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每天都吸引着无数人满怀崇敬的目光。

很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毛主席画像是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被第一次悬挂的。

其实并不是。

天安门上第一次悬挂毛主席画像是在1949年2月12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

那一幅画像，取材于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奠基人朱瑞的一张合影。

1945年秋，毛主席和正在延安组建炮兵学校的朱瑞沿延水河边散步，遇上了摄影师郑景康。郑景康端起相机，给他们留下了这个难忘的瞬间。

相片里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脸带微笑，威严而又不失温和，目光里显露出高瞻远瞩的伟人气质。

北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根据这张相片绘制出了毛主席巨幅画像。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开国大典时，必须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悬挂毛主席主席画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因为还没有毛主席主席的标准照，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还是周令钊制作的这一幅画像。

1950年1月，毛主席访问苏联。美国报纸在报道这一历史事件时，同时刊登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画像。

身为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觉得头戴八角帽的毛主席与身着华丽元帅服的斯大林并列在一起，很不协调。

于是，在毛主席回国后，他派出多名摄影师前往中南海帮毛主席拍摄标准相。

但毛主席不喜欢危襟正坐的拍照。

最终，还是摄影局摄影处的陈石林从毛主席的众多生活照里选出了一张毛主席与几位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合影照片，经过修绘翻拍，交由辛莽等画家进行绘制。

这样，经过修绘翻拍的毛主席首幅标准照片，很快由新华社向全国正式公布，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印刷数量就达到2000万份。除国内，还发行到40多个国家。

不用说，全国各地人民都踊跃购买毛主席彩色标准肖像回家张贴。

湖北省大冶县铜山口朱村的铁匠朱其升看见了邻居购回的毛主席彩色肖像，眼睛瞪得圆圆的，像牛眼，嘴里失声惊呼：“怎么？他就是毛主席？！他曾经是我的兵！”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思绪一下子就跌回到了39年前。

那是1911年，他在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担任小队长，部队从长沙开往武昌的时候，一个自称“毛润之”的年轻人前来投军。当时投军要有担保人，那个年轻人孤身一人，找不到担保人，只好苦口婆心地跟招兵的长官讲道理、申辩。朱其升看着他焦头烂额的样子，很不忍心，就拉来了班目（班长）彭友胜，一起充当他的担保人，帮他顺利入了伍，成为了自己小队的一名列兵。

朱其升还清楚地记得，彼时时局未定，物资装备匮乏，毛润之没能领到军棉衣、军毯等御寒装备，自己就和他共睡一床，还将自己新发的棉衣给他穿，帮助他渡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

不过，到了第二年春天，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覆灭，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南北和议，新军被要求解散。于是，大家领了遣散费就各奔东西了。

朱其升回到了老家，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帮人打铁，时间一晃就过了数十年。之前他也听人说起过毛主席，但从没想到他就是毛润之！

看着毛主席彩色肖像，朱其升有一股子冲动，想去北京找毛主席，叙叙当年在新军时的兄弟情谊。

但是，他又想：“毛主席现在成为了这么大的人物了，要管全天下的事，我这么样一个小人物，还是不要打扰他了吧？况且，人家也不一定记得我呢。”

毛主席记不记得朱其升呢？

记得，一直都记得。

有史料可查：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和好友斯诺谈论自己在参加辛亥革命这段往事时，还特别提到：“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

他说的湖南矿工就是彭友胜，铁匠则是朱其升。

辛亥革命的爆发时间是1911年10月11日，而在1911年春天，毛主席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那一年，他刚好18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在学校里，他读到了同盟会办的《民立报》，革命热情高涨，一度提笔撰文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慨然投笔从戎，准备赶往汉口，参加武昌起义的新军。

但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12天，即1911年10月23日，湖南新军宣布湖南起义，占领长沙，并发兵支援武昌。

毛主席在出城时遇上了长沙新军起义，于是就有了报名参军而与招兵官争执的一幕。

在朱其升和彭友升的帮助下，毛主席成为了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

对于新军的训练生活，毛主席在建国后还曾饶有风趣是对罗瑞卿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老覃在这里补充一下，毛主席说的“程颂公”就是程潜。

毛主席所参加的新军的司令就是程潜。

其实，毛主席参加新军时，他和程潜并没什么交集。但在解放后，他却按照中国人的礼节以部下对“老上司”之礼接待程潜，让程潜非常感动。

想想看，毛主席在新军当兵的时候和程潜并无一面之缘，他尚且如此礼敬程潜，而对“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的朱其升和彭友胜，他又怎么会忘记呢？

还有，毛主席在湖南新军得配发的步枪编号是8341。毛主席离开新军时，已将枪支交回，但对这支枪、以及这支枪的编号一直念念不忘。

解放初期，在建立中央警卫团取番号的时候，毛主席就用了“8341”这个编号来给中央警卫团定番号。

正所谓：枪犹如此，何况于人？

1952年，朱其升在汉口以给人修伞为生，认识了一位在夜校上课的孟老师。他在和孟老师聊天时，提出了想给毛主席写封信的心愿。

孟老师听他说了他与毛主席交往的旧事，自告奋勇，提笔帮他写了这封信。

朱其升和孟老师给毛主席写信的时间是1952年8月，老覃昨天写的《老农“疯言疯语”，说毛主席曾是他的兵，不久，主席写了封信给他》有提到，在1951年3月，已经回到湖南衡东三樟乡务农的彭友胜就写信给了毛主席，并顺利和毛主席联系上了。

所以，朱其升也没有等多久，也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

毛主席在回信中称朱其升为“兄”，并着重提到：“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

毛主席知道朱其升生活困难，特地寄了人民币二百万元（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给他，“聊作小贸资本”。

朱其升读了信，又笑又哭，又唱又跳，连跑带跳地去找孟老师，说：“毛主席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做了这么大的官，也没忘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在这有生之年，无论如何都要再见见他。”

他用毛主席寄给他的钱做盘缠，怀揣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从汉口乘车上北京，满怀喜悦之情去见分别了40多年的“润之弟”。

到了中南海，“润之弟”一眼就认出了他，大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一口一句“其升兄”，和他促膝谈心，畅叙别后长情。

聊起当年在新军生活的日子，毛主席无比感动地说：“那是，我缺衣少食，而且带有学生气，对军队生活很不适应，是你和彭友胜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爱护我，这份情谊，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你们要是遇上了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当晚，朱其升被毛主席留在家里吃晚饭。

菜不多，只有三个，其中一碗是朱其升和毛主席都爱吃的红烧肉。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要回汉口了，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里拿了500万元人民币（旧币，折合现在人民币500元）给他作为路费和回家生活的补贴。

回到汉口，朱其升把这500万元钱用来做资本，召集了众多补伞的、修鞋的、补锅的手艺人在一起，成立了“和平油布雨伞厂”，得厂子办得红红火火。

1954年7月，朱其升带着“和平油布雨伞厂”的照片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高兴得赞不绝口，说这个工厂“有点社会主义的气魄”。

朱其升寿数不永，于1956年夏病逝。但他和毛主席交往的故事将被代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