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敦煌遗书》可以成为很多史料的佐证，这就是他的宝贵之处，然而，对于《敦煌遗书》本身，怎么样形成，谁写的？谁埋的？却没有半点史料记载，《敦煌遗书》如同一个孤儿，而且是没有任何户口的孤儿，谁也不知道他真正的来历，如是，现代就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推测《敦煌遗书》的形成过程。
阳关
如果要推测，就必须解释几个问题：
- 这批经籍的原始主人是谁？
- 埋藏这批经籍的是什么人？
- 这批珍贵经籍为何会被藏到这里？何时埋藏在这里
井上靖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日本人井上靖，这位日本人从来没有到过敦煌，但肯定看了当年从中国王道士手里收过去的《敦煌遗书》相关资料，竟然写出一本敦煌，并在1988年被日本来中国拍成了电影，咱们看井上靖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日本学者井上靖的《敦煌》这是么解读《敦煌遗书》的由来
这批经籍的原始主人是都是太守曹延惠积累了几十年逐渐收集起来的私人藏品。理由是曹氏家族担任归义军节度使长达一百多年，盘踞之地是丝路重要中间站的敦煌，因此曹氏家族有这个条件积攒这么多的经籍。
而埋藏这批经籍的人是偶然间误入河西地区，一位叫赵行德的人，当时经籍的主人曹延惠已自焚，参与埋藏这批经书的人除赵行德外，都死了。因此，如果赵行德没有机会回到敦煌去处理这批经籍，那么秘密就会被永远保存下来。
这批珍贵经籍为何会被藏到敦煌呢，而不是当时河西走廊其他地方？而这样的问题最需要的其他史料的佐证，如果当初封存这批经籍的人，曾经留下过简单的文字说明：什么人、什么时间、因何原因封存这批文书，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好像古代和现代一些重要建筑物（如桥梁、祠堂）建好后，会刻个纪念碑，将建造时间、修缮人、出钱人等相关信息说清楚。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到现在不止还没找到《敦煌遗书》的相关记录。人们唯一能够从《敦煌遗书》本身内容确认的是，这批经书的埋藏时间不早于1002年。
由于找不到确切信息，现今的人们只能推想和猜测这批经书的来历了，目前影响力最大的说法是“避难说”，即为了躲避战争威胁而临时封存起来的，战争结束后，那些避难的人死光了或忘记了这件事，导致这批宝藏被遗忘。井上靖也是这么推测的，所写的《敦煌》就是这么记录的。
而且井上靖的《敦煌》还确认，是受了1036年的战争影响，而导致将经书掩埋，但是最早提出这说法的不是井上靖，而是第二个到敦煌盗宝的法国人伯希和，这种说法早期非常流行，井上靖可能就是受此说法的影响而创作的小说。从小说中设定的情节来看，也是非常符合情理的。知道秘密的只剩下赵行德一人，若他在不久后就死于兵荒马乱，没有告诉别人或者记录下来，那么藏在那个小洞里的经籍成为秘密也是可能的。
井上靖认为是为了避难才埋藏这批经书。
也有人认为是是避发生在1006年的战争，这是另一个方向杀过来的军事威胁——回教军队。虽然西夏军队的威胁来自东方，回教军队的威胁则来自西方。但是两个方向的威胁对当时的敦煌来说都是一样的，都可能是灭顶之灾。
法国大盗伯希和
根据史料记载在五代到宋初这段时间内，敦煌的确曾经受到过这种威胁，根据《中国编年史》记载：
1036年12月，赵元昊占河西，自制蕃书十二卷，国人纪事悉用蕃书，改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再举兵攻回纥瓜(今甘肃安西东南)、沙(今甘肃敦煌)、肃(今甘肃酒泉)三州，尽有河西旧地。
而在井上靖小说《敦煌》里，在敦煌尚未被李元昊征服之前，回教军队扮演着与西夏军队类似的角色，一直都对佛教圣地敦煌构成了强大的潜在威胁，那位于阗国的王族后裔尉迟光和曹延惠一样，一直对回教军队随时可能打过来忧心忡忡。
曹延惠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一贯胆小，大概从别人那里听到消息，说回教军队是骑着大象作战的，有点像咱们玩《帝国时代》里的象兵
“此物身高力大，若是士兵骑上打仗，定有万夫不当之勇。”
因此，他听说回教军队可能威胁敦煌的传闻后，当即吓得方寸大乱，狂叫道：“吾等死无葬身之地也！”给曹延惠带来这个恐惧信息的就是常年在河西走廊上行走运送货物的商人尉迟光，此人自称于阗王族的后裔，他是这样描述回教军队的：
“在我的家乡于阗，取代了尉迟家族的李氏一门已被回教徒赶尽杀绝。不久回教徒就要来犯沙州。一个月之内，回教徒的象兵就会踏平沙州城。”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信奉回教的喀喇汉王朝的确在1006年攻克了位于西域的佛教国家于阗国的都城和田，随时有可能继续东进；而且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与于阗王族有姻亲关系，一向关系良好，于阗国被灭之后，大批于阗人纷纷逃到敦煌避难，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对战争的恐惧。这对当时信奉佛教的沙州敦煌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此，很多现代史家认同敦煌遗书成因里的“避难说”，认为就是为了躲避此次可能来临的灾难，那批经籍才被埋藏起来。
而小说《敦煌》为了取得足够的冲突效果，对史实作了一点改动。井上靖在小说开头就交代主人公赵行德参加科举考试都已经是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了，此时距离喀喇汗王朝攻克于阗国都城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回教军队要打过来早就打过来了，不会等到赵行德来到河西地区的时候才突然嚷嚷要在一个月之内踏平沙州城。
至于回教军队当时为何会停止东进，也作了很好的解释，当时信奉佛教的“高昌回鹘国”占据了吐鲁番盆地。有了佛教信徒的国家在，回教徒自然没法东进。这是一伙回鹘人，与甘州地区的回鹘人起源相同，都是漠北的回鹘汗国政权崩溃后四处奔散的。高昌回鹘国政权虽然与甘州回鹘政权差不多同时成立，但比甘州回鹘政权足足多存在了一个世纪，直到1132年被耶律大石征服。
有这股信奉佛教的势力存在，回教徒东进的步伐自然被阻挡在敦煌以西了。但有趣的是，那个被视作会对佛教地区构成威胁的回教政权喀喇汗王朝，也是由回鹘人建立的，他们跟甘州及吐鲁番的回鹘人一样，在漠北回鹘汗国政权崩溃之后四处流浪，但比另外两股回鹘人走得更远——在葱岭以西才定居下来，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并在第三任可汗的统治时期接受了伊斯兰信仰，从此跟吐鲁番盆地那伙信奉佛教的回鹘人相爱相杀，纠缠了一两百年。
以上是井上靖《敦煌》小说推测的结果。
国内学者对为了避难而埋藏经书的年代则有不同的看法
国内有部分学者也认同因避难而埋藏经书的说法。但是对掩埋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埋藏经书的时间应该在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的一次战争威胁，确切地讲是在1097年，因为当时的喀喇汗王朝主动联系北宋，希望能够一起出兵消灭西夏王朝。
此事件大历史背景是也是可信：
其一，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为两个相互攻打不休的国家，东部的那个喀喇汗国西进之路被堵了，只好向东寻求机会，而它跟北宋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朝贡和贸易十分频繁，双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
其二，喀喇汗王朝东进路上的拦路虎高昌回鹘国虽然还存在，但在喀喇汗王朝多年的持续打击下已虚弱不堪，名存实亡，如果北宋答应跟东喀喇汗王朝联合出兵攻打西夏，那么东喀喇汗王朝就可以在东进的路上顺手将高昌回鹘国给收拾了。
只是，当时的北宋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哲宗上台，保守派掌握了政权，已经不思开疆拓土了，朝廷只是口头答应出兵西夏，迟迟没有行动，一直拖到1096年。
而此时，西夏已经牢牢统治了敦煌，这个处在喀喇汗王朝东进路上的桥头堡位置，首当其冲可能受到战争之火焚掠，所以，这批经籍也有极大的可能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被埋藏的。
史料记载1096年到1098年，北宋与西夏确实发生过几次大规模交锋。西夏军为了反击北宋，皇帝李乾顺与太后亲自出动，带领五十万大军去跟北宋军队交战，双方动员军队的规模在历次宋夏战争中可谓空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假如西线的喀喇汗王朝真的出兵，已经将倾国之兵都投入到东线的西夏，喀喇汗王朝必然有着极有利的战机，整个河西走廊都可能因此被攻克。既然如此，后来东喀喇汗王朝有没有出兵呢？饱经沧桑的敦煌城有没有再一次受到战争的焚掠呢？答案是有的！虽然不少史料记录过于简略或有相互矛盾之处，但综合来看，敦煌遭受这一战争之祸的事实是确实存在的，时间是1097年。
《宋史·于阗国传》里记载了一条绍圣年间东喀喇汗王朝给宋廷汇报战果的内容：
“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
这里的“缅药”一词，是沿用吐蕃人对党项人的称呼方式，指的自然是西夏。这条战报的意思是，西夏有过错，因此东喀喇汗王朝出兵攻打甘州、沙州和肃州，帮北宋教训了他们一下。
《宋史》里面并没有关于此次军事行动的进一步信息，如同1036年西夏军对瓜州、沙州及肃州的军事征服一样，仅一句话带过。仅此一条汇报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出兵攻打，攻打到什么程度，没法知晓细节，但成书于喀喇汗王朝时期的一部资料书恰巧提供了细节，这部书就是著名的《突厥语词典》。这部书里有一处地方提到了这场战争，内容如下：
为了战胜与秦接壤的唐古特军，
我们在严寒之夜发起突袭。
他们的妇女遭到侮辱，
马匹和妇女献给我们作厚礼。
他们人人忧心忡忡，
羞愧使他们把头低。
这首诗里，“秦”自然指宋朝，“唐古特军”指西夏军，通过诗的解读，这首诗告诉我们，东喀喇汗王朝的军队在冬夜发起突然袭击，击败了西夏守军。从诗里所提到的“马匹和妇女献给我们作厚礼”可以知道，西夏守军当时肯定战败了，至于是城破被俘还是主动投降，无法知晓。
但可以肯定的是，甘州、沙州和肃州西夏的这三个地区，被喀喇汗王朝征服了。虽然现有的资料可以证明，不久后西夏又恢复了对此三地的统治权，但它们曾遭受过喀喇汗王朝军队的战争洗劫是可以确定的。在这个过程中，位于沙州的敦煌城便在劫难逃。在此背景下，敦煌城里的佛教信徒们出于对回教徒可能破坏异教经籍的恐惧，急匆匆将大批经籍藏于某个隐蔽洞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至于1036年和1097年的两次军事征服，哪一次更有可能导致佛教经籍被藏到秘密洞窟里，1097年的这次说法更为可信，毕竟西夏人也是信奉佛教的，他们在1036年对敦煌的军事征服应当不至于让敦煌的佛教徒恐慌到要秘密藏起佛经。
这是国内学者的推测，也有一定的道理，目前也没有确切的直接资料进行佐证。
国内学者对经书的由来有其他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批经书之所以被藏到那个隐蔽的小洞里，是因为这些经书其实都是寺僧不要的废弃物（或者说草稿）——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
废弃说
这种说法之所以有其市场，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首先这批文书中跟佛教有关的占了90%以上；其次，在佛门子弟眼中，即便没有用的废弃物也是圣物，是不能随便丢掉或者烧掉的，而且中国人一向有“敬惜字纸”的传统。
所以，佛教弟子便想了个办法：封存起来。
而且，支持这种说法的事实依据是，被发现的这些经籍中存在大量的破纸片、涂鸦之作、抄错的废卷、作废的文书、木轴、丝带、布包皮、丝织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仿佛一个废物回收站。
而且，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当时敦煌曾有一件真正的无价之宝，但这件宝贝并没有在这批经籍里面，真正的宝贝不保藏而只保藏另外那些残破物，只能证明封存在藏经洞里的确实是废弃物。这件宝贝就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宗寿（1002—1014）当政时期，向宋朝内地求来的一部金银字《大藏经》，如果是为了避难而封存经籍，这部经书理应也被藏进去才对。
“废弃说”之所以有市场还有一个原因：三种“避难说”都有漏洞。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公元1036年西夏大军对敦煌城的征服，还是1097年喀喇汗军队对敦煌城的偷袭，事后不久敦煌城就恢复了原先的统治秩序，如果那批经籍确因战争被人埋藏起来，战争结束后埋藏经籍的人仍可以将它们重新整理出来，不至于让它们一直被遗忘至20世纪初。
书库改造说
第三种说法是“书库改造说”。这种观点认为，当时书籍的版式和装帧（《敦煌遗书》，为何说是中国古书装帧发展史，不得叹息古人之智慧 ）正在经历着大变革，佛经的载体也从卷轴式过渡到了折页式，出现了大量折页式经籍，因卷轴式经籍阅读起来存在各种不便，原先存放卷轴式经籍的书库便被腾出来存放新的折页式经籍。这些腾出来的卷轴式经籍便被封存起来，久了就慢慢被人遗忘了。
侬今葬花笑人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针对《敦煌遗书》人们做了那么多的假设的推测，读起来都觉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推测终归是推测，没有片言半语的史料能证实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敦煌遗书》的出现，佐证了那么多文史资料的原版和改进版，然而自己的身份却始终是一个谜。
我是谁？
我从哪来？
这个疑问或许还会一直存在，直到某日，记载《敦煌遗书》掩埋经过的史料出现后，才会真相大白。也许一直就不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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