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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等生活在帝制末期，世界观极为狭隘、愚昧而落后，这也制约着他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驾驭，他们的战略指挥能力和水平也因此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同时，从认识论看，他们必须有一个不断学习和逐步适应的过程，才能完成从老百姓到军事统帅的急剧转变。所以，对洪秀全等说来，初期战争是一个艰苦锻炼和不断摸索的过程，必然会出现种种战略指挥上的盲目性和失误，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综观太平军从金田起义直到攻克南京的军事活动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战略指挥，以永安突围为标志，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既互相区别又彼此衔接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金田到永安之单纯防御战略

从金田到永安，太平军迂回转战了五个战场，军兴初期是典型防御战略。

一年半的战史表明：

1．太平军的质量不仅远胜天地会军，而且超过清军，向荣等虽然扑灭了天地会起义，但却屡次被太平军击败。太平军从起义之初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截止攻克永安，清政府已经耗费军饷620余万两，调集兵勇7万余人，却不能消灭太平军。相反，太平军一再突出重围，基本保持其严密的组织纪律和较好的精神素质（虽然有时士气下降），成为清王朝深感畏惧的反抗大军，两广、湖南不断有人加入太平天国。

2．太平军在洪秀全的洗脑下，有较好的精神素质和坚强的组织纪律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特战术，经常在战略劣势和给养奇缺的困境中战胜敌人，转危为安，争得生存和发展的出路。

3．战略后备的劣势是太平军初期面临的根本困难，给养缺源是威胁太平军生存和迫使其转移的基本原因，单纯防御战略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导致了战略后备劣势的继续恶化，使各战场战局出现了性质相同的恶性循环。

4．单纯防御战略的要害，在于以有限的缺乏补给来源的军资与敌人来源广泛的的战略后备长期拼消耗，持久的阵地战使没有战略后方、四面遭到围困的太平军陷入极端不利的战略地位，使它原来的劣势愈加恶化，进而抑制和窒息了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最终在后备将要耗尽之时寻找生路。因此，在这种错误战略指挥下，战术的优点、战役胜利只不过延长了防御战局的时间，根本不会改变太平军放弃阵地、突围转移的失败结局。

5．单纯防御战略引起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兵力过于集中。一般说来，包围和进攻者的兵力应是防御者的3倍以上，才可能构成对防御者围歼的威胁。太平军初起义半年间，前线兵力与清军不相上下，近万名军队挤在狭小贫瘠的山村，全部用于山地防御，显然形成某种兵力浪费，而且对给养产生巨大压力；同时，双方在前线往往处于军事间歇状态，对给养有限的太平军造成兵力物力上的浪费。看来，洪秀全等想以集中全部兵力防御清军去克服天地会分散流动战略的弊病，达到安全生存的目的。结果，他们走到另一个极端。不适当的集中兵力与无原则的分散兵力殊途同归，军事后果完全一样，都导致了战争的失利和生存受到威胁。太平军正确使用兵力的原则应当是：适当集中兵力投入防御会战，歼灭入侵之敌；适当分散兵力，乘胜运动，扩大基地，实施局部战略发展，开辟新的补给来源。

6．单纯防御战略与缺乏明确战略方向是互相关联和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洪秀全等既然把求生图存的愿望全部寄托在坚守一块基地的单纯防御上，必然对运动发展持消极畏难态度，当然就不会考虑和提出未来的战略方向问题。初期的迂回曲折和进军方向的多变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军事实践轨迹。顺便指出，他们这一时期也曾因各种原因，出现过若干次运动发展的愿望，曾企图向不同方向进军，并为此采取过相应的战术机动，但由于没有坚定的战略发展决心，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这些机动都不能转化为全军的战略行动，其机动方向也不能转变为战略方向。相反，遇到困难和挫折，就立即放弃行动或改变原来运动方向。另一方面，太平军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更加深了战略指挥上的盲目性和侥幸心理，由于运动方向不明确，发展失去了固定的目标，不能形成较为长期的战略构想，行动往往成为有限的暂时的战术机动，实施时犹豫不决，准备不足，不敢投入主力，而且一遇阻碍立即改图。这一结果，更加深了洪秀全等对单纯防御的盲目自信，更难使他们把运动战提升到战略高度加以考虑和决策。因而，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得以在五个战场反复出现，甚至对战争全局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太平军的正确战略应当是积极防御。战略重点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卫和扩大基地。为此，太平军在基地上，利用地形，构筑阵地和防线，集中部署兵力，引诱和等待敌人进入准备好的阵地，展开会战，歼灭敌军。这种防御会战完全正确。问题在于会战胜利之后，太平军应该利用战场上出现的新的力量对比，趁敌军溃败，组织战役反攻，歼灭更多敌军。同时，适当分散兵力，在敌军力量薄弱、空虚的内线运动发展，扩展基地，获得补给，以积极准备、认真组织新的防御会战，力求再次歼敌和继续发展。这样，通过组织多次会战和发展，将敌军一股股地吃掉，逐步夺取战场主动权，不断扩大和巩固革命基地，形成自己的战略后方。既可以通过缴获敌人军资、人力以补给自己，又能从基地获得人力物力支持，敌人则不断丧失人力物力，缩小战略后方。这样，太平军可以将战术优势和战役胜利的成果逐步积累起来，转化为战略后备的优势，最终，将导致全面的战略进攻，夺取全国性胜利。

太平军的单纯防御战略的基本目的在于消极保存自己，而不是寻求不断歼灭敌军和扩大基地，因此，它违背了最基本的战略原则。这种战略，即使取得某些战役胜利，也不能转化为战略成果，因为这些胜利并没有和某种战略发展联系起来，结果，持久的战争总是在太平军狭小的基地内进行，有限的后备遭到战火的破坏，而敌人薄弱的内线和广大腹地则可以不受战争干扰和破坏，敌占区交通线畅通，补给不受影响，结果必然使悬殊的战略力量对比更加恶化。太平军消极图存的战略愿望落空，甚至最后连一小块拼命保卫过的赖以生存的基地也被迫放弃。太平军消极地接受天地会流动作战的失败教训，又走到另一极端，放弃任何运动和发展，盲目消极地单纯防御，结果与天地会军一样，不止一次地也成了无家可归的流寇，这正是对单纯防御战略错误的无情惩罚。

不过，战争是一个充满危险、劳累、困难和各种偶然因素的领域，对手又是久历戎行的向荣等悍将，洪秀全等对战争则毫无认识，更没有任何经验。他们虽然能提出某种形成大海的目标并吸引了一群地痞流氓，自然在认识战争规律，从而运用正确的战略去指挥战争等方面就比较逊色。

相对而言，善于领导武装斗争比敢于起义，提出政治口号更困难。天地会的失败，更使他们获得了这种直接和感性的认识：运动、分散、没有基地危险，防御、集中、构筑坚固阵地保险，增加了他们过于小心谨慎的保守倾向。况且单纯防御战略对初次临战的指挥员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最少风险，比较有利于生存。其次，防御是简单易行、但效果较好的作战形式，事先可以充分做好阵地、火力和兵力部署，部队不需运动，以逸待劳，在熟悉的准备好的阵地上作战，较有获胜把握。洪秀全等初临战阵，当然乐意采用。

同时，太平军全家入营，妇孺老弱皆在军中，与天地会全是战士的情况不同，运动转战殊感困难。还有，洪秀全等贪图安逸享乐的苗头开始产生，《李进富供词》说：洪本人极其荒淫无耻，在江口圩时就有36个妻子，其他领袖也妻妾成群。洪大全也证实李的说法。洪在战争最艰苦的新圩时期，呆在茶地，写了不少《天父诗》教导后妃。他在永安孤城大封诸王及文武官员，制定了等级森严的《太平礼制》，规定了未来各级官员的不同特权和待遇。……这种安逸享乐情绪显然与生死存亡的战争环境极不相称，它不能不在战略指挥上留下烙印。此外，太平军不同天地会军，流民较少，多系广西浔州的念栈山民，有浓重的乡土观念，不希望离乡远征，也对初期战略指挥有所影响。

从永安到南京之积极运动战略

这是太平军凯歌行进的大发展时期。太平军撤桂林之围，杀出广西，转战两湖、三江，征程数千里，迭克武昌、南京，声势震惊中外。全军人数由三四万猛增至数十万，将士由万余发展至近10万，由单一的步兵发展为拥有水军、工兵、炮兵、骑兵、步兵等多兵种的强大兵团，给养充裕，战略力量大为加强。习惯战略包围、腐败迟钝的清军对太平军的战略转变不能适应，长期制定不出恰当的对策和新的战略。敌人防守薄弱的内线和腹地在太平军集中兵力攻击下瓦解崩溃。与永安之前相比，完全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战局。

据统计，这一时期历350天。其中围攻桂林、全州、长沙、武昌、南京，共107天（包括萧朝贵部先围长沙，则共155天），坚守道州、郴州、武昌，达126天，运动转移117天，围攻或占领大小城市近40座。这组数据与永安之前的统计数字截然不同，足以说明太平军重大的战略转变。

这一战略转变的实现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摸索过程。永安突围后，避实就虚，改变原来进军方向，终于确定桂林为战略目标，全军围攻一月未下。撤围北上陷全州，欲图长沙，连遭挫折而转入湘南。洪秀全等看到运动战殊非易事，桂林、蓑衣渡、永州，连输三着，对运动战产生动摇，进军长沙的战略方向则模糊起来，单纯防御战略复萌，以致在道州延耽二月。取郴州后，又再度绕道实施已经模糊的进军长沙之战略方向，81天未遂，乃撤围向北发展，由益阳决定经岳州而攻武昌。至武昌经讨论决策，全军下江南，胜利攻占南京，结束了初期战争进程。看来，真正成熟的大规模的富于显著战果的运动战显然是在攻克益阳、岳州，建立和发展了水师，取得水上优势之后。

战史表明，这一时期的积极运动战略有下述四个显著特点。

1．改变了前期转战农村山区，单纯防御狭小基地和缺乏明确战略方向的盲目状态，致力于进攻和占领城市，而且把各省城作为近期的战略目标。轻取永安、围攻桂林使洪秀全等逐渐摆脱了过于保守谨慎的精神状态，消除了对运动和攻坚的畏惧心理，大大开阔了战略视野；穴地攻城战术的成功运用，使他们对攻克大城市产生了较多的信心和希望。而且比起广西贫瘠的山村，城市较富庶，补给方便，容易防守，政治影响较大，这也是太平军攻取城市的直接原因。出广西后，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三篇诰谕，再次申明推翻清朝、创建新朝。与此适应，他们开始把伟大的政治目标与正确的战略指挥联系起来。为了寻求和开创立业的革命基地，洪秀全等始想控制广西，继之欲以湖南为家，后又提出立业江南或河南的设想。这样就把各省城作为近期战略方向。这是攻取大城市的政治和战略原因，而只有转变战略才能达到目标。

2．不再重视战役基地的作用，变以守御敌为以走制敌。太平军前期把山村小圩作为战役基地，拼死固守，决不放弃，以图生存；此时，偌大州、府乃至省城，如果不是立业的战略基地，都是攻克后筹征军资，扩大兵源，然后放弃。道州之后，持久的单纯防御战局不复出现。太平军走的原则是避实就虚，向敌人空虚的内线积极运动，沿途克城补给，并不驻兵防守，直到攻下南京，所得只一孤城。可能，洪秀全等一直寻找立业基地，凡攻不下者不可能立业，如桂林、长沙；凡不理想者，虽攻克也放弃，如武昌、安庆。最后对南京与河南权衡比较，落实立业南京，定为“小天堂”地点，然后以此为中心开辟基地。建都天京后，太平军东讨西征即是为此。

3．积极运动战略要求太平军有一个比较长远和固定的运动目标，促使洪秀全等逐渐摆脱战略指挥上缺乏发展计划和方向的盲目状态，开始作比较长远的考虑，以实现开辟立业基地的战略设想。由此则确立未来基地中的省城作为战略方向，从而制订出相应的战略发展计划。岳州、武昌之后的大规模运动则需要更高级较成熟的战略计划，以统一指挥数十万水陆军民的浩荡进军。各大城市的围攻，洪秀全等下了坚定的战略决心，集中全军，连旬累月围攻，决非前期战术机动可以比拟。事实说明，确定立业基地的战略思想，导致了战略方针的根本转变，影响了战略方向的明确选择。反过来考察，战略方向的明确无疑促成和加速了战略方针的转变。洪秀全等既然把省城看作战略方向，就一定要下定战略决心，通过积极运动和攻坚，竭力去攻取它。如果还坚持单纯防御战略，显然不可能达到攻取该省城的战略目标。

4．开始了适当分兵进取的尝试，收到了一定的军事效果，使前期过分集中兵力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变。

显然，洪秀全等从前期战略失误中汲取教训，逐渐改变了单纯防御战略，避开前线的优势清军，挺进到薄弱的内线，积极运动，向未设防或防御单薄的城市发动进攻，用小的代价赢得较大战果。既可以出敌不意，打乱清军战略计划，又能够在敌占区驰骋，影响和发动群众，扩充队伍，用敌人军资补给自己，从而摆脱战略后备经常缺乏和补给无源的困境，大大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这使清方耗费极大，仅军饷拨款银1500余万两，大大超过前期支出，清军调集近10万名，募勇更多，而军事态势还在恶化。清政府焦头烂额，财源困难，咸丰帝多次发动捐输，官绅共捐近600万两，也不能改变上下交困的危局。如果说，清军在前期常常威胁太平军的生存，那么，这时咸丰帝则感到强大的太平军将要威胁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了。因此，无论从战争理论或军事实践的结果检验，积极运动是基本正确的战略方针，它既符合和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军事态势，又能适应农民战争发展和胜利的普遍规律。

积极运动战略基本发挥了太平军较好的精神素质和战术特长。吃苦耐劳、长途行军、勇猛作战、穴地攻城、强有力的水师等优势，在运动和攻坚中得到体现，使清军无法防堵，追击不上，前线清军的兵力、火力优势不能发挥，向荣只能面对滔滔长江，顿足哀叹。

这一战略也有缺陷。1．较多的流寇主义倾向。对流血抢下的城市一概弃而不守，尤其是沿江的岳州、武昌、九江、安庆的白白放弃，殊感可惜。太平军完全可以放慢进军速度，先开辟和建设两湖基地，再沿江东下控制三江；或者以长江为交通线，控制沿江各城，设官驻军，发动群众，以水师载一部主力为机动力量，游弋接应，攻克南京后即连点成面，控制长江以南诸省。当时，围攻南京根本不要集中全军，实际较多部队并未参战，完全可能实现上述战略目的，使向荣难以沿江追击，威胁南京。这显然比重新出师西征、夺取上游的战略部署收效更大。2．贪攻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倾向。桂林、长沙失利，武昌、南京的成功，虽然说明太平军有较好的攻坚能力，但毕竟带有某种偶然性，如果向荣等追击部队突破太平军围攻防御圈，进入武昌、南京，太平军可能不易得手。把战略重点放在攻打大城市和单纯防御一样，都体现了战略指挥上的某种盲目性，前者表现为冒险，后者表现为保守。3．不重视在运动中组织多次会战，各个歼灭清军主力，致使近10万清军未遭大的损失，它们有力量收复太平军丢弃的城市，支持各省恢复封建统治。尤其是清军没有丧失机动能力，很快追击至南京城外，对太平天国首都构成战略包围的军事态势，长期威胁天国的安全，对今后战局发展的影响非常恶劣。如果，在运动中通过若干次会战，分股吃掉这10万清军，太平军定将纵横江南，进而问鼎中原，实是另一番战局。

太平军的运动战略的缺陷是导致其失败的军事原因。从总体上看，创始团队的卑鄙无耻和小农心态招致天怒人怨才是失败的根源。对整个国家而言，死掉的太平天国才是好的太平天国。

你要问太平天国如何才能避免覆灭？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