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元培（1868—1940）
在20世纪红学史上，蔡元培是作为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这一负面形象被盖棺定论的，这一认知在新红学兴起后被学界普遍接受，成为共识。在此情况下，研究者对其红学研究也就没有再深入探讨的兴趣，至于其《石头记索隐》之外的大量红学言论，同样很少有人关注，更不用说系统、完备地搜集、整理和研究。
相比之下，倒是蔡氏本人对自己的红学研究成果比较看重，在谈到自己的著述时，时常提及，比如他在1923年秋至1924年间所写的《自书简历》中谈到自己的著述时，将《石头记索隐》与《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等著作并列。在1921年3月2日的日记中，他不无得意地提到，法国巴黎大学校长埃贝尔在演讲时，“注重于北大废院存系之办法，对于我个人之著作，尤注意于《石头记索隐》”。
在现代红学史上，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经常被作为靶子受到批评，但这里有个问题：以蔡元培天资之高、学识之博，并不比哪位红学家低，他何以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一部在其他红学家看来似乎是小儿科的著作，何以会犯那些在其他红学家看来如此明显的低级错误？既然错误如此低级，为什么在被胡适等人批评、指出之后却并不服气？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石头记索隐》是如何写成的，它到底是不是蔡元培治学生涯的一个污点？
尽管此前已有不少研究者涉及过这些问题，但并没有很好的解决，一些人往往批评一番草草了事。俗话说：盖棺定论。但盖棺之后的定论能否成为定论，同样需要事实的检验。最起码在笔者看来，红学界有关蔡元培的一些定论是存在问题的，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评论也不够公允。
下面依据相关资料对蔡元培的红学研究重新进行考察，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
根据相关资料来看，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石头记索隐》一书虽然不算太长，只有四万多字，但它可以说是一部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著述，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一书中称其“征引繁富，用力甚勤”，其后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称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可见鲁迅虽然不同意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一书的观点，但对其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为写作《石头记索隐》一书，从搜集资料到撰成该书，再到到补充完善，蔡元培前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其一生著述甚多，但花费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似乎仅此一部。
据现有资料来看，蔡元培最早研究《红楼梦》当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这一年农历九月初一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鸡鸣进城，回馆已食时矣。阅《郎潜纪闻》。
在当月初六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阅《郎潜纪闻》十四卷、《燕下乡脞录》十六卷竟，鄞郑康祺(钧堂)著，皆取国朝人诗文集笔记之属，刺取记国闻者。
这里所说的《燕下乡脞录》为《郎潜纪闻》二笔。
之所以把这个时间点作为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开端，是因为在《燕下乡脞录》的卷五记载了徐柳泉的如下一段话：
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红楼梦》笔墨娴雅，屡见称于乾、嘉后名人诗文笔札。
显然，这段话引起了蔡元培探讨《红楼梦》的浓厚兴趣。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
将《燕下乡脞录》的这段记载与《石头记索隐》一书对比可知，其对蔡元培的研究有很大启发，既有观点层面的，也有方法层面的，特别是后者，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忽略。
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机缘由此可知，其撰写《石头记索隐》还有没有别的动机呢？
一些研究者认为蔡元培撰写该书是有政治目的的，那就是以此表达反清革命思想，这一看法颇有影响，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看法。
结合蔡元培的生平经历来看，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他在北京参加散馆考试，由翰林院庶吉士升补为翰林院编修，大量时间用在读书、交友上。此时他还没有产生反清革命思想，自然最初研究《红楼梦》也不会有这个动机，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
从1894年起念到1915年《石头记索隐》完成，其间蔡元培的思想发生较大变化，从事反清斗争，他会不会在此期间利用自己的这部红学著作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呢？应该也不会，因为该书主要写于民国建立之后，到他出版该书的时候，中华民国早已建立，失去针对性和时效性，不需要再做这样的宣传了。如果该书在民国建立前出版流传，政治动机说也许会更有说服力。
再者，《石头记索隐》出版后，蔡元培仍不断搜集资料，进行增补，这同样可以说明他撰写此说更多是出于兴趣爱好，并没有政治动机。
虽然《石头记索隐》开头说《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这是蔡元培对《红楼梦》主旨的认知，但这并不等于他本人也一定持这种思想和角度来研究《红楼梦》。
从全书内容来看，蔡元培重点在利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来索隐历史人物，对反清排满思想并未着笔，读者也难以产生这样的印象。
在该书的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这里说的很明确，蔡元培希望读者把《红楼梦》作为“因话录、旧闻记读”，而不是让他们关注其中的“民族主义”。
1935年8月3日，在《追悼曾孟朴先生》一文中，蔡元培说自己“是最喜欢索隐的人，曾发表过《石头记索隐》一小册。但我所用心的，并不只《石头记》，如旧小说《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以至于最近出版的《轰天雷》、《海上花列传》等，都是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对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动机，他说得再清楚不过。
总的来看，蔡元培撰写《石头记索隐》一书应该是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的启发和影响，出于个人兴趣而撰写的，并没有反清排满的政治动机在，这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
光绪二十年(1894)蔡元培对《红楼梦》产生兴趣，这一年他是否已经开始动笔，还难以确知。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思考相关问题，这可以从其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十七日、九月初四的日记中看出来。
在六月十七的日记中，他根据《郎潜纪闻》的启发，推测“黛玉当是竹垞”，“史湘云是陈其年”，“宝琴是吴汉槎”，“三春疑指徐氏昆弟”，“刘老老当是沈归愚”。可见他已经思考得比较成熟，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正在形成。
在九月初四的日记中，他对清代《红楼梦》评点进行了评述：
近日无聊，阅太平闲人所评《红楼梦》一过。……闲人评红楼，可谓一时无两，觉王雪香、姚梅伯诸人所缀，皆呓语矣。
从这两天的日记来看，蔡元培仍处在搜集资料和准备阶段，应该还没有动笔。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一年，蔡元培已经写出了一部分初稿。在当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寄托遥深，读诗逆志，寻味无穷。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用资印证。
随后列出林黛玉、薛宝钗、宝琴、妙玉、王熙凤、李纨、探春、惜春、史湘云、贾母、宝玉、刘老老十二位小说人物影射的人物名称，元春、迎春、秋菱三人则未列出，说明还没有找到她们影射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蔡元培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动机，他看重《红楼梦》这部小说意在“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自己着力点在找出其中的“寄托”，获得“寻味无穷”的快乐，显然这与政治无关。
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因诸事繁杂，《石头记索隐》的写作时断时续，即蔡氏本人在其传略中所说的：“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
1913年至1916年间，蔡元培游学欧洲，时间较为宽裕，于是又开始该书的写作。在1914年10月2日致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蒋维乔的书信中，他介绍说：“现在着手于《红楼梦疏证》，写定即寄奉。”可见他最初所定的书名是“红楼梦疏证”。
第二年，书稿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他已经决定将其先在杂志上刊出，书名也从“红楼梦疏证”变成了“石头记索隐”。在1915年4月27日致蒋维乔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石头记索隐》本未成之作，故不免有戛然而止之状。加一结束语，则阅者不至疑杂志所载为未完，甚善。特于别纸写一条，以备登入。
《石头记索隐》书后有明确的时间标记，那就是“民国四年十一月著者识”，这应该是全书完稿的时间。1916年，《石头记索隐》刊于《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一至六号，从其书信的语言来看，应该是经蒋维乔之手发表的。之所以在《小说月报》连载，据蔡元培本人说是“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
在《小说月报》刊载的同时，蔡元培还同商务印书馆商量出版单行本之事。起初，他想自办发行，自印自售。老朋友张元济则建议他采用租赁版权的办法，他在1916年11月22日致蔡元培的书信中写道：
敝见著作权仍为尊有，照租赁著作权章程(附呈一分)，版税照定价十分之一，似比自印自售较为简净，未知尊意以为何如？
这一建议为蔡氏采纳。
起初，蔡元培还想再润饰修订一番，但由于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一书的出版，张元济出于商业考虑，劝他加快出版速度。在1916年11月22日致蔡元培的书信中，他劝说道：
现在上海同业发行《红楼梦索隐》一种，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料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
为了同《红楼梦索隐》竞争，张元济还决定将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文附在书后。
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石头记索隐》的单行本。该书出版后，很受读者的欢迎，并得到很高评价，有个叫王小隐的在《读红楼梦剩语》一文中写道：
民国五年蔡孑民先生作了部《石头记索隐》说《红楼梦》是历史小说，暗射清初政治上的事情———都能够说出凭据来，识见要算加人一等的了———从此《红楼梦》的读法，就开了个新纪元，都要拿他来考证掌故。
该书后来多次重印，到1919年7月时，已印行四千部，还要再加印一千五百部。在1919年7月17日的日记中，蔡元培这样写道：“得商务印书馆函，索《石头记索隐》印花一千五百纸(前已印过四千部)。”到1922年时，已出版到第六版。
屡屡再版，拿到的版税自然也就比较可观，据蔡元培1923年10月10日的日记，此时“《石头记索隐》版权费已积有二百余元”。而这已在他与胡适进行论战之后，可见这场论战虽然胡适占上风，但对该书的销路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其间蔡元培仍不断补充材料，进行修订，这在其1918年之后的日记中屡有记载。这里择要列举一些：
《石头记》贾母称史太君，大观园为山子野所构造，又林四娘疑即指主司四人，林者翰林也，又或为四布衣、朱竹垞等。(1917年9月39日)
《石头记》之画蔷，王梦阮谓是指范事。今颇疑晴雯亦指范，即青霞之影射也，又鸳鸯自经，可卿亦有此疑，疑与青霞有关。(1918年1月26日)
阅易蔚儒《新世说》德行篇，引《池北偶谈》朱之锡遣婢事，疑《石头记》中七十四回惜春遣入画事所本。(1918年7月10日)
《石头记》影健庵之探春，别号蕉下客，或即影其因兄揽权欤。(1919年7月12日)
绛雪轩，为高宗与廷臣赋诗之所，隆裕后以之为休憩室，逊帝尝宴外宾于此，今日茶会亦在是，云云。案《石头记》有白雪红梅及梦兆绛芸轩等回目。(1934年9月13日)
从上述记载来看，《石头记索隐》出版之后，蔡元培尽管事务繁杂，仍一直在进行增补修订，但这些内容后来并没有公开刊布，蔡元培本人也感到遗憾，在《传略》一文中表达了惋惜之情：“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不过由此也可见其撰著的认真态度。
需要说明的是，《石头记索隐》出版后，相当畅销，一直被不断重印，尽管后来蔡元培被划归索隐派，在与胡适的论战中处于下风，但这并未影响该书的销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但遗憾的是，各家出版社在争相刊印《石头记索隐》时，都只是将原书印一遍了事，都没有将蔡元培后来增补的内容加上去，其遗憾始终未得到弥补。
三
红学索隐派的形成代表着20世纪初红学研究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一条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迥异的道路，它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结出的一枚新型果实。在这一时期，索隐式研究已经由原先只言片语式的简单猜谜发展成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篇幅动辄上万字，甚至达十数万字，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稳定的索隐式研究理论和方法。
较之王国维等人的红学研究，索隐派的观点在社会上同样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无疑是红学研究史上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学术文化现象。
在这一时期的索隐诸家中，以蔡元培最具典型性，影响也最大。《石头记索隐》受《郎潜纪闻》一书的启发，将《红楼梦》视作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小说作者“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故需要“阐证本事”，这是全书立论的一个前提。
总的来看，蔡氏索隐出来的本事并没有太多新意，不过是旁征博引，排比资料，论证作品中的人物、事迹影射某一历史人物，如贾宝玉影射胤礽，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王熙凤影射余国柱等等。较之以往的同类著述，不过索隐出来的人物、事迹更多，更为系统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书中将以往片言只语的简单猜谜发展成较为完整系统的论述，并归纳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索隐式研究法。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指出：“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
蔡元培所归纳出来的索隐式研究法可以称作“三法推求”法，即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所说的“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所谓的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这三种基本方法，就是通过人物品行、秉性、事迹的类比以及汉字的字形、读音和字义，在作品人物与历史人物的某一个方面建立联系，从而确定彼此存在影射关系。
以探春影射徐健庵为例，其证据是“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名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健庵之弟元文入阁，而健庵则否，故谓之庶出”。《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探春嘱托贾宝玉买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轻巧玩意儿之事则是影射徐健庵“尝请崇节俭、辨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之事。
这一论证综合运用了蔡氏所归纳的三种方法，其中“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属于姓名相关法，“健庵之弟元文入阁，而健庵则否，故谓之庶出”属于“轶事有征法”，贾探春嘱托贾宝玉买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轻巧玩意儿之事影射徐健庵“尝请崇节俭、辨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之事则属于“品行相类法”。根据这三种方法，他得出贾探春影射徐健庵的结论。
书中其他人物也大多是按照这种思路和方法索隐出彼此间的影射关系，比如贾宝玉爱红之癖蕴涵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这一观点，其证据是作品中多用“红”字，这是在影射“朱”字，而“朱者，明也，汉也”。就是利用汉字的字义，经过一番转换，在红与汉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将爱红之癖等同于“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
这种索隐式小说解读法的产生自有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产生发展历程及人们较为纷杂的小说观念有着内在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不同，受早熟的史传文学影响极深，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小说观念到评价标准，从叙事视角到行文布局，无不深深打着史传文学的烙印，即便是在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成熟之后仍是如此。小说创作以史传为最高标准，能否补正史之余往往成为作者追求的一种目标，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将小说是否真实作为判断其价值的一个基本依据。这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白话通俗小说虽然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根本无法达到补正史的要求，但作者及评论者仍将其作为目标。
事实上，这种观念对小说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通俗小说尽管想象虚构的成分很多，但不少仍有所本，历史演义小说不说，就连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都要由一件史实生发推演。后来的《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更是将真人真事糅合进小说作品，这样就为读者辨析真假、探寻本事提供了空间。
古代小说批评中，有不少是对小说与史实的异同进行辨析，真假问题往往成为读者、批评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对小说本事的解读成为一种很常见的解读方式。在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共谋，对读者来讲，索隐式研究符合其阅读期待视野，同时满足了其探求谜底的好奇心，因而容易受到关注，这是索隐式研究得以存在并广为流传的文化心理基础。
由上述分析可知，索隐式研究并非红学研究的专利，它在小说研究中十分常见，比如对《金瓶梅》等作品的本事，明清以来不断有人探讨，迄今不绝。只是由于《红楼梦》影响太大，红学研究过于显赫，索隐式研究才更为发达，引人注目。
同时也不可否认，《红楼梦》作品自身的一些特点也为这些索隐式阅读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使其发展到极致，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首先，《红楼梦》以其对人物事件极为生动细致的描摹刻画使小说达到了一种高度的真实。这种真实使一部分读者混淆了作品与现实的界限，将作品中的人物等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这在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其次，作者本人在真假问题上含糊其辞的暗示也给了读者以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他在全书一开头就说：“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无疑，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暗示，到底作者隐去了哪些真事，以何种方法隐去，这对读者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在此情况下，不难理解会有不少人费心劳力来揭示其中的本事，乐此不疲。且不说还有脂砚斋等人在评点中以当事人、知情人者身份不时进行的点拨。显然，索隐式研究有其渊源近因，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就研究方法而言，这种索隐式研究属于主题先行式，即往往是脑海里先有了某种观念、想法后，再通过各种方法来进行图解落实。毕竟《红楼梦》是一部大书，在书中成千上万字词的音、形、义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将其中的人物故事与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之间寻找相似性，有着无限可能性，索隐式研究者因而总能找到自己所希望的那种联系。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照我个人的推测，‘索隐派’诸人，自清末以迄今日，都是先有了明、清之际一段遗民的血泪史亘于胸中，然后才在《红楼梦》中看出种种反满的迹象。”这话用在蔡元培身上，也是很准确的。
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使索隐派红学逐渐成型，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稳定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后世红学研究影响深远。至于何以这种研究方式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又一直有着如此广大的读者群，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揭示，有助于对国民文化心态全面、准确的了解，同时它还帮助公众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和阅读习惯有着特别的意义。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索隐派红学不能简单地批评了事，而是首先应该进行深入了解，读读他们的著作，看看索隐派研究者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到底是如何说的，具体操作方法如何，在此基础上提出批评意见。贴标签、戴帽子的粗暴霸权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既难以服人，也会招致公众的反感。我们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毕竟客观公正并不等于同情，更不意味着默许和赞成。
四
蔡元培的观点和方法在当时影响甚大，从《石头记索隐》的畅销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在，几年之后，蔡元培的红学新说受到了来自胡适、俞平伯等人的挑战。
鉴于蔡元培的特殊身份及其《石头记索隐》在社会上的较大影响，当胡适等人着手创建新红学，开始对先前的旧红学进行清算的时候，拿蔡元培来做靶子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胡适这种批评对象的选择并非如有人所说的借此成名之类，两人之间的红学论争自有其必然性，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步骤。
由于两人的身份都比较特殊，同为公众人物，自然很容易受到关注，其影响也超出了红学范围。胡适与蔡元培围绕《红楼梦》展开的论战，不仅是红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还意味着新、旧学术的一次正面交锋，在现代学术史上极具象征意义。
这场论争是由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他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
蔡元培一直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属于索隐派中“之谨严者”，对胡适的批评自然不服气，要撰文进行反驳。稍后，1922年初，蔡元培在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写自序时，对胡适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这篇序文有一个标题，名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在该文中，他明确表示，对胡适的批评“殊不敢承认”。一方面，他表明自己态度的审慎和方法的可靠：
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
另一方面，他又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反驳。他承认胡适“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同时又表示：
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
他同时还列举了一些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加以进行说明，确认考证情节的必要。
针对胡适的“笨谜”之说，蔡元培认为这“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并以《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小说为例，说明这些小说作品是可以索隐的，《红楼梦》也是可以索隐的。
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进行了批驳，他指出：
《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许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诮与？
针对胡适的《红楼梦》自传说，蔡元培认为：
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
他还举出一些曹家与小说中贾家事迹不符的例子加以说明。
最后他坚持认为：
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有趣的是，蔡元培在坚持己见的同时，也部分地接受了胡适的意见，同意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书中有曹家故事。
两相对比，胡适对蔡元培是全部否定，蔡元培对胡适则是部分否定，主张索隐与考证并存。两人一处于主动地位，一处于被动地位。
平心而论，蔡元培为自己著作所作的辩护是缺乏力量和说服力的，情节考证有必要，古代小说一些作品可以索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要根据作品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并不能由此证明他的《石头记索隐》的正确性。他所总结出的三种方法：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从本质上讲，前两种是附会，后一种是猜谜，这倒恰恰暴露了《石头记索隐》的致命伤，正如顾颉刚1922年3月13日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所说的：
若必说为性情相合，名字相近，物件相关，则古往今来无数万人，那一个不可牵到《红楼梦》上！
当然，蔡元培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也并非毫无力量，他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阅读的影射索隐传统。同时，他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却是很有力的，指出了自传说的弊端所在。胡适用曹家的人物事迹来和作品相关描写进行对照，这何尝不是一种索隐，不过两者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
对蔡元培的反驳，胡适也做了回应。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他承认“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如《孽海花》《儒林外史》，但他同时又指出，“蔡先生的方法的适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随后引用了顾颉刚所说的索隐派两种前后矛盾及不合情理的理由。
随后，胡适强调了作者生平考证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情节考证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并再次呼吁：
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
这个回答加上先前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应该说基本上批倒了蔡元培的索隐式研究法，蔡氏无法为自己作有力的辩护，也就没有再专门写文章进行回应。
1921年蔡胡之间的这场论战，是现代红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胡适等人开创的考证派新红学取代索隐派，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索隐派红学虽然生命力顽强，但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蔡元培并非顽固不化的保守者，而是开风气之先的时代领军人物，他何以走上索隐之路，而在类似学术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胡适何以能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后来成为开一代新风的现代教育家、政治家、学者。他顺应历史文化潮流，从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转变为一位新型知识分子。他既保持了传统文人的特色，又具有现代学人的品格，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先锋，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体现了这一时期过渡转型的特点。
就其学术研究而言，也具有这一特点。一方面，他积极汲取西方人文思想，游学德国、法国，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另一方面，他又沿袭传统的治学模式，以索隐的方式解读《红楼梦》。从蔡元培的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学人面对学术转型的选择，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演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五
需要说明的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并非《石头记索隐》一书所能全部概括，也并非索隐一词所能完全涵盖。在《石头记索隐》之外，蔡元培还从其他角度对《红楼梦》一书进行过评述，时有精彩见解，可惜这些观点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
应该说，蔡元培有些观点在当时还是颇有新意的，比如他在1920年6月13日的《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中有一段专门谈论《红楼梦》的文字：
许多语体小说里面，要算《石头记》是第一部。他的成书总在二百年以前。他反对父母强制的婚姻，主张自由结婚；他那表面上反对肉欲，提倡真挚的爱情，又用悲剧的哲学的思想来打破爱情的缠缚；他反对禄蠹，提倡纯粹美感的文学。他反对历代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习惯，说男污女洁，且说女子嫁了男人，沾染男人的习气，就坏了。他反对主奴的分别，贵公子与奴婢平等相待。他反对富贵人家的生活，提倡庄稼人的生活。他反对厚貌深情，赞成天真烂漫。他描写鬼怪，都从迷信的心理上描写，自己却立在迷信的外面。照这几层看来，他的价值已经了不得了。这种表面的长处还都是假象。他实在把前清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所以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还把当时许多琐碎的事，都改变面目，穿插在里面。这是何等才情！何等笔力！……他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没有别的书比得上他。
尽管还不忘索隐，但蔡元培并非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钻牛角尖，在这段话里他对《红楼梦》一书在思想上的创见有着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他同样给予高度肯定。
可见蔡元培不是有些索隐派那样，将《红楼梦》等同于历史著作，而是在索隐的同时，兼顾该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尽管两者是矛盾的。
像这样的论述还有不少。在1899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将《红楼梦》与《茶花女》进行比较：
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入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
尽管没有详细的论述，但将《茶花女》与《红楼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现出宽广的学术视野，可以说是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尝试，这在当时也是难得可贵的。
1916年12月27日在《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蔡元培提到：
《石头记》一书，世人多视为言情小说，其实为政治小说。书中述男人交际，皆取放任主义。
1917年4月8日在《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中，他说道：
《石头记》若如《红楼后梦》等，必使宝、黛成婚，则此书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也。
1920年10月，在题为《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演讲中，他这样评价《红楼梦》：
后来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模仿唐人小说，可是他的价值还是不错。
上述观点在红学研究已有多年丰厚积累的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精彩乃至超前的，并不是谁都能提出这样的见解。蔡元培从社会文化视角评述《红楼梦》，指出作品所体现的批判现实色彩，强调作品的悲剧精神，欣赏“悲剧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贪恋幸福之思想”，由此给予《红楼梦》很高的评价。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文化风气，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总的来看，蔡元培在解读《红楼梦》时，将其内涵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思想艺术层面，即他所说的“表面的长处”；一个则是内在的层面，即他所说的“把前清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这样的区分还是还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的着力点在后一个层面，后人对其《红楼梦》研究的印象也在后一个层面。
既承认《红楼梦》自身的思想艺术价值，同时又强调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内容，融艺术分析、索隐于一炉，具有从传统旧学到现代学术的杂糅过渡色彩，这也是蔡元培红学研究的特色所在。
可以说，即便没有《石头记索隐》一书，仅靠上述一些有关《红楼梦》的言论，蔡元培在红学史上也是应该写上一笔的。
六
蔡胡争论之后，胡适得到学界较多的支持，蔡元培则明显居于下风。不过，蔡元培后来虽然不再撰文直接进行反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认同了胡适的观点。相反，他还颇为坚定地保留着自己的意见。
1926年，蔡元培在为同乡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一书写序时表明了这一点：“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
1937年在阅读《雪桥诗话》一书时，他联想到《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基本上仍是延续《石头记索隐》的思路。
在止笔于1940年2月的《自写年谱》中，他再次声明：“我自信这本索隐，决不是牵强附会的。”这话显然是针对胡适的批评来说的。
对此，胡适感慨颇多，1961年2月18日，他在与胡颂平的谈话中这样评说蔡元培：
他对《红楼梦》的成见很深，像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说是影射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的故事，我早已答覆他提出的问题。到了十五年，蔡先生还怂恿他出这本书，还给他作序。可见一个人的成见之不易打破。
在1961年2月16日的日记中，胡适还写道：
半夜看会稽寿鹏飞(字榘林)的《〈红楼梦〉本事辨证》。(商务民十六年六月初版，十七年六月再版———比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销的多多了！)寿君大不满于我的“自述生平”说，而主张此书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事。其说甚糊涂，甚至于引胡蕴玉《雍正外传》一类的书！但书首有蔡孑民先生的短序，题“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说：“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此序作于我《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十一.五.十)之后四年。
胡适显然对蔡元培的执着感到有些不解，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说服蔡元培。人都是这样，在说着别人固执的时候，自己也许更固执。
蔡元培虽然并不认输，对自己的观点坚持了一生，但他对新红学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这可以从他与胡适密切的交往中看出来。
从当年两人的争论来看，基本上是在平等友善、随时沟通的气氛下进行，虽然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不失君子之风，相对于后世频繁发起却没有结果、由学术论争屡屡演变成人身攻击的诸多红学论争，它可以为学界提供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胡适在进行论辩时，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如下一段话来表明自己论辩时的态度和立场：“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胡适晚年在回顾这场争论时曾颇有感慨的说：“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一件事是发生在此间的一个小插曲。在两人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借到了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胡适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胡适为此很是兴奋，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写道：“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对考证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赏，在1923年4月5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阅俞平伯所作《红楼梦辨》，论高鹗续书依据及于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
同样，胡适也把《雪桥诗话》借给蔡元培，让他了解其中所载曹雪芹情况。两人的这种雅量和胸怀是后世许多学人无法企及的，堪称典范之举。蔡元培日后回忆到这件事时，颇有些今昔之叹，如他在1937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忆在北平时，曾向胡适之君借阅初、二集，然仅检读有关曹雪芹各条，未及全读也。”
坚持个人的意见，同时也不排斥其他人的见解，蔡元培的治学态度还是颇为开明的，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见及其全人。老实说，这种胸怀不是谁都有的，能遇到这样的对手，对胡适来说，也是一种荣幸和福分。反观后来的红学界，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动不动就吵得鸡飞狗跳，反目成仇，难免让人生出今不如昔之叹。
尽管蔡元培的许多具体红学观点在今天看来是站不脚的，但他决不该受到嘲笑，以他在当时的身份和声望，能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红楼梦》写一部专著，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情，可谓开风气之先，它客观地扩大了《红楼梦》在社会上的影响，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具有可贵的倡导和启发意义。何况他的研究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其方法上的错误也是有根源的，并非其个人的资质和学识存在问题，这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胡适的许多红学观点后来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在红学史上的开创地位。可见观点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们能以此评价胡适，也就应该以此眼光来评价蔡元培。
放在红学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说蔡元培是现代红学的先驱者，这个评价应该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蔡元培曾为刘思谦题写扇面，摘录陆游《烟波即事》诗，其中有一句“最是平生会心事”，笔者觉得它颇能反映其撰写《石头记索隐》的心态。（节选自《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4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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