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京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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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刻综录》，杨绳信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书分宋元版刻（33页）、明代版刻（143页）、清代版刻（336页）和活字与套版（53页）四章，书中的1.3万多词条是作者耗费10年遍访国内十多家图书馆，考察各馆所藏清代以前公刻和私刻古籍，并记录下刻书的时间、地点和刻书家的名称以及书名卷数整理而来，其中辛苦滋味不用言说，信息准确宏大，是研究中国版刻史和版本学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追踪中国的版刻历史要从最早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说起。所谓雕版印刷，是在整块木板上写刻文稿，然后印刷成书。最早的记载是在晚唐，宋朝时盛行。西安唐墓出土的成都刻本《陀罗尼经咒》，显示了唐代印刷水平的高超'，也可说明四川成都是唐代印刷业的中心地之一。宋开宝八年（975年），吴越王钱俶主持刻印的《陀罗尼经》，是现存最老的浙江刻本。浙江、四川和福建这三个地区是我国唐、宋、明各代刻书中心，其中浙刻最佳，蜀刻次之，虽然福建刻本最差，但印刷量大，价格便宜，广受大众欢迎。刻书的地方还有汴京（今河南开封）、平水（今山西临汾）、南京和北京等。

活字印刷，相传是宋庆历中（1141-1148）布衣毕昇发明的，他用胶泥制作一字一印，类似现代的铅印。现存于世的泥活字印本是清道光、咸丰时安徽泾县翟金生的《泥版试印初编》和《仙屏书屋初集》等。在活字版中，木活字印书最为普遍，它的印本以元大德二年（1298）王祯的《大德旌德县志》最早，明代木活字印书更为盛行。清乾隆时，四库全书馆用木活字印了大型丛书《武英殿聚珍版全书》。铜活字起于何时，争论较多，据可靠的文献记载证明在元至治（1321-1323）时已有铜板。铜活字费钱，不是富家不能胜任。明福建游榕曾用铜活字印了《文体明辨》，后来因手头不便，卖铜字给饶姓商人，于万历二年印了《太平御览》。清康熙时，武英殿用铜活字印了《数理精蕴》，雍正时又印了一亿字的巨著《古今图书集成》。其他金属活字还有錫和铅两种。

中国古代出版家有公、私之分，即所谓“官刻”和“私刻”。官刻本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刻书，国子监是当时主持刻书的机关。宋代国子监刻书遍于四部，元人南下，收宋监本书板于杭州，刻印了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等书。明代南京国子监收集宋元旧版多次印刷，称为南监本。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二十一史注》等书，称为北监本。清代刻书多集中于内府，因武英殿主管其事，故所刻书称为殿本。

私刻或许比官刻更早，它又分家刻和坊刻两种。唐、五代家刻，主要是自己的文稿和喜爱的著作。南宋家刻多集中于江南，多是名作。明弘治以后，刻书量大增，毛晋的汲古阁刻印了《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六十种曲》及唐宋诗文集等，影响很大。明末至清，南方文人自刻诗文集者很多，但无文学价值。清代家刻之精品，如汪琬、王士祯的文集和纳兰成德的《通志堂经解》，都是名家用手写体刊印的。乾隆以后，家刻书不少，如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和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是影校过的宋元善本。

坊刻起于唐，在南宋以后盛行，唐代成都卞家印的《陀罗尼经咒》可能是已知的最早坊刻。宋代杭州的书坊有十三、四家，其中有些是由汴京南迁的，如荣六郎经史书籍铺的原籍是在汴京大相国寺东街。宋代建阳书坊有三十多家，刘姓书肆有九家，余姓刻书竟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如宋代余仁仲开设的万卷堂书坊；元代余志安的勤有堂；明代余文台的双峰堂等。总之，宋代坊刻很普遍，其地点就有170多处。元代坊刻有增无减，重要据点在元大都（今北京）。明代坊刻量多质劣，政府多次下令如再不严肃对待或私自改刊的，将判重罪。清代坊刻与宋元相比，逊色不少，各地虽书坊林立，但大多粗制滥造，书品开本很小，刀法拙劣，纸质消薄。鸦片战争后，西洋传入石印、铅印术，坊肆多以此为便，遂束刻版于高阁，无人问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