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建筑设计的“局外人”，在厦门持续“退化”反而长出新气象|deco|内卷|厦门市|建筑设计|王琦

在当代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更新”几乎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共识，仿佛所有事物都必须通过持续升级才能获得存在的合法性，甚至城市、建筑、空间、设计与生活方式也被卷入加速发展之中。在这一背景下，退化建筑（DEVOLUTION）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一个近乎逆向的命题——退化。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也不意味着拒绝现代性。它更像是一种主动的克制，一种对“过度”的谨慎回应。

王琦（左）与汤建松（右）均毕业于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王琦从《生活》杂志离职后，便回到厦门，任《搜街》杂志主编，并策划多场展览。汤建松毕业后创立产品设计工作室。他们因为对在地文化和城市形态的关注而相识相交。从经常聚在一起闲聊到后来组成工作室，年少轻狂到各自组建家庭，厦门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日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退化建筑的克制首先针对自身。与强调规模与效率的事务所不同，退化建筑始终坚持以“工作室”的方式存在。2016年团队成立之初仅三人，近年来维持在十人左右，这并非条件所限，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过大的组织往往意味着制度化与流程化，而他们更在意内部讨论的密度与观点之间的交叉。在这个小型团队里，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重新出发的探索。

在王琦和汤建松看来，12个人已经是团队规模极限。但他们希望以后把更多责任与决策交给团队成员，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多时间思考与创作。

工作室的状态同时意味着核心成员对项目从概念到落地的全程掌控。正因如此，两个主创几乎参与每一个项目环节，甚至小到门拉手、地板木材的选择都亲力亲为。这种全程介入可以确保项目的整体完成度与判断权始终在自己手中。

而组织结构上，团队内部仍有清晰分工：有侧重设计与材料的建筑师，有擅长观念与品牌的策划，也慢慢配置了视觉、商务与行政支持。但在真正的项目驱动上，仍由两位主创作为核心引擎，共同讨论、分工推进、深度互补。

王琦以前没有办公室，因为他喜欢自由自在，或是闲逛会友、或独自写作、或寻找灵感。现在因为退化公园的日常事务繁杂，他在工作室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一进门的桌上摆放着super studio超级工作室的书，足见退化建筑的思考坐标。王琦还喜欢搜集佛像，在办公室的不同角落分布着各式各样的佛像。

这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因为所学专业都与艺术有关，达达主义和观念艺术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思考与工作方式。两位主创并不将自己限定在“设计工作室”或“艺术团体”的单一身份与专业视野中，而是在不同光谱之间流动：既擅长思辨，也能施工落地；既对设计深入细节，也可以承担复杂商业系统的规划。所谓“退化”，在这里并不是能力的减弱，而是对边界的消解——让身份保持松动，让思考保留弹性。

与王琦相反，汤建松基本都在办公室接待客户或处理项目。他的办公室有一半留给了茶桌，他与王琦的交流基本都在这张茶桌上展开。平时午饭过后，也经常有好友来串门，他们就会泡茶闲聊一下午。

退化建筑办公空间的转变，也映射了这种态度。早期位于写字楼中的呆板办公室无法满足他们对“自由”与“可能性”的期待。2022年，在寻找新的工作室选址时，他们看中了老城区一处旧物业的天台空间。通常看来，这样的“边缘”性空间并不讨好，却符合退化建筑对于“进化”失效的关注。

在设计过程中，项目周边的环境唤起了记忆里充满生活感的旧日街道。一个横空出现在天台上的公园社区，这一不切实际又充满噱头的想法却成为“退化公园”诞生的起点。项目的策划逻辑更类似于退化建筑的艺术项目——将空间作为情境装置，却意料之外地成为了非标商业案例，也开启了他们全新的身份与业务——物业。

早在2017年，退化建筑就曾以“退化公园”之名在厦门一小区高层住宅内，租赁了一套公寓临时改造为公园。项目因为牵扯到物业、居民、观众、媒体、线上、线下等多方主体的界线博弈，最终在半年后被迫关闭，却打开了他们对于空间中的关系感知，也为如今的退化公园埋下了伏笔与经验。

作为自运营管理的首个项目，“退化公园”从开放伊始就成为一个热门打卡地，在两年多后的今天热度依旧不减。对于“退化公园”是如何火起来的，从商业分析的角度有着诸多为人称道的原因：“退化松弛”、反精致的独特理念契合了年轻人反内卷的情绪；刻意保留原始破败质感的设计实践；与闽南的在地文化强有力地融合；业态弱化卖货，强化创作氛围……

对此，退化建筑表示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预期、也不清楚火爆的原因，但两位主创曾经期待这里成为“一个轻松、有亲和力、可以让人停留，并与周遭社区建立友好连结的生活方式街区”的愿望的确在逐渐兑现。如今，在“退化公园”所在楼栋的沿街铺面发展出了二期项目；此外，同城一处商场中的“退化村”也在逐步建设与落地。

目前办公室所处的位置是退化公园中最不好用、最难租的空间。在改造时，他们有意在分散的空间中设置了诸多通道、走廊、楼梯……希望串联起使用者丰富的行动关联。

全国各地希望复制成功模式的邀约接连不断，但退化建筑始终警惕商业的惯性。2025年是他们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年，但并不是最具创造力的一年。赚钱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保持反思、持续实验与好玩有趣依旧是“退化”的精神内核。因为团队可以承接的业务量有限，所以他们只选择那些观念一致，愿意在现实条件下寻找艺术与商业全新的交汇方式的客户。

办公室一隅开设了一家中古茶饮器物店，偶尔间做展览。这不仅出于接待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融入社区，体验社区成员的入驻感受与经营情况。

从早期充满话题性和争议性的艺术计划，到如今商业上的成功案例，退化建筑的多数项目可以被归类为空间改造。在他们看来，无节制的发展已经让新的空间过剩。因此，他们并不迷恋乌托邦的商业叙事，相反，边缘性空间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之后的明确选择，也是他们重构自身与时代、与地方、与价值标准之间关系的媒介。

退化建筑的不少艺术项目与“测量”有关，也是他们对于何为标准的反思。在2019年实施的“外滩毛衣”项目中，他们用与外滩的摩天大楼高度等长的毛线手工织成毛衣，原本令人仰之弥高的地标却意料之外的捉襟见肘。

更重要的是，关系重构也延伸为他们的设计核心。空间一旦进入社会，便不可避免地与个体使用、邻里关系、运营逻辑、社会管理发生碰撞，设计秩序与日常现实之间必然产生冲突与偏差。

正因如此，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事件公司”。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而是对其工作目标的准确概括——退化建筑并不确立一种可辨识的形式风格，他们更关注设计如何成为持续发生的关系的一种条件。

在巴浪鱼祥芝码头店的改造中，面对风化严重的老渔港建筑，他们保留了冷冻厂遗留的痕迹、墙面上的电话号码、被海风侵蚀的表面。这种保留并非怀旧，而是一种对地方经验的尊重与对自身角色的思考——他们不试图制造一个关于“渔港”的崭新形象，而是通过设计让它作为生活现场继续存在。

从早期提出“建筑ARCHITECTURE、艺术ART、广告创意ADVERTISEMENT”三位一体的3A综合解决方案开始，退化建筑就在构建独特的工作体系。空间只是他们统筹表达的界面，他们期待设计、内容与关系可以形成在现实中生效的整体。

进行空间改造时，他们基本以“减法”的方式介入——还原本有结构、保留过去痕迹、使用在地材料，让空间保持一种低饱和度的表达，从而允许叠加，允许错误，也允许重新解释。与此同时，他们着重在细节上营造自然舒适的状态，比如门与窗的比例、定制的家具和配件。他们也喜欢在设计中融入中古家具器物，不同年代与风格交织成一张复杂的时间网络，让进入空间的多元主体都可以找到各自与空间产生连接的精神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