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因胃疾复发，于19日上午离世。

离世的前两个月中，鲁迅先生虽已病入膏肓，但却还是以枯槁之势写下了近10篇文章。

其更是在一个月前写的《死》中，专门用一段话，向家人写明了自己所谓的“遗嘱”。

在“遗嘱”中，鲁迅向家人提出了诸如：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交钱、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等要求。

但即便鲁迅再怎么详细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周家众人却是没有实行。

鲁瑞在听说自己儿子死后，在送信人面前强忍住了自己的悲伤。

待那人走后，鲁瑞嚎啕大哭，看着各方人士对鲁迅普遍的悼念，她自慰自解道：“还好，儿子死得不太冤枉。”

至于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在听闻鲁迅死亡之时，一时之间近乎要昏厥过去。

但随即，当她想起自己还要照顾两鬓斑白的婆婆，朱安最终还是强忍悲痛，无任何事发生。

许广平则是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与许寿裳、周作人一起，共同编写了《鲁迅年谱》一书，以此纪念鲁迅先生的一生过往。

在《年谱》中，看着鲁迅与许广平关系这一段，三人想了又想，最终决定由许广平下笔，写上了“（民国）十六年十月，与许广平女士同居。"一句。

而这，是他们三人对鲁迅的追忆，亦是对朱安的尊重。

但是在鲁迅的爱情故事中，朱安却是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

自1906年二人结婚以来，鲁迅随即离开了家乡前往日本求学。

而在周家中，朱安却是一人独守了3年的空房。

后来鲁迅归国，朱安本以为他们二人关系会慢慢重归于好。

但鲁迅却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转而开始进行社会活动，至于家中，却是一直没有回归。

1912年，鲁迅就任教育部部长，旋即全家定居北平。

鲁迅早已意图与朱安离婚，毕竟这场婚姻是因为在母亲的安排下才举办的，而朱安并不是鲁迅所爱。

但他亦深知，在当时的环境下，倘若自己主动与朱安离婚，那么等待她的，不是死亡，便是非人的遭遇。

而虽鲁迅不喜欢，但这种会陷害他人的举措，自己是万万做不出的。

自从1881年鲁迅出生以来，家族中便一直在教导着他做任何事都应以”义“为先。

先不说年少时长妈妈的陪伴，还有后来的寿镜吾先生的教诲，即便是后来，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藤野先生与章太炎先生的指导，都在为鲁迅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于是，鲁迅明知道自己并不喜欢家中的妻子，但还是选择将其留在了家中。

既然母亲喜欢，那便让朱安一直陪着母亲吧。

故此，在鲁迅搬迁至北平后，他与自己弟弟周作人一起买了一套三层出的小院子。

鲁迅独自一人居住在前堂，就寝于杂货间旁边。

朱安则是和鲁迅母亲鲁瑞一起，居住于中堂。

至于后院，则是分给了周作人与周建人兄弟二人。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失和，鲁迅带着心中诸多先生教授他的”谦让“，主动选择搬离了原有的住宅，另寻住所。

而朱安亦与鲁瑞一起，走出家门前往了鲁迅的新家。

此时时值1923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三年后。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前，鲁迅便接受自己于日求学期间同窗好友钱玄同邀请，加入了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

故此，他也有足够的稿费可以支撑自己在京的生活，甚至还可以再买一栋房子以供居住。

鲁迅于1917年加入的《新青年》杂志中，次年，由于杂志改组，鲁迅便同李大钊、周作人等人一起参与编辑工作。

故此，在当年的春末，鲁迅便发表了现代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于文章中，鲁迅写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亦写出了自己对其的反抗。

此后，鲁迅的作品如泉涌一般，接连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小说集《彷徨》与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作品。

鲁迅或是通过自己身边的事，或是将情感寄予文章主人翁，借他们之口，抒发自己对于现有环境的不满。

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总是弥漫着一股”火药味“：祥林嫂的反抗，是封建压迫下人们的必然结果；而祥林嫂的悲剧，亦是封建压迫下中国尊严的缩影。

孔乙己虽说是一名读书人，但却是早已丧失了在人群中做人的尊严。

直至故事最后，孔乙己依旧没有摆脱封建思想的毒害，离不开被封建地压迫的形象。

至于阿Q，虽然他自创了”精神胜利法“，是一名十足的乐天派，但究其根本，却是依旧摆脱不了封建精神的奴役。

倘若阿Q出生在新时期，或是再早出生一段时间，他的”精神胜利法“必定不会再有大用。

毕竟，这种胜利，它所需的前提，便是压迫。

除却祥林嫂、孔乙己、阿Q外，纵使是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那位聪明、勇敢、见多识广的农村少年。

也是在鲁迅于外地学成归来，抵达阔别许久的绍兴城后，也变成了一个精神麻木的人。

从之前的”迅哥“，变成了现在的”老爷“；从前夕的猹、角鸡，到今日的官兵、苛税、多子。

闰土活生生地被生活压迫着，他亦失去了年少之时的灵动，转而变成了现在的木讷。

在文章中，鲁迅以笔为枪，以纸为盾，用自己薄弱的力量，挑战封建社会的权威。

在现实中，鲁迅亦没有放弃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自”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鲁迅作为被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作家，自然在文章风格上与原有的文章有着明显的不同。

《呐喊》、《彷徨》，是鲁迅对世间制度的批判；《野草》是鲁迅极度个性化的主观情怀；《朝花夕拾》等作品，亦是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1925年，在鲁迅兼职任教的女师大中，他因为支持进步学生而被教育总长开除了教职。

而后，”三一八惨案“爆发，鲁迅作《记念刘和珍君》等文抨击段祺瑞政府的暴力之举。

作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刘和珍亦是鲁迅的学生与忠实读者。

而她，却也将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2岁。

”三一八事件“的爆发，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蛮力镇压。

故此，鲁迅写出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一句，而这句话，又成为了后来人们前行的动力所在。

1927年1月，鲁迅前往广东中山大学任教。

但因后来”四一二事件“的爆发，鲁迅斥责政府无果，营救进步学生亦以败局收场，愤然离职。

随后不久离开广州，与学生许广平一起前往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

两年后，许广平为连续诞下一子，取名为”周海婴“，同期年底，鲁迅于上海创办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称左联）。

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联盟，左联一成立，便遭到了南京政府的强制镇压。

虽说如此，但左联依旧在鲁迅等人的领导下，于敌占区一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

在此期间，鲁迅作为左联的”旗帜人物“，亦开始于联盟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鲁迅加入左联前期，便一直宣传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在中国的历史中，虽然版画设计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却因多年以来的历史运动发展，人们慢慢开始将这项手艺遗忘。

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虽说市面上依旧有着一些版画，但更多的却是复制品。

而它们在艺术上的功能，又与现实意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鲁迅作为新文学领域发展的领导人，自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这么消失。

而在当时的环境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亦离不开现代艺术的支持。

于是，在鲁迅的倡导下，”新兴木刻“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

进步的艺术青年纷纷拿起木刻刀，组织起了木刻团体。

他们一刀一刀地雕刻出了中国新艺术的发展，也将封建社会糟粕从中国剔除出去。

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一时之间降至冰点。

在此期间，以鲁迅为首的文人墨客们却是失去了踪影。

他们并不畏惧日军的铁骑，也不惧怕国际势力的权威，但南京政府的统治，却是让他们隐匿的根本原因。

柔石被捕，左联受到打击，自由大同盟亦被解散，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由得使鲁迅蛰伏起来。

而中国，亦失去了谴责日军的声音。

虽说如此，但在国际之上，却有许多文化名人在为中国声援，”国际反帝同盟“甚至还委托一批世界文化名人到中国访问，萧伯纳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爱尔兰出色的剧作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萧伯纳将要访华的消息一时之间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

1933年，政治局势稍微平复之后，萧伯纳抵达中国上海。

一时之间，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等社会各界都将此事视为一场盛典，单是上海码头，迎接萧伯纳的就多达400余人。

这个数据，与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际，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天中午，萧伯纳接受宋庆龄的邀请，前往她家赴宴，同桌之人，皆为鲁迅、蔡元培等社会名人。

宴席结束后，鲁迅便与萧伯纳、蔡元培等人于宋庆龄府前合影，来纪念此事。

这事亦在鲁迅日记中有所记载”饭毕照相二枚“，而这张照片，也能看出鲁迅与众人的差距。

在照片中，鲁迅先生的身高仅仅与萧伯纳的肩膀齐平，甚至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也只能达到他的眼部。

蔡元培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经描述过自己身高1米67。

若以此为对照，则鲁迅先生的身高则是不会超过1米6。

而鲁迅先生也没有什么文献可以证明自己身高，所以在众多资料中，关于其的身高问题，只能进行猜测，或者找人咨询。

但在作家王干《感动中国的作家》一书中，十分确定地说明：鲁迅身高1米58。

而这，亦是能找到了最肯定、最精准的描述了。

或许，就是这个高度了吧，令世人所仰望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