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罗素应邀来华讲学，根据九个月的见闻写就了《中国问题》一书，该书成为罗素全面和系统地阐述自己中国观的专著。在书中，罗素力图对当时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做出全面评介，由于受当时条件局限，这些评介带有空想和功利主义色彩，但这不能抹杀罗素的中国观在西方中国观流变史中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在重新梳理罗素的中国观的同时，也试图从更宽广的角度———罗素个人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解析他中国观背后所隐藏的诸多形成因素。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是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文化界与中国渊源较深的一位文化名人，他曾经来华讲学九个月，并在中国各地巡回演讲，发表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看法，他在评价中国问题时，没有静止孤立地看待目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而是第一次将中国社会纳入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考察，也没有用西方固有的傲慢和不可一世来匆忙下结论，而是近距离地贴近中国本土文化，从普通人的日常小事中感受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内在魅力。本文在深入分析罗素的《中国问题》及相关资料基础上，力图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角度对罗素的中国观进行全面的重新梳理，并进一步探究中国观形成的个人、时代及文化等方面的背景因素。

中国的政治独立

对内外交困的中国，罗素提出，首先要结束军阀争霸的局面，由进步人士组成廉洁高效的政府，实现政治独立。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激化，分裂成几个派系。帝国主义国家各自支持不同派系，以延长中国的内乱，使中国不能发展实业而永远成为消费市场; 对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府，他们则孤立绝援，以扼制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不结束这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工业建设和教育经费都无从谈起，文化复兴也是妄谈。因此，罗素认为，一个统一的局面对于中国独立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对于中国如何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罗素尽管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也有自己的思路。他认为中国要注重爱国思想以自强，但必须以维持国家安全为限，不去入侵别国。罗素强调，对民族国家的顶礼膜拜是一种褊狭的非理性情感，它靠传统和集体狂热压倒真理和人们的良知。一战爆发后各国政府通过爱国主义的舆论宣传，发动年轻人奔赴战场卷入一场强盗战争。日本则靠推行军国主义摆脱民族危机后，开始对外扩张，威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中国要以之为戒。他亦不主张中国效仿苏俄组成严密的政党，通过武力斗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这样会招致别国憎恨，带来新的不安定; 而且俄国专制色彩浓厚，布尔什维主义不过是沙皇政策的延续，民主远没有实现。

不提倡民族主义如何求得生存? 罗素寄希望于西方侵略者的善心。他或者对帝国主义国家提出警告，“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有忍耐力的…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它们贫穷而弱小。”如果我们一味地坚持唤醒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会开始认为他们与欧洲所不同的只是比欧洲更好。而一旦这种想法为人们所接受，我们在中国谋取好处的日子就走到了尽头”，对于在华盛顿会议中巩固并扩大了在华特权的美国，罗素指责它也曾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但它“对昔日来自旧世界的干涉恨之入骨，对自己的新财团干涉中国却视而不见”；或者进行理性劝导：“中国虽然政治无能、经济落后，但它的文化与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而我们却大有将它毁坏的危险。”或者有意美化中国，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任何成就都不能同中国相提并论。

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弱肉强食的，寄希望于它们放弃侵略，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罢了。完成瓜分中国的同时，西方也觉察到中国的潜在威胁。他们担心一旦中国人觉醒并采纳欧洲的进步措施，就会摆脱殖民者控制，像洪水一样在全球泛滥并威胁自己的统治，而日本已经树立了一个坏的典型。罗素信奉民主平等，为中国独立请愿，出于一战后对战争根源的反思，和对中国倚赖武力会丧失最宝贵的和平品质的担忧，罗素还主张中国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独立，这体现了他同情弱小民族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他的同情心是以不危害英国的利益为前提的，因此为中国也为英国更远大的利益考虑，罗素支持中国的独立和自由。

以发展工业为核心的经济

迅速实现工业化，为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是罗素思索中国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摆脱外国控制是发展工业的前提条件。罗素提出，在建立有效的政府之后，中国应逐步将矿产、铁路收归国有，归国家开发。在这两方面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它控制南满铁路，扩张在东北的势力；同时由于人多地狭，迫切需要掠夺中国的矿产。到1919年，中国五大铁矿已有四座间接由日本控制。罗素认为，矿产收归国有要逐步进行，在矿产业有一定发展前，应鼓励国人经营，政府保留购买矿产公司和独立开采矿山权利。

罗素还建议，这一步骤实现之后，中国要大力发展国有工业，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当时世界上可供借鉴的工业化模式大致有三种：英美的自由主义、日本的军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罗素认为西方文明已经失败，中国不宜效仿西方而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自由资本主义提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曾极大地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到19世纪中叶，它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扩大、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加剧等。实际上，一战之后，自由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已经盛极而衰。而日本的军国主义则充满了残酷性和反动性，罗素是极力反对的。

苏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开创，恰好为罗素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思路。中国和俄国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并且专制色彩浓厚。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而且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小地主手中；除了通商口岸和少数矿区外，全国都处在前工业化阶段; 关系国家命脉的铁路矿业等均把持在外国人之手。要使这样的国家快速发展工业，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做基础。苏俄国家社会主义虽然不适合西方国家，但对工业和教育落后的中国仍然有借鉴意义。同时，由国家经营工业，既能保证重要产业不被外国人管理控制，方便筹集资金和聘请外国技师，又可免除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避免资本家权势过大，而使人民备受压榨和剥削。因此罗素主张中国效仿苏俄的经济模式，以快速发展实业。

1920 年罗素出访俄国，进一步加深了对苏俄国家社会主义的认识。他看到这一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一党专政，强迫劳动，压制异端，人民并无真正自由可言。革命不过是将资本家享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转移到党政官僚手中，形成更高的垄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理想远远没有实现。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成为雇主，工人不过是国家的雇佣工人，故而列宁将这种制度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罗素并未否认它在中国的可行性。他指出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是中国发展实业最可行的方法，但是社会主义似乎不是目前中国最紧要之务，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而非社会主义。西方早已步入现代社会，面临的是自由主义之后出现的新的现代化问题。西方社会主义是在对原有制度批判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但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前期，与西方的历史进程相差甚远，将西方的社会主义搬到中国来是不适合的。因此，罗素赞赏社会主义，但仍认可中国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实业；既看到国家资本主义中严重弊端，又不能提出更好的方法发展工业；既批评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又认识到中国缺乏实现民主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这是罗素思想的内在困境，也是当时中国面对的无法破解的历史谜题。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罗素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为什么一种社会制度比另一种社会制度更为可取？当前世界上最迫切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对上述问题，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罗素认为知识、艺术、人生乐趣、友谊或温情这些不假外求的幸福感受是最值得珍视的。在西方大机器生产和高强度劳动下，人们失去了源自工作和生活本身的快乐感受，财富代替道德成为衡量社会关系的标准，而一战后西方更陷入空前的精神危机。而工业化前期的中国，仍保留着种种朴素的善，即使最底层人民都能够安身乐命、与世无争。这种生活状态正是当时的西方人所需要的。因此罗素对科学知识带来的社会进步不赞一词，而有意扬中国文明之长。

在来中国之前，罗素已经构筑了一个模糊的中国印象。他在父辈的藏书中读到《中国通史》等典籍，涉猎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理雅各( James Legge) 、阿瑟· 韦利( Arthur Waley)等汉学家的著作，对中国的历史、制度、宗教、文学有了初步了解。在罗素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包容性强的文明古国。同时一战的爆发摧毁了社会进步带给人的美好憧憬，割裂了传统文化与残酷现实之间的联系，严重动摇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使罗素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更大的期许。但是这样的期许也掩盖不了中国衰败的现实，罗素写到“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别有风情，拥挤不堪，疾病丛生。我虽然爱中国，但这些在同一城市中的景物过渡常常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中国人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幸福。”在中国接近一年的游历讲学之后，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贫弱的现状与文明古国的身份多么不相称，这增加了他的中国观念的复杂性，但并未阻碍他欣赏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罗素特别欣赏中国人对美的敏锐感受、欣赏文明的能力、逗乐的闲暇等种种人生乐趣。尽管中国充满贫穷、疾病和腐败，中国人却对此消极漠然，坐等不幸自行消退。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观甚至使得西方人将中国人当成野蛮人。但罗素认为幸福和富裕没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人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辛，他们却能更多地享受到自然环境之美，有更高的幸福感。罗素举例说，西方人在介绍住所时，关注的是交通便利；而中国人会说那里有一个湖心亭，适合隐居。“欧洲人的人生观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宁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致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随着西方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贪欲也随之增长；个人价值成为机器的附庸，导致对工业文明的厌倦。19世纪下半叶，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等人发动工艺美术运动，提倡复兴中世纪的手工艺传统，追求“师承自然”“美与技术结合”，反对机械化和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唯美主义的先驱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认为艺术的功用在于培养人的美感。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进一步主张艺术脱离现实，“为艺术而艺术”。这些短暂的思潮都表达了西方人逃避无孔不入的世俗文明，关注生命本身的愿望。中国未经开发的朴素自然风物，以及中国人在诗歌绘画中所表现的对自然美的领悟能力，都契合了西方人返璞归真的心理诉求，因而让罗素由衷赞叹。

罗素眼中的中国人友好幽默、冷静安详、热爱和平、宽容忍耐，虽然他们也有冷漠、贪婪、怯懦的缺点。“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

“中国人对待本国人也是同样宽容。中国改为共和之后，不像别的国家那样把皇帝杀掉，相反还保留其称号和皇宫。”罗素赞扬中国人民，比长期以来贬斥丑化中国人的观点宽容得多。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俎上鱼肉，形象一落千丈。在商人和资本家看来，中国人不过是衣着肮脏、缺乏教养、拖着根猪尾巴的黄皮肤的野蛮人，中国是交通不便、农业原始、没有近代工业的落后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黄祸论”的传播，中国人丑陋愚昧、狡猾邪恶的二元对立观念进一步强化，这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 创作的傅满楚系列小说应时而起。傅满楚既符合殖民主义视角下中国人低劣堕落的特征，又形象圆满独具个性，迎合了大众的中国趣味，加上其跌宕情节和神秘氛围，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并通过舞台剧及电影广播等新兴媒介广为传播和再创作，在西方轰动一时。尽管如此，力图摆脱对中国人类型化认知的声音一直存在。麦华陀( Walter Henry Medhurst) 认为中国人除了少数缺点，还展示了许多值得赞扬的品质。卫三畏 ( Samuel Wells Williams) 强调要把事实与强加的印象相区别，中国的一切典型特征都可能成为西方嘲笑的对象。罗默从未到过中国，他只是通过夸大中国的新奇特征，强化了西方的自我认同和对中国的偏见。而和汉学家的著作相比，通俗文学作品受众更为广泛，更容易对大众心理产生引导作用。20 世纪初对中国人妖魔化的认知占据主流，罗素摆脱民族偏见，强调中国人的和平宽容，是以西方人的角度批判西方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是进步的。值得一提的是，罗素对“少年中国”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真正力量，同时他们若能将西方技术与中国人的人生观相结合，会给世界带来全新的希望。

罗素访问北京大学

罗素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比西方人更文雅、更宽容、更易反省，得益于道家思想的熏陶。道家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特定的方式方法，如果遵从这种方式，就天下无争了; 而英美文化宣扬的自由和民主，不过是一种伪道德，是政客们实行压迫、瓜分世界的托词。道家提倡“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奉行“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无疑是更高的境界。罗素认为，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压制矛盾虽然可以保持暂时的和平，但矛盾终将会爆发出来，带来更大的破坏; 只有通过自由创造的方式引导矛盾，才可能达到永久的和平。因此罗素将自由与和平的希望寄托于道家思想对于人性的改造。他认为道家学说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值得每个崇尚强权的西方人学习的；而守中致和、知足知止、以达静安的信条，是增进个人修养、改善机械的人生观的良方。

说到中国文化，孔子学说是无法回避的。罗素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观点。他坦言无法欣赏孔子的价值，认为儒学不过是有关道德规范的细枝末节的部分，其中孝道和族权又贻害深远，还会压制个人的自由，导致社会停滞不前。首先，儒家传统认为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使中国人长期忽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其次，过分宣传家族观念，官员以谋求私利为重，政治混乱腐败。再次，它教导年轻人尊重现存制度，是当权者维持他们的权威，抹平青年人思想活力的工具之一，“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当今的中国迫切需要新眼光、新思维，但儒家的族权观念却处处设障。”罗素认为，对年轻人宣传正统观念毫无益处。它使人不去关注事实真相，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将不同的观点视为异端，成为气量狭小、残酷无情而又自负好斗的人。英国民众普遍支持一战，就是政府通过学校、报纸等渠道操纵舆论的结果。罗素指出儒家孝道的危害虽不及西方人的爱国，但二者无实质区别，都强调对某一方的特别尽忠，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宏伟计划的材料。而教育的一个目的就是学会怀疑，培养个人独立的人格，尊重人的人格才是智慧的开端。因此罗素强调，中国要进步，必须打破家族传统，抛弃儒家道德的繁文缛节。

结论

罗素以中国之长，批判西方之短，体现了他对西方文化更深刻的反思，但他同样没有摆脱功利心态，“中国人的思想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就像同他们做生意能使我们的口袋鼓起来一样。”罗素在评价中西民族性格时，有时候也过分夸大了民族性格的差异。罗素虽然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自身价值，但仍将中国当作反思西方文化的一个参照而已。尽管如此，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仍然是二十世纪初期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自启蒙运动以来另外一个尊崇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高潮的到来，这种源于碰撞和交流的真知灼见所具有的启示性和借鉴性，不仅对当时处于困顿中的中国社会弥足珍贵，而且对于今日身处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仍具有现实启发。

文章来源：《鸡西大学学报》

文章作者：张恒，范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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