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高明县衙门口的粥锅没熄过火。
每天一大早，县衙的伙房就升起烟气，锅里熬的是白粥，送到门外，那里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土著百姓。
他们有的从三洲墟逃来，有的从周边村子跑来，手里抱着孩子，肩上扛着锅碗，眼神空洞，像是刚从火场里爬出来。
那时候的高明，已经不是原来的高明了。
三洲墟曾是本地土人的重要集市，热闹得很，街上铺子挨着铺子。
可咸丰九年（1859）十月，客籍武装突然卷土重来，一把火把整条街烧得精光，货物抢走，人也杀了。
能逃出来的都往县城跑，跑不掉的，只能靠命硬。
知县周士俊看到这场面，什么也做不了。
他没兵，也没人听他的。
只能让人熬粥，一锅接一锅地送。
有人问他：“大人，咱不管了？”他叹口气，说：“能活几个是几个吧。”
可是这事儿，真不是一锅粥能解决的。
往前倒几年。
太平军起事，广东一带兵荒马乱，清廷急着剿匪，没时间细选兵源。
于是就招了不少客籍民众组织“练勇”，说白了，就是民兵。
这些人本来就吃了不少苦，抱团取暖，打起仗来不要命。
地方官一看，好使，就放手让他们上。
可谁知道这股子劲儿一发不可收拾。
战争打着，地也占了，房也抢了。
尤其高明、鹤山、恩平一带，客勇越来越强，连县令都不敢惹。
土人告状？没人理。
有回一个姓冯的士绅被客勇逼粮逼得实在受不了，跑去县衙敲鼓喊冤，周士俊听完，只说了一句：“回去吧，我也没办法。”
那几年，县衙门口的鼓敲了无数次，回应永远是沉默。
可事情总是要变的。
咸丰十一年（1861）春，新任知县陆钟江到了高明。
可是他一脚踏进来，发现县城根本进不了。
城门被客勇占了，他只能把衙门设在阮涌，一边办公一边写折子往上级报：“高明不再是高明了。”
这时候，清廷也看明白了。
洪兵退了，可这些“友军”比敌军还难管。
于是政策慢慢调头，开始支持土人组团练，甚至派了官兵联合剿客。
局势一下子反过来了。
土人开始反击。
他们从各地召回流散的同乡，在鹤山古劳设立分局，在肇庆设总局，连火炮都从香港买了回来。
那是一种西洋后膛开花炮，专门用来轰城墙的，8000斤，从码头运到古劳，整整走了三天三夜。
同治元年（1862）春，土勇围住高明县城。
这一围就是五个月。
炮打不进去，挖地道，炸塌城墙，还是攻不进去。
城里的客勇死守，粮食吃光了，连树皮草根都吃了。
有军士被饿疯了，翻墙逃走，结果被同伴当叛徒杀了。
有人把牛皮鞋煮了吃，连锅底的灰都不放过。
县城外头，土勇一茬接一茬往上冲。
打到最后，连谁是头领都认不清了。
有个姓彭的团练头，满身是血，站在城下喊：“今日不破城，誓不还乡！”话音刚落，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肩膀，他愣是没倒下。
这一战，没人真正赢。
城破那天，客勇死了三千多人。
投降的也有，逃出来的不到五十人。
首领李天参趁乱逃到花县，改名换姓，混进县衙当门政。
光绪元年才被人认出来，被发配乌鲁木齐充军。
而高明呢？再看一眼，像是被抽走了魂。
三洲墟成了废墟，连鸡都不打鸣了。
田地荒了，村子空了。
易其彬是那会儿路过高明的文人，他写了一首《次高明县》，其中一句是：“十里少人烟。”这不是诗意，是实情。
县志里说，那场战斗之后，高明有些地方几十年都没恢复过来。
曾经的热闹市集，再也没有人提起。
从那以后，高明的客家人，不再住城里了。
参考资料：
清·陆钟江，《高明县志》，清同治年间刻本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通志·咸同年间土客械斗记》，中华书局，1998年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易其彬，《南粤诗钞》，广东书店，光绪丙子年（1876）刻本
吴永章，《清代土客冲突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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