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抗倭可能最先被人想到的就是戚继光了吧。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戚继光是一名武将，是战斗在抗倭第一线的一位伟大英雄，可问题是当战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是谁在为他们供应军资粮草？是谁在后方排兵布阵调度指挥？想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在戚继光身后有一位一直默默支持抗倭斗争的幕后人物，这个人名叫胡宗宪，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对抗倭斗争胜利的贡献可能还超过了戚继光。

事实上在抗倭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最强悍的两员战将——俞龙戚虎（俞大猷、戚继光）都是由胡宗宪一手提拔起来的。嘉靖三十四年明廷任命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按御史，随即提为总督，总制东南七省军务，领导抗倭灭冠。也就是说：如果俞大猷、戚继光是战斗在抗倭第一线，那么全面领导整个东南抗倭战场的就是胡宗宪。胡宗宪上任后召徐渭、沈明臣、茅坤、文征明、郑若曾等为幕僚，参賛军务;以俞大猷，戚继光、卢镗为大将，制定“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策略，转战江、浙、闽、赣，每役躬擐甲胄，指授方略。至明嘉靖三十六年计斩徐海，俘陈东、降汪直，断倭寇之内应，东征西讨，终于弥平倭患，使东南百姓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

胡宗宪不仅立足于平定已作乱的倭寇势力，而且立足于平定倭寇后如何保证国家海防不再遭受入侵：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针对倭寇“去来飙忽难测”、“海涯曼衍难守”，沿海地区随时可能遭受倭寇焚掠的情况，决定建立沿海防御系统。组织人员把沿海倭情、地理形势及抗倭措施编成《筹海图编》，指导抗倭斗争。“缮甲造舰”，修造战船千艘，多置火器，配备佛郎机、鸟铳、火砖、喷筒、火箭等，由俞大猷、戚继光分率巡洋。福建沿海设立哨兵，置烽火门、小埕、南日、浯屿和铜山五大水寨，派驻军队捍卫海岸。浙江沿海设海盐、澉浦、乍浦三大水寨，招募苍山、福清等船78只布列各港口，以四参将六总兵统之，“不拘警报有无，而亲出海洋，严督各总戮力用命，以遏海寇于方来”。明朝真正的水师就是从这时建立的。

按说这样一位对抗倭大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应该会被后世永远铭记才对，可事实上他的知名度不仅远远低于自己一手提拔的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甚至在身后还曾被人颇多诟病。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他为人处世过于圆滑，又过分贪婪——就个人私德而言：他可算不得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如果说领导抗倭斗争是他一生最大的亮点；那么在个人私德上他也有着巨大的污点。

当时嘉靖皇帝宠幸严嵩父子，一时之间严家父子把持朝政擅权弄政，在这样的局面下朝廷大臣们迅速站队：凡是想要出人头地仕途畅通的都主动巴结献媚严家父子；而那些瞧不起严家父子为人的大臣们则坚持不与之同流合污。然而胡宗宪却认为：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抗倭，为了东南百姓的安定，如果自己不主动巴结严家父子，那么在军需粮饷、选将用人等问题上严家父子必定对自己多方制肘。就这样胡宗宪被朝中那些正直的大臣视为与严党同流合污。

除了主动巴结攀附严党外，胡宗宪侵吞军饷、生活奢侈、好色都是不争的事实——胡宗宪通过在浙江加派“提编”等额外税赋和请求留存浙江盐银等手段，聚敛了数额巨大的钱财，有“总督银山”之称。不过客观而言：胡宗宪贪污所得也并非全用于自己的个人享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他用来打点上下关系以换取他们对抗倭斗争的支持；可另一方面胡宗宪生活奢侈也实有其事，这意味着他的贪污所得除了用来打点关系之下其中也有相当部分被他自己中饱私囊了。总体而言：胡宗宪贪污更多是被当时朝廷整体的腐败作风逼出来的，他自己私自截留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对他的政敌而言：只要你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自己私自截留了多少就不重要了。

其实胡宗宪基本上是一个高配版的韦小宝——从个人私德而言：他和韦小宝一样并不光明磊落，完全是靠溜须拍马换来仕途畅通；可相比韦小宝而言：他具有更强的个人能力并始终不渝为抗倭斗争、安定百姓默默奉献。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干才，但不是一个有操守的清官，这样的人如果碰上朱元璋、朱棣这样的盛世明君或许能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如果碰上朝政腐败的王朝晚期就难免同流合污。

嘉靖四十年他因南京给事中陆风凤仪弹劾胡宗宪为“严(嵩)党”而入狱。明世宗对群臣说“宗宪非严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嫉”。于是获释。第二年御史汪汝正以宗宪付严嵩之子严世蕃手书中有“自拟圣旨”罪再次弹劾胡宗宪，又重新下狱。在狱中，胡宗宪愤然上书数千言，发出“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慨叹。世宗怜之，久未定其罪。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瘦死狱中。隆庆六年(1572)宗宪案得以昭雪，并录平倭功勋。万历十七年(1589)胡宗宪孙胡灯奏准，御赐葬故里龙川之天马山，谥号襄懋，备极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