦是不行的。”
吴际霖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37年从华西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发现自己的专业在当时科学落后的中国，并无用武之地。
一天，吴际霖见到国民党军政部开办特种技术训练班的布告，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的一点知识应该为国家效力，就去报了名。
训练结束后，吴际霖被派到山西前线、为国民党士兵讲防化常识。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川，告别了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一去十几年，音信全无。
国民党军队里恶浊的现实，使他觉得原来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就在他苦闷、徘徊、思索的时候，遇到了在同一部队的地下党员王寒秋，经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使他明白了国民党政府不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希望。
吴际霖
1940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吴际霖在王寒秋的帮助下，带着机密资料，逃离国民党部队，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吴际霖开始用自己的知识为八路军进行弹药实验工作，成了共产党自己的第一批军工专家。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派他到鲁南，陈毅让他负责补充部队弹药和修理军械的任务；1948年转赴渤海地区负责军工生产。在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战斗中，他虽然没有上前线杀敌，但却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李觉见到吴际霖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太瘦弱了：中等个头，身子单薄，略显消瘦的脸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标准的文弱书生。
“欢迎你！欢迎你！”李觉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好……好的。”吴际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语调有点不那么连贯地回答。他不苟言笑，好像还有点拘谨，与李觉的热忱、爽朗形成鲜明的对照。
吴际霖很快地在工作中显示出过人的胆识和才华，李觉发现，在他那单薄的身躯中竟蕴藏着火一般的热情和充沛的能量。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李觉在谈到吴际霖时，对他的人品、他的才干、他的知识、他的贡献，依然给予很高的评价。
左5吴际霖
李觉说：“我刚从西藏下来，受命之初，对这方面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核武器研究所的第一个计划，也就是1958年工作纲要，是际霖同志拟定的。”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宏伟的事业，但开始阶段，只有正副局长三人，连个办公室也没有。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从这里起步，走向辉煌。
然而，用李觉的话讲，当时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除了他们三个人，什么也没有，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他们三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二机部办公厅一间小会议室里。
好在三个人的责任心很强，彼此自我介绍后，就研究怎样开展工作，立马明确分工：李觉抓全局，吴际霖抓科研。要调哪些科研人员，他比较熟悉，请吴际霖拟定名单，制订一个初步方案。郭英会负责政工和人事。吴提名单，他去调人。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找个办公的地方，把人调来了，就要让他们工作。再就是基地建设，李觉自告奋勇，承担找办公地点和建基地的事。参谋长出身的李觉，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自信能办好这件事。
李觉到二机部，找到有关人士，首先自我介绍，然后提出要求。刘杰副部长和其他部领导当然知道，热情接待，主动介绍情况。
电视剧《国家命运》中的李觉少将
去其他部门就没那么顺利了，因为保密的原因，很多部门甚至不知道二机部什么时候又新成立了一个“九局”，也没见上面下文呀，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这期间，李觉遇到了不少冷面孔，也没少生气。在西藏，李觉大小也是个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还曾兼任后勤部长， 手下参谋干事一大堆，什么时候为几间房子、几张桌子、一部电话犯过愁！但在北京，几间房子，就把他给难住了。跑了几天，一无所获。
为了尽快把原子弹搞出来，难办也得办。该烧香就烧香，该磕头就磕头，李觉全认了。
当时，吴际霖和郭英会对老资格的李觉老是跑外面求人，也感到过意不去。李觉哈哈大笑：“你们两个文质彬彬，脸皮薄，求人的事干得了吗？任穷同志虽然是二机部的部长，但他还兼着中央和军委的职务，总不能为几间房子的事去打搅他。那还是我去求人好点。”
后来，李觉找到了老领导、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当年彭真同志在北平组织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李觉就是他麾下的得力干将。
得知老部下来意，彭真二话不说，直接安排九局在西苑旅社办公，问题暂时解决了。
当时，吴际霖和郭英会在北京有家，李觉的夫人魏侠还在西藏，因此他就住在西苑旅社。西苑旅社条件较差，与一般的招待所差不多。李 觉白天黑夜坚守岗位，吴、郭二人有点过意不去：“李觉同志刚从西藏下来，身体不好，我们天天回家，他天天在这里办公，成了值班员，这怎么行？”建议为李觉另外找个住处。
李觉谢绝了：“这里挺好了，换别的地方我也不习惯。”
九局工作的保密性很强，而旅社里人来人往，情况复杂，在二机部刘杰副部长的关怀下，很快从部机关腾出几间房子，作为九局办公的地方。
但宋任穷和刘杰明确指示，九局工作的特殊性，不能在 部机关久留，必须独门独院，而且最好在郊区。李觉又马不停蹄弛开始跑。
主管人事的郭英会说：“不能让老李这么跑，得赶紧调几个人，先把办公室搞起来，让他们去跑。”
吴际霖也同意，他立即从部机关和国务院办公厅连借带调，弄了几个精干的人，成立了九局办公室。
二机部副部长——刘杰
最后，在德胜门外的花园路找了一块地方。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发展很快，花园路已在三环边上，可那个时候，花园路一带是郊区的一片农田，比较偏僻。
李觉却很满意，向部领导汇报，得到批准，又报请北京市委要地皮，彭真亲自批示同意。李觉等人立即办理有关手续，动手施工。
李觉见郭英会精明能干，关系多，情况熟，稳重可靠，觉得完全可以放心，就把九局北京的基建任务全权交给他负责，自己则决定到西北去选核武器试验基地的地址。
吴、郭二人急了：“你刚从西藏下来，身体也不好，你在北京坐镇指挥，让我们年轻人去。”
李觉这位山东大汉快人快语：“在北京办事，我不如你们；上高原，你们不如我。你们要抓紧时间物色人。研究所和基地建起来了，没有人怎么行？我们这些人只是为他们搭台子，做一些服务性工作的。唱主角的，还是那些专家。”
他们三人都是“老八路”，都有老八路的光荣传统。李觉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九局的研究所在北郊的元大都土城附近，据说老北京叫“牤牛桥”，现在叫花园路。他们很快在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究所。
从外表来看，这里的建筑都很一般。两栋普普通通的红砖小楼，一栋四层的灰楼坐落在农田村舍之间。一般人绝对想象不到，就在这样几栋普普通通的楼房中，汇聚着新中国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正在从事一项震惊世界的伟业。
为核工厂选址，难度更大，要具备很多条件。《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中，在谈到选址问题时说：
为核工厂选择合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保护环境和周围居民免受放射性物质影响的重要条件……1956年8月，建筑技术局成立选厂办公室，派选厂小组按照上述条件，到西北、西南、中南和华北等省、自治区选址。到1957年二、三季度，共选择了60多个预选厂址，以后进行了复选，并补充了个别新的厂址。
李觉到九局时，地址尚未确定，但已从60多个预选厂址，缩小到10多个，而且基本上将大方向锁定在大西北。
宋任穷和刘杰要李觉亲自考察，拿出个肯定的意见，报中央审批，立即建设基地。李觉对西北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比了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几个点的情况，觉得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环境比较好，倾向于在那里建基地。
李觉选定的核试验基地——青海省原子城
原来部里打算让李觉担任二机部副部长兼九局局长，因为李觉在西藏就是副司令员。可李觉拒绝了：“我现在就管造原子弹，二机部的其他工作我也忙不过来，还是算了吧。”只好“暂时放一放”。这一放，就是6年。
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的1965年2月，国务院才任命李觉为二机部副部长。
不久，李觉又向二机部提出，免去他九局党委书记的职务：“如果新址选好了，我未来很可能长期在西北坐镇，不在北京，九局的一把手长期不在北京怎么行呢。”于是部里任命吴际霖为代书记。李觉、郭英会为副书记。
李觉的秘书和警卫员，早已被派回西藏，另行安排工作。那时，九局除了他们三个人，连一个秘书和办事员也没有，甚至没有电话，楼上楼下，从这个办公室，到那个办公室，都要自己跑。幸好北京不缺氧，跑这一点路，还不气短。
李觉历来把职务、名利等看得很淡，用他的话说，只要有工作就行。他对自己的老领导说：“任什么职，不重要，我真的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做就行。”
宋任穷说：“工作有你干的，而且很重要，西北基地的地址，中央书记处已经同意了，是小平同志亲自批的。二机部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根据今年3月你在海北州给部党组的报告写的，现在你的主要任务就是马上到当地，立即组织开工！”
这样，李觉6月从西藏回来，8月又上了高原。这一上，就是8年。解放后，李觉在西藏8年，在青海8 年，一共在青藏高原16年。
1950年进军西藏的时候，李觉36岁，1966年从青海基地回北京时，52岁。他把一个人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青藏高原，从事了两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话分两头，就在李觉忙着个基地选址时，1958年底至1959年初，代号叫“02”的地方建起了几座楼房，可以住人、可以吃饭，可以工作了。吴际霖便立即组织新来的科学家们开展研究工作。
李觉深深意识到，到了新岗位，没有楼房，没有宿舍，没有设备，没有实验室，没有人才……一切需要白手起家，从零开始。
更重要的是，关于核武器的知识，自己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他与钱三强、吴际霖这些懂行的领导干部缺少“共同语言”；与邓稼先这些年轻的科学家，更没有“共同语言”。李觉坦率地说：“他们讲的好些事，我听不懂。”
李觉是个很真诚、很朴实的人，从来不会不懂装懂，装腔作势。他知道，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原子科学更是这样，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欺骗，否则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钱三强
他想，我不懂核科学，不懂原子弹，怎么领导这些科学家制造原子弹？需要我拿主意的时候，我拿不出主意。需要我做决定的时候，我做不了决定。长此以往，怎么能搞好工作？
他想起了宋任穷对自己说的话：不懂就学，过去从战争学习战争，现在就要从科研学习科研。
李觉决心从零开始，从头学起，不能以外行自居、以外行为荣，必须下功夫学习，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学，刻苦认真地学，钻进去，虽成不了核工业专家，要当一个懂核工业的明白人，而不能做一个糊涂的当家人。
一次，李觉从青海回来向部里汇报工作，正碰上邓稼先组织一批大学生学习核物理知识，邓稼先亲自给他们讲课。他觉得很有意思，就去了解。
邓稼先告诉他：这新来的28个大学生，都是清华、北大和航空学院的尖子生，但都没有学过核物理专业，更没有学过如何研制原子弹，我就组织他们学习有关知识。
李觉问：“你们学些什么？”
邓稼先拿起桌子上的几本书给他看：“我让他们从这几本书开始学起。”
邓稼先
李觉一看，是法文原版，他懂一点英文，法文一窍也不通，就问：“这书讲的是如何制造原子弹吗？”
邓稼先笑了：“我的大局长，今天的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讲怎样制造原子弹，每一个国家都绝对保密。不过你说的也对，这几本书都与制造原子弹有关。是钱部长从法国带来的，对我很有启发。”
看到李觉若有所思，邓稼先认真地说：“关于核工业的知识，不但您这位局长，这些大学生要从头学习，我们这些留过几年洋的人，懂得也不多。欧美国家根本不让我们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整个国家都需要从头学起。我打算先以这几本书为基础，从原子世界的ABC开始讲起，大家一起上课，一起研究，总好过我们几个留洋回来的单打独斗。”
“好！”李觉一拍桌子，高兴地说：“我就上你这个扫盲班，从ABC听起，你就收我这个学生吧！”
“李将军，我可不敢收你这个学生了。”
“稼先同志，你可不敢再称我李将军，以后就叫我老李，我虚长你几岁，当个大哥还是够格的。你就收我这个学生吧！从今天开始，我就向你学习。另外冒昧地问一下，这本书有没有汉文版？我也打算先从这本书学起。”
邓稼先告诉他，还没有翻译过来。李觉随便翻了翻，觉得这几本书对他来说，还是太深，就问：“有没有再浅一点的，从ABC开始学的？”
邓稼先见李觉是认真的，就说：“您要学一点，对工作是有好处的，这几本对您来说可能深了点，我给您另外找几本。”
从那以后，李觉就开始听邓稼先讲课。听了几讲，李觉觉得很受启发，感到大有好处，便与吴际霖、郭英会商量，在九局大力弘扬边研究，边学习的作风：能者为师，互帮互学，不固步自封，不自以为是。不搞门户之见。在讨论问题时，不是看谁的地位高，权力大，而是看谁有真才实学，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本事；不讲谁说了算，而是看谁说得对。
李觉明确提出，不搞“武大郎开店”，要襟怀坦白，心胸开阔，虚怀若谷。我们决不做阻挡科学家们前进的障碍和绊脚石，而要为他们铺路搭桥，做好服务工作。要作伯乐式的领导，让千里马在广阔的草原上奔腾向前，而不做王伦式的山寨王。
邓稼先是最早到九局的科学家，这位“娃娃博士”带了个好头，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习风气。以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朱光亚、于敏等一批老科学家来了之后，继承和弘扬了这个传统，浓厚的学习空气在九局蔚然成风。
王淦昌
当时，无论是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洋博士”，还是刚从西藏下来、自称“只会扔手榴弹”的李觉，谁都没有意识到，在德胜门外的一片高粱地里，中国的“曼哈顿工程”已悄然兴起。
晚年，不少记者、作家问李觉：“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是谁？中国的奥本海默是谁？”
李觉回答：“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与苏联也不一样。你们这些记者、作家，一定要写什么‘之父’，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知道，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是党、是人民。没有党，没有各族人民，中国的原子弹、氢弹是造不出来的。”
“在旧中国，中国人笨吗？中国没有科学家吗？中国人并不笨；科学家虽然少一些，但不是没有，我们有科学家，而且有像吴有训、严济慈、叶企孙、赵忠尧这样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但为什么造不出原子弹？为什么老是挨打？因为制度不好、国力太弱，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如同核裂变，放射出巨大的能量；科学家们非凡的创造力，才有充分展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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