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顾颉刚|与鲁迅共事|冯友兰|林语堂|许广平|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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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厦门，鲁迅便多次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指责父亲，说：“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鲁迅致许广平信，1926年9月20日）；“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1926年9月25日）；“他所荐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1926年9月30日）；“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1926年10月16日）。

读书

南下的坎坷·与鲁迅共事

顾潮

父亲“本来怕管事”，但“此次来厦，以地位关系，不能不管”（致冯友兰信，1927年2月20日）。那时，父亲除了讲课以及欲通过讲课继续开辟经学研究的新途径以外，又投身于国学院的创办，如：筹划编辑国学院周刊、季刊，欲以此得到言论阵地来创造新空气，就如同他在北大编辑《歌谣》周刊及《国学门周刊》那般；又举行学术演讲，发起成立厦大风俗调查会，调查福建各地风俗古物，与福州协和大学国学系商议成立“闽学会”，等等。

当时，从表面上看，父亲与鲁迅之间还是很客气的。父亲所编《辨伪丛刊》之一的宋濂《诸子辨》出版后，曾赠鲁迅一册（见《鲁迅日记》，1926年9月8日）；那时胡适来信嘱父亲撰《封神榜》序，父亲在复信中说：“《封神榜》的序，接信后即从事搜集材料，并将本书看了一遍。只因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尚未下笔。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复书。”（致胡适信，1926年9月15日）虽然日本友人之复信得到与否现在尚不知，但由此可证明，起初他们两人尚有学术上的交往。

不过，由于北大时期的宿怨，鲁迅对于同室办公、同桌进餐、终日在自己眼皮底下活动的父亲甚为不满。初到厦门，鲁迅便多次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指责父亲，说：“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鲁迅致许广平信，1926年9月20日）；“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1926年9月25日）；“他所荐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1926年9月30日）；“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1926年10月16日）。

鲁迅说父亲爱荐人，其实父亲起初仅荐潘家询、陈乃乾。潘家洵与父亲关系极熟，他们是同乡又是北大同学、同事，而且同住在大石作，那时潘氏亦不愿继续留在北大，当得悉父亲在沪登船赴厦日期，届时即束装以俱登，托父亲代为谋职。父亲到厦门后便为之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其在北大时任外语系讲师，则照例仍聘为讲师。至于陈乃乾，当时并未至厦，父亲遂又荐容肇祖接陈氏之职。而鲁迅说最使他讨厌的黄坚（振玉）及善唱昆曲的陈万里也是父亲所荐，这就不是事实了。黄坚本是北京女师大的职员，林语堂在女师大任教时与其相稔，因招其去厦大做自己的副手，任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陈万里亦是林氏自己招去的。从鲁迅致许广平信中可以看出，他与黄坚在厦大有不少冲突，为此他还愤而辞去国学院之兼职。但这与父亲有何关系？又与现代评论派有何关系？黄坚既非现代评论派之人，在北京时与父亲又没有什么来往，而鲁迅却怀疑黄氏来厦大是父亲所荐，并因对黄氏的憎恶而迁怒于父亲及现代评论派。后来有一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程憬（仰之），系胡适同乡，毕业后尚未就职，请父亲在厦大为他谋一个助教职位。程氏甚冒失，还未得到父亲的回信已然搭船到了厦门，父亲不得不为他加紧办理此事。这件事自然为鲁迅批评父亲“要在厦大里造成一个胡适派”提供了口实。

父亲生性绝俗，不善处世，往往得罪了人而不自知。当初到厦门之时，他曾劝林语堂不要聘川岛（章廷谦），“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致胡适信，1927年4月28日）。父亲之所以不赞成川岛来厦大，是因其“未能成毫末之事而足败邱山之功”（致胡适信，1926年9月15日）。其实即使是鲁迅本人，虽与川岛交往甚密，也不是很赏识他的，据容肇祖回忆，当鲁迅离厦门大学至中山大学后，川岛请鲁迅推荐自己去中大，当时容肇祖亦在中大，鲁迅对容氏谈起此事时说：“他不能讲课，我要他来做什么！”鲁迅终未荐彼。父亲与川岛是北大同事，亦同是《语丝》成员，大概川岛曾托父亲替自己在厦大谋职，父亲尽管从工作考虑不赞成其来厦大，但从私人面子上考虑不便回绝，所以当得知林语堂有意聘川岛时便复书告川岛“事已弄妥”，这是私人交往间常有的事，但鲁迅知道后认为父亲使出“陈源之徒”的“手段”（鲁迅致川岛信，1926年11月21日），或许这就是鲁迅说父亲“阴险”的依据。而川岛抵厦大后，也常在鲁迅面前败坏父亲。

……

鲁迅藉林语堂辞职之机，亦提出辞职。是时广州中山大学邀鲁迅去任教，况且许广平又在广州，鲁迅即欣然应之。其实鲁迅刚到厦门不久即想走，其原因除了与国学研究院内的“现代评论派”不能共处，“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不足与语，令我觉得无聊”（鲁迅致许广平信，1926年9月20日），“无人可谈，寂寞极矣”（鲁迅致许寿裳信，1926年10月4日），又不满意学校当局，认为他们并非真心提倡学术研究，而校长“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甚“讨厌他”，与他“无可调和”（鲁迅致许广平信，1927年1月2日）；再者感到此地“饭菜不好”（鲁迅致川岛信，1926年11月30日），“食不下咽”（同上，1926年10月10日）,“语言不通”（鲁迅致许广平信，1926年11月26日），“交通不便”（同上，1926年10月10日）；如此等等。只是怕才来就走，使林语堂为难，方未正式提出。

对于鲁迅的辞职，厦大学生发起“挽留运动”，随即转为改革学校运动，欲“打倒刘树杞，重建新厦大”。为了平息风潮，校长一面假意挽留鲁迅，一面放出空气，说鲁迅离校是由于北京来的教员中胡适派和鲁迅派相排挤，以此推卸责任；当地报纸亦将此言登出。为此，1927年1月5日国学院开会质问林校长，会上林语堂“声色惧厉”（日记，是日）；1月8日《民钟报》社为鲁迅饯行，邀请父亲和林语堂、陈万里、川岛等作陪，报社为此事当面道歉，并刊登更正启事。实可见鲁迅之行，并非“胡适派”所排挤走的。林校长一招不行，另使一招，他欲拉拢父亲合作，以共同抵抗风潮。1月9日，校长为鲁迅饯行，邀请父亲等作陪。父亲到后，校长当了许多人的面，招父亲入一小室谈话。父亲与彼本无共同语言，彼乃拉杂说琐细事以拖延时间，尔后开门同出，使其他座客疑为会谈机密。父亲很怕川岛挑拨感情，故散席归后当众宣布所谈内容。然而川岛等仍以此为据，散布流言，说父亲勾结校长以排挤鲁迅。这样，林文庆出于自身利害关系，对父亲与鲁迅间矛盾的加深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1月15日，鲁迅离厦大赴广州，父亲到彼处作别。待鲁迅上了开往广州的“苏州号”轮船后，父亲还到船上访之。由此可证父亲后来所说他与鲁迅“不曾当面破过脸”之言。当时鲁迅对他的责言，都是从同事或学生中传过来，如鲁迅对厦大学生说：“顾颉刚是研究系。”（研究系是宪政研究会的简称，在当时是反对国民党的。）一位学生问道：“你说他是研究系，有什么证据呢？”鲁迅答道：“这要什么证据，我说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这位学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顾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罢！”（见《自传》）对此父亲并未计较，他说：“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兹受横逆，亦不必较也。”（日记，1927年2月11日）在鲁迅离校的同时，刘树杞因受学生及厦大内闽南教职员之攻击，亦不得不离校。然而，父亲与鲁迅的纠葛并未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