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个说法，清军能够拿下中原，那是靠着运气。如果不是李自成拿下了北京的话，鞑子就在关外堆雪人吧。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天命三年（1618 年）努尔哈赤正式宣布七大恨，随后设计攻陷了抚顺。明军游击李永芳请降，努尔哈赤便将孙女许配给他。“入抚顺也，杀一大将堕三城损偏裨将以下八十余员。屠军民几至二万”(《筹辽硕画》。

之后八旗在抚顺大肆掳掠杀戮一番归去。这是努尔哈赤的造反之始。

（王嘉胤）

那么毁灭明朝的农民起义军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明人自己的说法是“山西，陕西大饥，府谷民王嘉胤倡乱，白水盗王贰等应之，众五六千人，为流寇之始”。王嘉胤作乱是在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距离努尔哈赤正式反叛足足晚了有十年的时间。

这十年的时间里明朝可以说主要的对手便是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军队。那么面对明军的主力八旗被压制住了吗？

明军非但没有压制住满洲，反而被其连续击败。一些人妄想中“明朝自己没有内乱，鞑子谈笑间灰飞烟灭”早在400年前就被现实打脸，而且是血淋淋的那种。

为了维持日益庞大的辽东边防开支，明朝先后四次加派了辽饷。第一次增加便是“括天下库仓余积”然后借支南京工、户两部五十万，才勉强搜集到二百三十万两（注：当年明国太仓岁入为三百八十九万两），加上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一共二百四十万两。但是距离预计的三百万两仍然有巨大的差额。

更令明朝上下头疼的是，恰好此时贵州、四川、湖广三个省又闹起了苗民起义。直接导致这三个省的税银被截留。面对财政的赤字，明朝就决定了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是——加税。

除了上述三省“有苗变不派外”“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里六年会记录所定田亩，计七百余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注：辽饷都出自明实录）。

结果是成功刮到了二百三十一两的地皮，但是前线的明军却迎来了萨尔浒的大败。前线的失败成功使得这笔钱打了水漂。新上任的熊廷弼提出了重新招募新的士兵，取代已经堕落的辽东本土部队。同时修筑堡垒群以克制八旗军队擅长的野战。为此请求三百二十四万两白银，一百八十万石粮食，九十七万两千石豆子，两千一百六十万束草料。

（熊廷弼）

但是当时太仓一年的总收入也没有这么多，于是便截留了广东的金花银充作军饷。万历为此震怒把户部尚书李汝华罚了两月俸禄，同时把主事给降级赶出了京城，但是他却拒绝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发军饷。迫使户部“每亩已加外，再加三厘五毫”，两次加派总和超过四百万以满足辽东一地的军需。但是就算是如此巨额的军事开支依旧无法解决后金政权。

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辽东战事，明朝不得不把军事开支优先供给辽东，也就是俗称的“拆东墙补西墙”。到了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军饷达到了八百万，是为两次加派和当年太仓收入的总和。但辽东的军事开支依旧觉得不够，为此明朝第三次加派了辽饷“命各省直田地，每亩再加派二厘，以敷兵、工二部之用。”第三次加派足足搜刮了一百二十万两，除了二十万给工部制作兵器外，其余都充作募兵和安家之用。

在三次加派之后民生迅速困难。因为宗室为首的豪富们用各种手法避税，导致税收摊派到中下阶层的农民身上。这就导致了农民们大量逃亡。虽然成功征收了大量辽饷，但是正规的田赋反而无法收上来了。

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年间已经非常严重。崇祯元年（即农民军出现那年）户科右给事中黄承昊奏言：“今岁太仓岁入二百万两，支出五百万两。”细心地读者可能发现了上文中万历年间的收入是一年三百八十九万两。也就是说随着辽东战事的爆发，辽饷的加派透支民力，使得正常的岁入减少了近一半。

（崇祯皇帝）

同时因为对辽东严重偏心的关系，使得其他各镇大规模的欠饷成为了日常。到了崇祯年间“宁夏欠十之四，甘肃欠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整个九边合计欠饷五百二十余万两。崇祯皇帝对西北三镇请发三年欠饷的要求视而不见，却下令对拖欠的赋税要“勒令速催”对于办不到的官员要“指名参究”。迫使官员一个个变成了“恶吏”，迫使更多的破产农民走上了逃亡之路，没有生计的他们“从贼”也就是时间问题。结果自然是将原本“星星之火”的农民起义逼成了“燎原之势”。

所以说反倒是农民军占了后金对明朝战事的运气还更有道理些。

但是崇祯和万历一样有着“小气”的毛病，拒绝拿出更多的私房钱去救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财政系统，而是选择了第四次派加辽饷。崇祯三年“亩加九厘外，再增三厘”，合计前三次派加辽饷达到了六百八十五万两银子。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为了剿灭李自成的“剿饷”不过二百八十万两还不到打后金的一半，当事人对谁更加忌惮一目了然。

与此同时后金军的大部队先后五次绕过山海关，自长城一线破口入关，大肆劫掠。仅仅崇德元年那次，清军“转掠两千里”，劫掠“人畜四十六万两千三百有奇、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七千四百六十两”（《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贝勒阿济格曾纵横关内长达八个月，一共攻克三府、十八州、八十八座城镇，击败明军三十九处，获得黄金一万两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两千两百三十匹、缎衣与裘衣一万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余张，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以及驼、马、牛、驴、羊三十二万一千余头（《清太宗实录》）。

明朝的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仅仅京郊和畿南一带，就曾遭到八旗四次袭扰，尤其以崇德三年和崇德七年两次最为严重。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巡查顺德府期间记录下了八旗大军过后各地的惨状。他出京至庆都、新乐、真定、栾城、伯乡、内丘、顺德（邢台），“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而平乡“受患及惨，至今城内止余焦赤残垣，及堆积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曾经戊寅之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的入关），惊魂未定，兼以五载荒瘟，民亡十之九（《邢襄题稿》）。”

（南明雇佣的葡萄牙兵与八旗军盾车）

事实上如果没有后金政权的牵制，明军的精锐都能在关内的话，农民起义军压根就无法起来。从一开始明军就开始对关内的部队进行征集，伊萨尔沪战役为例蓟镇抽调一万人，九标十二营台兵二千余人，山西三镇一万人，延、宁、甘、固四镇共六万人，川、贵兵和湖、广、永顺、保靖土官各征调四千人。但后经经略杨镐调整为辽镇和蓟镇援兵三万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蓟镇各路兵丁数千，辽镇招募新兵二万，及刘议调各土司汉土官兵共9，829名，接近九万人。萨尔浒战役半数以上的部队来自关内。

在萨尔浒战败之后由于熊廷弼的战略布置双方进入对峙阶段。但随着熊廷弼被撤职，努尔哈赤便发动了辽沈之战，其中尤以浑河之役最为激烈，号称“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圣武记》），但是其部队依旧是关内的川军—— “时明总兵陈策、统四川步兵二万、营黄山、闻我军进攻沈阳。遂渡浑河来援”。到了松锦会战，主力部队号称一十三万，更是九边精锐尽出的结果。

对关内部队的抽调和歼灭更是直接影响了明军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如屡次击败闯王的洪承畴，还有天雄军的统帅卢象升一死一降。孙传庭因为被抽走太多了的兵力直接吐槽部队拣选之后可用不过三分之一了。

(萨尔浒破刘挺营战图）

有人会觉得满洲人只想关外割据，若不是吴三桂正好遇见前往劫掠的多尔衮并且为其打开了大门，关内依旧是汉人的天下。

这事是真的吗？答案依旧是否定的。事实上松锦会战之后，随着九边精锐被横扫一空，后金汉臣为主的势力纷纷建议大举入关，但是皇太极“虑明国，城池多，人民众，语言风俗不与我同”（《清太宗实录》）而拒绝了，但是这是关内拥有一个统一的、能动员得起各种资源的强大政权为前提条件的。当关内的明朝廷已然无法做到的时候，八旗的入关就仅仅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