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本平台后，每天为您挖掘8篇历史史事深藏在主席心里的心结，造成严重后果的黄金失窃案，十八年后能否真相大白？一切都要回到那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以较高的社会身份作为伪装，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再加上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的背叛，当时的临时中央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为了缓和当前的困境，上海地下党组织向中央苏区发出求救信号，希望他们能够拨付经费，从而能弥补联络站的损失以及营救被捕同志。虽然当时苏区的情况不容乐观。但还是不惜一切代价筹措足够的经费支援上海。他们把能够找到的所有黄金包括缴获的金戒指、金耳环等饰品，熔铸成十二根根金条，每根金条10两重，总共120两黄金，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钱筹集到了，可怎么送到上海地下党组织呢？这是个不小的难题。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国际采取敌视态度，因而用银行转账无异于羊入虎口，有去无回。那只能用一个办法，派专人送达。可想把这些黄金从瑞金送到上海，千里迢迢，而且要冲破敌人层层的封锁和盘查，人心叵测，不一定哪个环节就会出漏洞，所以一定要想出最安全的办法才行。

最后，经过讨论大家想出了一个奇招。把整个行程划分为7站，从瑞金开始，经过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后到达上海。路程虽有绕，但安全系数大。为了交接过程的安全，林伯渠亲笔书写“快”字，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接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而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每个交通员的任务都严格分工，只知其任务，不知他人，也不知箱子里有什么。当苏区收到一个完整的棋子，就证明任务完成。

这方案非常巧妙，首先，大大降低了路上的风险，一般大家都对自己熟悉的路段更加有把握，就算有危险也会提前感知。在自己地盘完成任务可谓是得心应手。要是一个人从头送到位，不会有人对这么长的路线完全了解，肯定就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要是这么做的话人为的风险就很大，更不用说其它危害了。

但是将整个行程分为7段，每段路给熟悉的交通员，那么人为因素就会降到最低。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谁也不能保证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当地人是最稳妥的。其次，用特制的印章作为凭证大大降低了风险，连他的制造者林伯渠，根据保密规定，也不知道分为了哪七个块。凭证几乎做到了无法复制，还能够证明行动准确完成，或者出现问题，通过缺失的棋子就知道在哪一段路，哪个交通员那里出了问题，追查起来也更加便捷。

可这么完美的设计，最终还是出现了问题，上海党组织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意识到出问题了。通过鉴定，已收到的前6瓣棋子确定为原件，看来是最后一站，松江至上海出了问题，负责此站的交通员音讯全无好像人间蒸发一般。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难度可想而知。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可这笔经费未能准时到达上海，我党的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虽然这件事渐渐泯灭在了纷纭变幻的革命大潮当中，但它却从未远离几位当事人的心头。是时候真相大白了。

1949年下旬，公安部部长被委以重任，彻查此案，为此他命令上海市公安局侦查此案，局长亲自负责，还特别抽调了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了“悬案调查办公室”。“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所带领的第三组负责。看着从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犯了难，两三张薄薄的纸，只有一些案情介绍，其他一无所知。这从何查起呀？

通过讨论，蒋文增一行四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到那林伯渠秘书长里了解更详细的案情情况，林老日理万机，专门抽出了二十分钟接见他们，从林老那里他们了解到此事的相关当事人邓发同志已经去世，只能试着去找找从瑞金派出的姓秦的交通员，他曾经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顺着这条线索，他们在十三兵团找到了小秦，通过小秦一路摸排到了当年最后一位转手的地下交通员刘志纯。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那次跑交通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

刘志纯回忆说，他于12月3日上午七点抵达了松江。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汉源栈房”。第二天下午，刘某某在客栈门前听到一个三十五六岁、穿戴黑色衣帽的人向客栈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来住。刘志纯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两人顺利对上了暗语、钥匙以及“快”字信符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至此，交接完成了。对方冲刘志纯点点头，拎着装着特制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刘志纯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地下党员来竹行取走了那个“撇”。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而他的地下生涯也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

他想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在杭州解放后他主动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因为他的积极反映，侦查员才找到了他这条线索。侦查员通过刘志纯提到的客栈票据凭证，查找了松江所有的客栈，结果一无所获。他是不是借宿在了亲戚、朋友的家里？侦查队通过全镇各居民委员会调查到了各家各户，但仍然没有半分进展。就在他们快要放弃返回上海时，一场饭局上厨子随口提了一句当年那里有一家保安团内部招待所，为案件提供了方向。

很快，在保安团的档案中蒋增文等人锁定了最后一位交通员，梁壁纯。案件马上要水落石出了，蒋增生大喜过望，立即展开了对梁壁纯的寻找，可线索再次中断。梁壁纯消失了，梁壁纯是一家药店的伙计，为人谦恭，内向敛言，再加上他的手艺，店里上下都十分喜欢他。那次，他像往常一样出差，回来，并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他称病告假，要回家一趟。至此，杳无音信。侦查员分析，梁壁纯是平静地结束松江之行返回药店，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的。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预谋的，他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可能是他在任务途中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必须要找到梁壁纯，蒋增文等人来到他的老家嘉定，果然找到了他的家，只是他的妻儿在1942年，悄悄的搬走了。如此神神秘秘，肯定与梁壁纯有关，于是在一系列的调查下，洋泾镇上的钟表匠、五十六岁梁壁纯，被“悬办”第三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梁壁纯在上海开了家钟表店，勉强糊口，倒也不像发了财的样子。那么，黄金去哪了？据梁壁纯交代；当时，他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只知道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于是他一路小心谨慎，在完成了交接手续之后，立即启程返沪。为了安全他搭乘了强盗不会下手的轮船，到了曹家渡码头已是凌晨，眼见就要到家，他叫了辆崭新的黄包车，想要返回其法租界住处。不一会，就上了苏州河上的“曹家渡桥”。正在年轻的车夫费力地拉着车上坡时，两个推车人随即上前帮忙推车。

帮忙推车挣点小钱在上海很普遍，他便没有多想，谁知他竟被迷晕了，醒来箱子不翼而飞。他知道这下犯了大错，便请求客栈老板为他立下凭证，证明他被偷。返回上海，而后远走高飞。这么多年，他知道一定会被找到，便把证据一直带在身边，还和客栈老板约定了暗语，就是为有一天为自己洗刷清白。这一天终于来了，蒋增文立即按照梁壁纯所说的验证了凭据及客栈老板的证词。结果他所言都是事实。可这无端冒出三个人，该如何寻找？

当年用迷药抢劫的案子比比皆是，虽动用了大量的警察去调查此事，还专门召集了十八名解放前的旧警察开会，可案子却没有任何进展。会后不久，其中一位曾姓警察因受一位旧同僚案件牵连被抓进了提篮桥监狱。偶然有一天，曾警察说起了这个曹家渡黄金被劫案子。第二天，有个同监犯人悄悄把曾某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有关检举揭发的政策问题。曾某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一问之下，这个冯姓犯人要检举的正是自己昨日所讲的黄金大劫案，于是立即让他说出来听听。据他说，他有个表哥，不务正业，经常干点偷偷摸摸的事。

那会，他家境殷实，有人拿一辆黄包车抵债，就成了表哥和他的玩物,他们经常会邀请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一起玩。后来，表哥干脆直接把黄包车带回了家里。一直到大约12月上旬的一天，表哥忽然把车擦拭得光洁一新地送回来了。从此，表哥便不怎么露面了。后来听说他开始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南洋货店，竟然经营得很好，还开了一家分号。当下，老刑警曾某一听觉得此事事关重大，于是两人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接到检举后，“悬办”第三组全体出动，当即出动，连夜拘留了表哥吉某，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一个，后经梁壁纯和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装纳“特费”黄金的那个。吉某被捕后作了交代，当年意外得手后，三人随即断绝来往。抗战胜利后，吉某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1937年就在青帮铲除汉奸的作战行动中殉国了，阿古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店。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阿古，并对其所开的五金店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在对另一案犯阿克家的搜查中，其父母主动交出儿子诀别时交给他们保存的黄金二十两。经当年打造金条的瑞金老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吉某、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尚未有“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的，但判决后却被释放了。回家后，梁壁纯于1959年病殁。因检举而立功的冯某半年后获释；旧刑警曾某的行为也被视为“重大立功”，且经调查认定其确实与原同事无涉，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

特别经费失踪之谜至此结案。缠绕在主席心头十八年的心结终于被打开，虽然事情已过去多年，造成的后果亦无法挽回，但迟来的真相也算是安慰到了每一个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