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清王朝统治者的接力棒传到嘉庆手里，已经举步维艰。康乾盛世不在，木兰围场生态进一步恶化，由于管理松弛，偷猎、盗伐严重，“以致鹿只惊逸伤损”。面对此情此景，嘉庆皇帝不敢怠慢，发出了“守成之主，不可忘开创之艰；承家之子，岂可失祖考之志”。他在位期间“敬循旧典，岁诣木兰行围”，以木兰秋狝名义巡幸塞外十八次，入围场狩猎十一次。然而，能力平平的他不可能挽回大清王朝的颓势，至道光四年（1824）谕令停止秋狝。历时143年的木兰秋狝制度终于画上了句号。

围场七碑中的最后一块，正是嘉庆皇帝所立。其在位期间坚持举办秋狝活动，敕建东、西庙宫，并非毫无建树。嘉庆十二年（1807），嘉庆皇帝作《木兰记》文，高度概括了木兰围场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政治意义、秋狝活动盛况以及自己的心志。如讲到康熙设立木兰围场旧事——“神武聿宣，德化深治，遂献斯地，开亿万年之灵囿焉”；讲到木兰秋狝的意义——“夫射猎为本朝家法，缓远实国家大纲”；讲到民族团结盛况——“内外扎萨克群拱环卫，圣恩深厚，诚心感戴。暨平定西域，都尔伯特、土尔扈特、青海、鸟梁海回部、归化向风，分班随猎……猗欤盛哉！”

康乾盛世太过辉煌，嘉庆帝“此寸心则不敢不强勉，实不敢怠惰偷安”。然而面对乾隆朝后期以来的种种弊政，他又疲于应对，无力回天，缺乏了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活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入19世纪初的大清王朝，在“恪守祖训”的指导思想下，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身为守成之君的嘉庆，只是守住了木兰秋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