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驻防八旗”，就是被清廷派驻到全国各地扼要守险的八旗军队。

顺治二年（1645），清军初入中原，为牢牢控制新占据的中原地区，清廷就往之地派遣八旗兵驻防，稳固地方，如史所言：“我朝定鼎以来，虑胜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省设驻防兵，意至深也”，驻防八旗的根本目的就是为防范人口数量众多的汉族百姓。

驻防八旗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官兵组成

，由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或防守尉统领。

清初，驻防八旗的驻防地区不固定，时设时撤，后逐渐固定，并形成制度。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亡前夕，清廷往全国约六十余个地区派遣了八旗军队，包括盛京、吉林、齐齐哈尔、绥远、江宁、福州、杭州、荆州、西安、宁夏、伊犁、成都、广州、承德、张家口、密云、山海关、青州、乌鲁木齐、察哈尔、锦州等地。

作为清朝掌控地方最为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唯一一支完全由满人组成的部队，

它的存在，对于清朝掌控地方尤为重要，可以说是清朝统治地方的命脉所在

。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时，当地驻防八旗则首当其冲，成为起义军首要对付的目标。

然而，作为清廷的命脉，六十余个地区的驻防八旗虽享受着清廷给予的同等地位和待遇，但是在抵御直接威胁着清朝统治的革命军上，这些驻防八旗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或顽强抵抗，损失惨重；或短暂抵抗，随即投降；或直接投降，弃暗投明。

第一种情况，对革命军进行顽强抵抗。此类以福州、西安等地的驻防八旗最为典型。如福州驻防八旗，武昌起义后，福州革命党人就积极地进行起义的准备，但是福州的起义并不顺利，与武昌起义一样艰难。福州驻防八旗实力强劲，装备先进，兵力达五千余人，且驻防将军朴寿和总督松寿均为八旗中的强硬派，对革命十分仇视。因此，当松寿得知武昌起义爆发后，就命令驻防八旗军加紧备战，“凡药库子弹，悉移入旗界中，进健壮旗卒，别编为健胜军，以佐领定煌为管带。凡十三岁以上男子，均使荷枪学打弹，妇女则各给刀一柄。协领文楷以汉人仇满也，更组织杀汉军，以为抵制”。

起初，革命党人定于11月10日发动起义，但还未发动，就被松寿获悉，8日夜，“旗人知势已迫将附近旗地之汉族，多处放火，沿烧居民，以为彼此俱亡之惨剧”，被逼无奈下，革命党人只能是在当天夜里提前发动起义，与福州驻防八旗军开战。因福州革命军实力也颇为强悍，所以战况十分激烈，“双方接战，火力极猛。旗兵因生死关头，抵抗甚力”，福州革命军与福州八旗军是旗鼓相当，双方皆拼死杀敌，誓死不退。

但是，因福州八旗军在兵力上敌不过革命军，战至次日，伤亡惨重的旗军，力渐不支，至下午多数旗军举旗投降，总督松寿自杀身亡，革命军胜局已定。可是，此时仍有部分旗兵负隅顽抗，“突发数百人由九曲辛佼越于山，劫夺大炮，与革命军短兵接战”，有百人旗军就趁革命军不备，抢夺了山上的大炮，与革命军再次激战，企图重新夺回福州的控制权，但不久即被革命军击败。之后，经过一日清洗，福州才被革命军彻底掌控。

第二种情况，对革命军短暂抵抗，随即投降。此类以荆州、杭州的驻防八旗最为典型。如荆州驻防八旗军，荆州是湖北唯一的八旗驻防地，所以清廷对它十分看重，此时荆州八旗军足有7000余人，且武器装备也是十分精良，不但有大炮，还有水师营。彼时，武昌起义爆发后，荆州八旗军本是要驰援武汉的，但是因清廷突然下诏“荆州将军寿耆，留京当差，以湖北左翼副都统连魁升补”，将原湖北左翼副都统连魁任命为荆州将军，而连魁这人生性怯弱，他见武昌革命军势大，惧战不进。

因连魁的怯弱，致使战机尽失，之后随着武汉三镇皆被革命军所占，对于荆州八旗军而言，驰援武汉已无可能，他们能做的就是固守荆州，以待援兵。而此时，荆州将军连魁尽管怯弱，但副都统恒龄却很是勇毅，实实在在的强硬派，他“于军事学颇有研究”，自调任荆州副都统后，他就积极备战，日夜训练八旗兵，并提拔了一大批学堂出身的满洲底层军官。在他的训练下，荆州八旗颇有战斗力，俨然已是强军。

原本怯弱的连魁是不战而逃的，但是在恒龄强硬的要求下，及颇有战斗力的荆州八旗军的支持下，连魁有了一丝抵抗之心，对革命军也强硬了起来。为避免荆州被革命军从内部攻破，连魁宣布“荆州戒严”，限制百姓出入，更不允许外人再进荆州。同时，为了加强防守力量，连魁还下令从征集新兵。在连魁和恒龄的安排下，荆州不说稳如金汤，但也不是轻易能被攻破的。

最初，革命军并不想跟荆州死磕，他们也知道荆州八旗军实力雄厚，硬拼的话，势必会两败俱伤，因此一直是采取劝降的方式。但是，随着袁世凯新军的加入，革命军接连遭遇几场败战，更是丢掉了汉口，由此荆州的归属对于革命军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使不速取荆州，则无以固武汉”，荆州的得失，直接关乎着武汉的安危。而此时，荆州将军连魁却不愿接受革命军的劝降，如此革命军最终只能是采取强攻的举措，以宜昌支所部为主力，招讨使季雨霖所部和湖南西北路安抚使王正雅所部为辅，一鼓作气，合力进攻荆州。

荆州八旗军实力虽强悍，但是此时荆州已是孤城，清廷，及各省的清军都自保不暇，根本无暇去救荆州。而荆州将军连魁之所以那么强硬，就是因恒龄的存在。由此，在革命军猛攻数日，荆州八旗军损失惨重，而后主战派的恒龄又因知败局已定，深感有负圣恩举枪自杀，失去信心，也失去主心骨的连魁，不久就开城投降。

第三种情况，直接投降革命军，弃暗投明。此类以成都，广州最典型。如成都驻防八旗军，彼时四川总督赵尔丰对革命军是深恶痛嫉，欲除之而后快，多次要求成都驻防将军玉崑以旗兵相助，镇压革命。

但是，与荆州、福州的驻防将军相比，成都的驻防将军玉崑对革命军并不抵触，也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心，慑于革命军的威势，玉崑一直按兵不动，即使在成都军政府与赵尔丰为夺权而相互争夺时，在玉崑的压制下，“令旗兵勿妄动，不得鸣火器”，成都驻防八旗一直是“严闭满城自守”，不出满城半步。不过，驻防八旗虽不出满城，但成都军政府为防止八旗军的突然袭击，他们是在满城周围布下重兵，防范成都八旗军。

当然，革命军并不想与成都驻防八旗发生战事，一直秉持着以和平的态势去解决冲突，而此时驻防将军玉崑也不想发生战争，徒增伤亡。由此，在两方都有意愿以和平的态势去解决此类问题的前提下，在各方面的协调下，成都八旗军缴械投降，成都军政府和平接收成都。

总得说，无论驻防八旗军是抵抗，是投降，最终他们的命运就只是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灭亡，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