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后,乌托邦已成为文学中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母题,它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更多的则是噩梦。

乌托邦的悖论在于,若停留在憧憬阶段,它是诗意盎然的;若付诸实验,则必定失败。

阿来,洋洋洒洒70万字的《空山》(后改为《机村史诗》),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一个藏族农民聚居的村庄变迁,在作者娓娓道来的叙事下,藏着一个前人也曾反复探究过的悖论:

即城市化、人口迁徙、社会革命等剧烈变革中,人的精神家园的灵与肉的冲突。

空山》在乌托邦小说与反乌托邦小说之间徘徊,它没有反乌托邦小说的幻想的情节,只是平实地描写现实世界中,人们企图建造人间乐园的努力,这是一部意欲解构乌托邦的小说,也是独到的反乌托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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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的基本叙事可以简化为一个:仰慕,建造乌托邦;摒弃,失去乌托邦的故事。

小说故事的时代背景是藏区由头人统治的奴隶制社会,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动荡年代,机村的居民由农奴变为自由民,随即又成为拥有公社社员身份的“国家主人”。

世事变化太快,人们不免感到迷惑。

“机村人至今也不太明白,他们祖祖辈辈依傍着的山野与森林,怎么一夜之间就有了一个叫做国家的主人。当他们提出这个疑问时,上面回答,你们也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你们还是森林与山野的主人”。

作者对民间意识形态和经历沧桑巨变后的人物心理,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机村人心目中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仍是以他们自己理解的传统生活为基础的。正如刘慈欣笔下的地球人以三维的思想去敌对三体的攻击。

待乌托邦到来时,村民们才意识到那不过只是“新神”取代“旧神”的游戏。乌托邦被筑起的同时即被拆除。

为建造设在省会的万岁宫,索波动员村民们砍下山坡上的桦树。

“这个宫殿,是献给比所有往世的佛与现世的佛都要伟大的毛主席的。”“那个宫殿,只是献给毛主席,祝他万寿无疆的,宫殿的名字就叫万岁宫!”

人群中嗡的一声,发出了树林被风突然撼动的那种声音。“那不就是,那不就是封建迷信吗?”

恩波从人丛中站起来:“不是说,相信人灵魂不死,说人能活比一百年还久的时间,都是封建迷信吗?”人群中又嗡的一声,突然而至的风又撼动了密密的森林。

阿来的乌托邦叙事不屑于以怀疑心态获得话语权,小说中的人物多是对乌托邦的失望转化为复杂的矛盾心理,既不予认同却又接受,既不理解却又盲从,既不满意却又丧失反抗的勇气。

这在机村人对私生子格拉的轻蔑与怜悯、对猴子的同情与屠杀等事件中充分显示出来。

世事变化太快,处于乌托邦形态中的村民们无奈地将生活视为荒谬的玩笑,并以玩笑处之。

众人皆处于逆来顺受的混沌状态之中,说服自己改变观念,视不合理的现象为合理的,并且自己也同流合污。

达瑟预言“全世界的人,到处都会对猴子动手。这些对猴子动手的人,曾经跟我们一样,也不打猴子的。可是后来,他们都动手了。”

随着时空转换发生变化,对强大权威的顺从,使村民们逐渐建立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不再认真思考,不仅被说服,而且自己做出符合逻辑的推论。

“不就是杀了几只过去不杀的猴子吗?猴子跟过去杀掉的鹿、熊、狐狸和獐子又有什么两样呢?过去杀猎物是为了吃肉,是为了穿上保暖的毛皮,现在是为了换钱,这有什么两样呢?”。

机村人的经历再次谕示,历史确有可能在人不情愿的情况下大幅度地倒退。

社会的现代化或许并非一定是进步的结果,进步与退步的观念是辩证、因人而异的。

在机村这个悖论式的个案中,进步即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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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语里,“机村”是“根源”的意思,“机村史诗”也就是关于“根源”的传说。

书名《空山》中带有佛教悲悯意味的“空”,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之“根”,不仅表达出村民们,对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现代意识与现代化的抵御与无奈,也体现了逝者如斯的悲剧意识。

现代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断裂,在机村里:

“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遵从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消逝”的表象下是中国的藏族聚居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冲击和震撼。

阿来在十年内先后完成的《尘埃落定》和《空山》,正是对历史转型期土司制度消亡,以及传统村落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逝的百年藏区历史的图解。

虽然“官如流水,土司如石头”的土司制度消亡,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村民们世代生长于斯的村落消逝,带来的情感冲击却更为复杂。

封闭、内敛的村落是几近停滞的农耕文化的象征。但是现代化促使乡村发生变化,机村就是近百年来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无数个现实中的村落,逐渐消逝的缩影。

在被现代化裹挟之前,机村是一个原始、混沌中的藏族村落,人与神共处、人与自然和谐依存,得到自然的丰厚赐予:肥沃的土地、茂密的森林、种类繁多的飞禽走兽。

机村人感恩这些赐予,用自己善良的天性、宗教信仰和约定俗成的禁忌保护神赐的生存环境。

但随着新制度的确立和政权的更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国家”为代表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驱使着魔的村民狂热地投入到自毁家园的行动中,很快便毁坏美丽的村落,让她变成千疮百孔的“烂泥沼”。

自然环境的败落与无比强势的权力,在人们的心灵中投下了一道阴影。

机村人延续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均遭到瓦解。

道德与悲悯之心的丧失、对自然的破坏、对金钱的崇拜、对神灵的亵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然而自然远比人类久远,最终一定会感召人们,令他们迷途知返。

如阿来所言:

“我们看当下这个历史觉得很了不得,可是也许有一天我们觉得轰轰烈烈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山还在,水还在,而我们曾那么强烈的感情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种体悟与感触,蕴涵着深刻的无奈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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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勾勒出了许多哀而不怨的消逝场景。不仅森林、湖泊、村落和昔日的生活会消逝,人也会消逝。

“自愿被拐卖的卓玛”是《空山》最后一个短篇,也是耐人寻味的全篇结局。

卓玛是藏族女性常用名,意思是“度母”,一个美丽的女神。

“机村的女人,有好多个叫卓玛的。走在林中小路的,是每天都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这个卓玛。”

就是这个无忧无虑的卓玛,遇到一个给她糖吃、追求她的小伙子后,突然萌生去意。这个“自愿被拐卖的卓玛”谕示现代生活方式的力量。

消逝使人们萌生怀旧心态。老人协拉顿珠吟唱的一首古歌,描绘出机村人祖先居住地觉尔郎峡谷的美丽富饶,浓烈的怀旧情绪与不堪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

雄鹰乘上旋风向下,向下
在觉尔郎峡谷,
就像看见天堂,
看见了国王的城堡,
看见了寺院的金顶,
看见了溪水缭绕。
看见了鸟语花香,
看见了,看见了,
在我眼睛看得见的地方,
我看见祖先们尊贵的容颜,
在我眼睛看不见的地方,
我的心看见了觉尔郎峡谷的美景,
就像看见梦中的幸福一样!

在洪水猛兽般的现代化冲击下,机村人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遭到侵蚀,一去不返。

感受到即将丧失家园的机村村民,成为了痛失精神家园、没有灵魂的游子,无根感促使他们在浓烈的怀旧情绪中回望过去,反思当下。

于是,伴随着古歌优美的旋律,协拉琼巴等人踏上了探寻祖先遗迹的觉尔郎峡谷之旅。

机村人处于传统与现代、汉族主流文化与藏地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三重纠结之中。他们的思乡、怀旧行为,也流露出对现代化与汉化进程的不解、无奈和恐惧。

阿来曾说:

“我所要写的这个机村的故事,是有一定独特性的,那就是它描述了一种文化在半个世纪中的衰落,同时,我也希望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个村庄首先是一个中国的农耕村庄,然后才是一个藏族人的村庄,和中国很多很多的农耕村庄一模一样……这个村庄最终依然消亡。”

村庄的消逝不仅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现实,也意味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的衰落。

最后,故乡不复存在,思乡的村民从此无乡可归,空留比前人更加悲凉的怅然怀旧情怀。

《空山》不仅是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悖论,也是一部借助“消逝”,揭示人世荒谬与虚无的启示录。

如今的文学世界里,浅薄、媚俗等廉价理想主义大行其道,但这部作品仍秉承严肃文学的使命,以诗性的表达,充满激情地描写英雄,面对以“现代化进步”面目出现的强大异己力量时的盲从、觉醒和抗争,以及他们被击败后表现出的无畏、充实和安宁。

因为,这是英雄们能继续活下去的原因,也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