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看过明朝历史的，都对“倭寇”两个字不陌生。
明朝这两百多年里，倭寇在沿海就基本没消停过，烧杀抢掠、攻城劫掠，地方志上密密麻麻都是倭寇侵扰的记载。
为了平定倭患，明朝倾尽举国之力，戚继光、俞大猷等顶级名将领兵出征，浴血奋战，可就算这样，倭患还是反反复复，简直跟割韭菜一样，割完一茬又长一茬。
可奇怪的是清朝一入关，大规模倭寇的记载几乎绝迹，仿佛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
很多人下意识觉得：肯定是清朝军力更强、海防更严，硬生生把倭寇给打服了呗！”
真要这么简单就好了。
倭寇的消失，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碾压，其根本原因是滋生倭寇的条件变了。
要搞清楚倭寇怎么消失的，得先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这事要从朱元璋开国那会儿说起。
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骨子里是典型的农耕思维，觉得老百姓乖乖种地就好，跟海外有什么好交流的？干脆把国门一关，安安静静过日子，于是颁布了海禁令。
百姓怎么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你把海上贸易的路子堵死了，靠海的老百姓只靠种地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糊口。
咋办？于是有人开始铤而走险，也就是偷偷出海做生意。官府不允许，发现就抓、就杀，那怎么办？
只能武装自己，硬着头皮跟官府对着干。官府越抓，这类商人就越多，慢慢的就有团伙从走私商人到武装走私就变成了全职海盗。
同时期的日本恰好赶上了战国时代。各地大名相互掐架，打输了的大量武士沦为“浪人”，有刀法、能打仗，但没饭吃、没地方待。
中国走私商人们一看：哎，这不就是现成的“保安队”吗？于是花点钱把日本浪人雇来，给自己当保镖、当打手。两拨人一拍即合，中国商人带路，日本浪人当枪的“倭寇“模式就成型了。
根据各种历史记载，所谓倭寇真鬼子只占三成，剩下的七成全是中国人！王直、徐海、陈东、吴平……这些倭寇大头目，清一色全是中国人。
明朝专门派人来处理倭寇。嘉靖年间朱纨被派到浙江严厉清剿走私势力，他干得确实猛，在宁波双屿大败葡萄牙人和倭寇联军，转头又在福建打了个大胜仗。
可结果福建浙江那些靠海上贸易吃饭的士大夫们不干了，你断了我们的财路，那你也别想好过。联起手来弹劾朱纨“擅杀”，朱纨最终被削职，愤而服毒自尽。
这就是明朝的困境，禁海得罪沿海利益集团，不禁海倭寇越来越嚣张。越禁越走私，越走私越大胆，形成了一个谁也解不开的死循环，让明朝倭患绵延百年，始终无法根治。
很多人误以为倭寇是被清朝消灭的，实则在明朝中后期，倭寇就已经大势已去，因为朝廷在军事和政策上双管齐下。
先是戚继光、俞大猷这两个狠人把倭寇的核心势力给打掉了，使得倭寇群龙无首，成了一盘散沙。
后来福建巡抚谭纶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隆庆皇帝听进去了，部分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出海做生意。走私变成了合法贸易，此后假倭们纷纷上岸转行，不仅倭渐不为患，海外白银也大量的流入。
与此差不多的年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颁布“海贼停禁令”，严禁海盗行为。浪人失业潮结束，真倭的兵源被掐断了，倭寇自然不成气候了。
到了清朝之后，为了切断沿海百姓给海上明郑集团接济物资，清朝干了一件极其狠的事，强制把沿海居民全部内迁三十到五十里。沿海的房屋烧了、田地毁了、船砸了、人搬走了，人为制造出一条几百里的沿海“无人区”。
沿海那种“走私—海盗”模式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全都不存在了。倭寇就算想来，也找不到补给、抢不到人口、搞不到淡水，连个向导都没有谁来？
加上清初在东南沿海常年驻防重兵，军令严明、奖惩分明，对海盗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威慑。德川幕府从1633年开始，连续颁布多道“锁国令”，日本进入长达两百多年的稳定期，也没有人来当倭寇了，自然就没有倭患了。
故而别再觉得清朝武力强，所以打没了倭寇。倭寇的兴亡，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海禁政策、东亚格局、民生生计、海上利益多方因素叠加的综合博弈。清朝只是赶上了倭寇消亡的历史大势。
当然提一句，倭寇作为一种中日混合的海盗势力，到清朝确实是消失了，但不代表清朝海患彻底消失，海疆从此太平。
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从海上打过来的时候，清朝的海防就跟纸糊的一样了——比明朝的倭寇之患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海洋从来不是祸水，封闭才是乱象的根源。
一味封堵封禁只会滋生矛盾；顺势疏导、合理管控，才是海疆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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