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佳俊
编辑/西西弗斯
主旋律年代剧，我们看过很多。
大事回顾，人物传记，稍微用力过猛，就容易拍成PPT式的教育片。
但看这部剧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
不管是它的具体内容，还是剧情推进的方式，都让我不由想起了十几年前的那部《恰同学少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每一帧都写着大写的“浪漫”二字。
缺点不是没有，主要是更新有点慢。
《觉醒年代》
要我猜，追这部剧的观众里，最开心的应该是历史老师。
特别是教到中国现代史的时候，没必要再绞尽脑汁让学生产生兴趣，只需要让他们回去看看这部剧，绝对事半功倍。
一个小细节。
每当剧中的角色说到“北京”的时候，总有人跳出来说民国不是应该叫北平吗？
这时候，另外一批弹幕就会跑出来科普“1928年改成北平，后1949年又改回北京”。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剧的剧名虽然叫《觉醒年代》，听上去很大，实际上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罗列。
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相继出现，身处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时代，他们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冲在前面，并最终变成了撑起这个民族的脊梁。
追剧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人名以及历史意义。
换句话说，这部剧拍的是人，既写出了他们身上的雅，也没有回避他们生活中的俗。
就拿这部剧的主线角色陈独秀来说吧。
刚出场的时候，不修边幅，蓬头垢面，简直就像一个乞丐坐在一群留学生的旁边，听着他们高谈阔论该如何挽救国家。
为了写出满意的文章，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十几天。
虽然身上长满了虱子，但一点也不在乎，只是一心寻找着别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方向，一条让中国焕发生机的道路。
创办《新青年》杂志，轰轰烈烈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紧接着到北大任教，然后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无比重要的角色。
这是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陈独秀。
剧中的陈独秀呢？
依然满怀理想，不过更加的生动形象。
与此同时，生活中也遭遇了很多无奈和误解。
夫妻之间的感情非常朴素。
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誓言，最多也就是安慰一句： “陈先生，你受苦了。 ”
回一句：“苦是我自找的。”
父子间的关系算不上和睦。
从日本回国，两个儿子和陈独秀第一次见面，上菜的时候故意调换了一只癞蛤蟆，试图兴师问罪。
身边的好友都想着怎么缓解尴尬，陈独秀反而大笑，称自己的儿子有了出息。
这场戏，我觉得很有必要。
因为这部剧从陈独秀回国创办《新青年》讲起，关于他此前的经历以及受过的苦难几乎没有任何介绍。
两个孩子就是一面镜子，通过他们对父亲的记恨和不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角色在家庭方面做出的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于和伟在表演的时候，下了很多功夫。
比如吃东西，不管是别人到他这里做客，还是他请别人吃饭，花生豆子，嘴就从来没有停过。
比如性格上，添加了更多普通人的气质。
他在轮船上大骂那些支持袁世凯的人是“礼义廉”。什么意思？礼义廉耻，叫他们礼义廉，就是无耻的意思。
有趣的是，到了生活中，陈独秀也有自己“无耻”的一面。
第一次见到周树人，还不怎么熟悉，上来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一边说着好话一边讨稿子。
旁边的蔡元培见周树人满脸诧异，只得在一旁解释，仲甫就是这样一个人，大大咧咧，不拘一格。
讨工资那段戏，也特别有意思。
先是一本正经地要回自己的稿费，看到儿子需要学费之后，又把刚拿到手的工资全部给了出去。
旁边的好友还没来得及感动，他就一脸无耻地想要把之前的债务赖掉。
虽然儿子没收这笔钱，他们之间的谈话最后也不欢而散，但在我看来，此时的父子关系已经有所缓和。
孩子 的嘴上虽然还骂着父亲，但他的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自己和弟弟不能成为父亲的牵挂和负担。
除了角色，这部剧的镜头和细节也很用心。
小一点的地方。
比如第一集的开场，一辆辆车子从北京城门口推过。
镜头对准了那些木车的车轮，有些适应道路上的轨道，有些则不能，暗示当时的国家亟需统一。
比如前两集多次出现的蚂蚁。
陈独秀在演讲他眼中的新青年时，除了那些台下的听众，镜头里还有一只在话筒上不断爬行的蚂蚁。
这里的解读当然不止一种。
既可以形容当时命如蝼蚁的受难百姓，与此同时，也象征着觉醒和力量。
大一点的地方。
比如青年毛泽东的出场，气势十足。
吃不起饭的乞丐、养尊处优的少爷、在楼上事不关己的看客，各种穿插的街景之下，一个少年冒着大雨，一脚踩进了污水坑。
他的手上没有伞，右手挡住的不是头发衣服，而是用一个月的生活费买过来的新书 （青年杂志） 。
还有鲁迅构思《狂人日记》这一段。
简洁干练的镜头剪辑搭配上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的背景音乐。
虽然没有一句台词，但恰到好处地表达出鲁迅以笔为刀的勇气以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篇文章写出来的必要性。
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为了请陈独秀去北大任教，蔡元培先生的“三顾茅庐”。
两人原本就是旧识，一起造过炸弹，第一次在北京见面，算是久别重逢。 蔡元培也不废话，直接从包里拿出了北大校长的上任聘书，直言自己需要帮忙。
陈独秀没有立刻回复，却还是以《新青年》刚起步需要人手为由，选择了婉拒。
第二次，外面依然下着大雪，天寒地冻。
为了不打扰正在休息的陈独秀，蔡元培一个人坐在外面等了大半天。
这一次他解决了陈独秀办杂志和工资的问题，原以为对方会顺利答应，结果没成想，谈话被几个前来请教的学生打断。
没有办法，蔡元培只能作罢。
第三次，继续上门拜访。
陈独秀看出了好友的决心，答应对方的同时，提了一些条件。
一是先“实习”三个月，干得不好，自己辞职。
之后又推荐了比他更年轻，当时还在留学的胡适。
这里面有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剧集把它拍了出来。
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搬到北京的时候，正好吃的是野兔，他说自己不吃兔子肉，因为自己属兔。
巧合的是，蔡元培比陈独秀大一轮，属兔，而胡适正好又比陈独秀小一轮，也属兔。
往后的岁月，很多人回顾这段往事，戏称他们是“北大的三只兔子”。
而这，也是我觉得这部《觉醒年代》与众不同的地方。
它没有拘泥于历史，而是在时代和创作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很多故事，我们都在历史书上读过看过背过，可是当真正看到具体的文字变成画面的时候，依然热泪盈眶。
不管是蔡元培曾载入教科书的任职演讲，还是胡适与黄侃著名的文言白话之争，都在这部剧的生动还原下穿越了时代，感染了今朝。
朋友之间的友谊、师生之间的辩论、大师之间的交流。
那种不屈不挠，奋勇战斗的风骨。
那些追求独立，兼容并包的求学精神。
那股针锋相对，但彼此敬重的浪漫。
我们该记得，百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一腔腔热血，那一束束星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