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4日，徐志摩和张幼仪的次子彼德在德国柏林出生，取名徐德生，小名彼德。

3月底前的一天，徐志摩赶到柏林，通过在柏林读书的朋友吴经熊找到张幼仪和七弟住的寓所，送来要求离婚的信。

信中写道：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张幼仪看婚姻已无可挽回，在没有告知娘家父母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慨然应允。

签订离婚协议的地点是吴经熊柏林郊区的租房内。徐志摩千里赶来为了离婚，毕竟心中理亏，张幼仪回忆道：“我能感觉到他的决心还有惧意。他的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

当时的见证人有四个，都是徐志摩的朋友，张幼仪式认识的两人为金岳霖和吴经熊。

离婚文件是吴经熊用中文起草的，内容是，男女双方已经一致决定终止他们的婚姻，张又仪可获得五千元的赡养费。

张幼仪签字后，用从没有过的坦荡目光看着徐志摩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金岳霖可以说徐志摩朋友中的“铁杆”，两人在美国求学时就结为好友，对于婚姻的观念也比较一致。金岳霖甚至比徐志摩还激进，信奉“试婚”同居，“独身主义”。金岳霖和徐志摩的两段婚姻都有缘分，徐张离婚时，他是见证者之一。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他是伴婚人。

徐志摩带着他认识了林徽因，没曾想他也爱慕上了林徽因。在徐志摩遇难后，他拿过“接力棒”，比徐志摩更大胆、更直接，干脆搬到梁家旁边做邻居，20载“逐林而居”，用情之深，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

金岳霖是哲学大家，《论道》、《逻辑》和《知识论》三部著作独步哲学界，1948年和梁思成等当选为民国首届院士。

吴经熊此人也是非常了得。用张幼仪的话来说”他是留学生当中最聪明的”。

吴经熊（1899-1986），著名法学家，字德生，浙江省宁波鄞县人。1921年获密歇根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后赴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访学。1948年也曾入选民国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后为国民党政要。

吴经熊与徐志摩的关系渊源就更深了。他与徐志摩1916年同在上海沪江大学学习，1917年初又一起转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法学还是受徐志摩的影响。

吴经熊和徐志摩是结拜之交，磕头弟兄，这在新式西化的徐志摩朋友圈里是不多的。

徐志摩追到柏林离婚时，就借宿在吴的租房里。当时，吴经熊正投师于新康德主义法学创始人施塔姆勒门下，从事法学领域的研究。

徐志摩委托吴“贤弟”出面送信、找人。离婚书也是由精通法律的吴代为草拟。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吴经熊跑腿是跑腿，但他在徐志摩离婚这件事上，和金岳霖支持的态度不大一样。因为他和张家非常熟悉，也是朋友，还是张家的法律顾问，很是两头为难。

徐志摩想离婚，如他所言是为了“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但事实上的喜新厌旧，欲弃尚在月子里的妻子和嗷嗷待乳的幼子，到底理不直、气不壮。

吴经熊作为这一“第一桩新式离婚案”的见证人之一，内心并不轻松，更未自豪。事实上心里矛盾，也有痛苦。吳树德在《徐志摩与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到：

“他眼看著事情发展至无可挽回，最让他难过的是，他和签字离婚的夫妇两人都极为熟稔。他自己虽已娶亲成家，但那时也不过才23岁，社会经验仍十分不足，面对这么尴尬的场面，他完全无法站在纯粹客观的法学立场来处理。

一边是他的结拜兄弟，一边则是他熟识的张家女儿，他还是张家的法律顾问，而且，他个人也同幼仪交谊深厚，这份情谊终其一生未变，起码就我所知，在徐志摩死后40年内他们彼此始终以朋友相待。”

左手“贤兄”，右手朋友。吴经熊只能一边惋惜、口中暗暗吐槽“冤孽”，一边又两肋插刀、张罗帮忙。毕竟，结拜兄弟的感情和交谊不是一般的铁。

哎！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徐志摩除了找自己的铁哥们吴经熊和金岳霖出面张罗，又能找谁呢？

徐志摩和陆小曼新婚后，吴经熊赠诗一首：“落日五湖游，烟波处处愁。千古浮沉事，谁与问东流。”

1931年11月，徐志摩不幸空难后，吴经熊前往静安寺公祭现场送了八拜之交的兄弟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