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鞅变法中，商鞅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父子兄弟住在一起。对于这一条法律的作用，现代人基本上没有明确概念。只知道分宅居住之后，国家可以增加户口，扩展税收。但这只是法律行使之后的结果，对于商鞅在秦国为什么要实行父子兄弟分在居住的法令？很多人不知所以。其实在先秦时代，奴隶是围绕着贵族的。而贵族又分为大中小。 在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对于土地私有化的改革，也使得很多新进的土地获得者拥有更多的土地资源。与原先就掌握土地的贵族一起成为这个国家的既得利益者。

这些国家内的既得利益者会大肆吞并土地，招揽奴隶和奴仆进行工作。因为这一时期社会还在剧烈的变化当中，地主和农民这两个对立阶级还未成型。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多的劳动力就束缚在了私人的领地内。这就是《商君书》中商鞅所极力反对的，民强国弱。这里的民是能够挑战国家权威，有重大政治经济势力的民，而并非普通老百姓。相反，商鞅变法是要将真正的普通老百姓，剥离贵族并分给田地，使其成为国家的农民。这在当时是用完全先进的理念。

但很多的时候，改革和变法不可操之过急，对于贵族这些强民的削弱。商鞅知道只能一点点来不能够雷厉风行的改革。因此，在变法的第一阶段，商将最先颁布了父子兄弟不能同居。这个法律对于新兴起的土地所有者和一些小的贵族有很大杀伤力。一些小的宗族和宗族支系，就被这条法令所限制。在国家的基层和底层率先建立了，国家的税收基础。六年之后，商鞅第二次变法开始针对于贵族。才开始真正没收贵族的土地。商鞅变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各个变法环节环环相扣，这是商鞅变法全面而深刻的原因，也是秦国能够脱颖而出，一举成为战国首强并统一六国的原因。

商鞅所有的法令的颁布都与之前和之后相互印证和联系。其实商鞅变法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民，这个民，并非指我们现在的普通老百姓，而是指当时掌握政权和地方管理的大小贵族们。他们都是数百年的老贵族，盘根错节，势力强大。而且宗族大多聚集而居，自成体系，无视国家法令。自有一套行为准则，这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而言是十分不利的。要想发展生产，要想促进经济增长，要想使国家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这些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而且在当时的秦国宗族之间，因为土地和灌溉水源，沟渠等问题经常大打出手，成为严重的治安问题。国家在很多程度上都无法禁止，因为地方官大多也来自这些宗族内部，当宗主仇杀开始时，官府内部也相互推诿，相互隐瞒。秦国立国数百年，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商鞅从最基础的兄弟姐妹父子分居开始。逐步建立整个秦国的社会基础。一步步肢解宗族的支系。最终将贵族，宗族势力一网打尽。强化国家的凝聚力，提高国家生产能力，解决民众私斗的恶习。

事实证明，商鞅成功了，是整个战国时期变法最成功的伟大政治家。而在文化建设层面，分家而居也是基础。谁又能想到单纯的一个父子兄弟分开居住，能够大大增强秦国的文明程度呢？我们经常说封建社会男耕女织，其实这种社会结构正是商鞅变法后分居而造成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更来自于铁器牛耕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实。有了铁器牛耕，人们才会缩小工作单位。而并不会像之前一般由贵族提供土地，召集一群平民和奴隶进行工作。双方是一种被迫的合作关系，而生产力发展之后的战国时期。

这种生产方式当然也存在，但是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确实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一样。兄弟姐妹各自成家，聚集为村落，个人是一个生产单位，合起来是一个大的生产单位，男女有别，父子有别。城和乡都井井有条，户户干干净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且分家更有利于法治的推行，在原本的宗族聚居，一人犯法，相互隐瞒，法令不行，大家只听宗族长老而目无国家法律。无论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都不是治国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