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天里，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伊斯兰中心遭遇的骇人恐怖袭击，已被许多新闻机构报道。但当这则新闻在屏幕和信息流中传播时，另一层更微妙的变化也在发生：报道所使用的语言。
一些媒体使用了“青少年嫌疑人”“三人死亡”这样的说法，而不是“被杀害的礼拜者”或“针对清真寺的恐怖袭击”。词语很重要。它会塑造同情、影响紧迫感，也会左右人们如何理解暴力。很多时候，“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这类词汇的使用并不均衡：面对某些施暴者时措辞尖锐，面对另一些人时却被明显淡化。
越来越多人感到，世界正在倒退。它不是通过某种戏剧性的断裂完成的，而是在仇恨被持续正常化、公共讨论日益粗鄙、政客越来越频繁煽动分裂和种族主义的过程中，一步步滑落。
在全球范围内，反穆斯林侵害明显上升：清真寺遭破坏，戴头巾的女性遭袭击，网络空间充斥仇恨言论，一些激进团体的游行甚至公开呼吁消灭伊斯兰。这类事件很少持续引发广泛愤怒。它们短暂出现，随后又迅速消失在新闻周期的翻涌之中。
穆斯林身份并未被当作应被纳入的社会群体，而是被当作需要管理的问题。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时期使“穆斯林禁令”等政策被正常化。该政策禁止来自7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人在90天内前往美国，从而把怀疑嵌入了移民体系。
在英国和欧洲，英国改革党、国民联盟和德国选择党等政党，都是通过把伊斯兰描绘成与国家认同不相容来积累政治资本。
在印度，纳伦德拉·莫迪执政期间，反穆斯林情绪越来越多地从边缘走向政治主流。煽动性言论、群体暴力、歧视性立法以及穆斯林日益被边缘化，都表明一种政治和国际领导层既在助长、又未充分加以制止的氛围正在形成。由此显现出的，不只是偏见，更是在民族主义语言包装下被正常化的排斥。
在一些地区，对特定穆斯林群体的大规模拘押，则体现出一种更极端的国家主导型压制。它虽广受谴责，却并未引发持续而有力的全球行动。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很简单：穆斯林身份并未被当作应被纳入的社会群体，而是被当作需要管理的问题。最近，英国哈里王子谴责了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但媒体标题几乎一边倒地放大了他关于反犹主义的表态，而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提及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甚至干脆不提。这种失衡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问题不在于反犹主义或反穆斯林仇恨是否存在——两者显然都存在。问题在于，选择性的叙事方式扭曲了公众理解，激化了社会紧张，最终让犹太和穆斯林社群都更加不安全。今天，在认知越来越塑造现实的情况下，省略信息本身就可能和错误信息一样有力。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的第二天，当地举行了守夜活动。这起袭击造成3人遇害。
自“九一一”以来，围绕恐怖主义、移民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全球叙事，持续把穆斯林身份与威胁联系在一起。在政治领导人、媒体和国家政策的共同强化下，这些叙事重塑了各大洲的公众认知。最初针对某一时刻的反应，如今已经固化为一种长期结构。
伊斯兰恐惧症与其他种族主义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很少以赤裸裸的种族语言出现。相反，它往往通过特定话语中介呈现，因此更容易被辩护，也更难被挑战。特立尼达历史学家、作家克莱尔·詹姆斯曾指出，种族主义并不只是态度问题，而是一套剥削体系；精神科医生弗朗茨·法农则表明，种族主义是由经济和政治支配生产出来的。
歧视之所以持续存在，不只是因为人们相信什么，更因为权力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阿伦·昆德纳尼在《穆斯林来了》一书中指出，伊斯兰恐惧症把穆斯林重新定义为一种“安全问题”。这种框架会决定谁被信任、谁的权利是有条件的，并由此影响治理、经济和国际关系。
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往往被置于一种带有不信任色彩的安全视角之下，援助也更多与反恐挂钩，而不是着眼于长期进步与发展。至于“融合”这套说法本身，也充满虚伪。
伊斯兰恐惧症的代价影响深远。它撕裂社会，助长分化。穆斯林在就业、资本获取和向上流动方面面临障碍，这些障碍往往隐藏在招聘机制中，既浪费人才，也削弱增长。
住房、教育和公共生活中的隔离会滋生疏离感，而排斥则进一步加深不平等和社会分裂。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曾警告，把人简化为被怀疑的对象，会侵蚀稳定社会赖以维系的多元主义。
媒体、技术和地缘政治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当穆斯林被反复与冲突和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偏见就会被正常化。涉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冲突，常常被剥离复杂背景，简化成关于恐怖主义的单一叙事。
社交媒体则放大并加速了这一过程。它奖励愤怒，压平复杂性，直到偏见开始看起来像常识。这些叙事并不会停留在外交层面，而会渗入学校、职场和公共讨论，塑造社群如何被看待、如何被对待。这正是伊斯兰恐惧症危险之处：它很少以仇恨之名出现，却在塑造数以百万计的人如何思考。
同样的逻辑也延伸到了全球发展领域，资源因此更多流向对公民的监控，而不是包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往往被置于一种带有不信任色彩的安全视角之下，援助也更多与反恐挂钩，而不是着眼于长期进步与发展。结果就是政策失真、伙伴关系削弱、合作质量下降。而此刻，无论是气候失序、移民问题还是全球健康危机，这些共同危机恰恰要求相反的方向。
无论是在自由民主国家还是集权体制中，伊斯兰恐惧症都已成为一种高度灵活的政治工具，其根源在于恐惧、错误信息和对历史的失忆。它最鲜明的特征，是它被默许：沉默、选择性的愤怒和制度层面的模糊，共同维系了这种默许。但它带来的后果却绝不模糊。
如果“发展”意味着包容、公平和人的充分成长，那么它就不可能与一种选择性承认不公的同情等级并存。它也不可能支撑这样一个世界：某些种族主义形式会被毫不含糊地正面应对，而另一些则被吸收到背景之中，仿佛只是令人遗憾却可以接受的现实。
1月31日，在印度斯利那加，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民主党一名成员抗议德拉敦一名克什米尔披肩商贩遭袭。当伊斯兰被塑造成分裂之源时，不妨回想一个历史片段：1964年，马尔科姆·艾克斯前往麦加朝觐时，见到不同种族的穆斯林平等地一同礼拜。这段经历改变了他对种族与人的尊严的理解。
它让他看到，伊斯兰所立足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普遍性，也由此暴露出种族等级观念的贫乏，以及维系这些观念的种种扭曲。
正如作家、民权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所警告的：“并非所有被直面的东西都能被改变，但任何东西若不先被直面，就无法被改变。”挑战不只是承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偏见，更要看到它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如何嵌入治理、经济和全球秩序之中。在那之前，它都将继续维持如今这种悄然形成的状态：世界上最被默许的偏见之一，也是后果最深远的偏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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