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在敌人监狱呆了三年的张亮，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她的丈夫、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的项英。一见到妻子，项英便语气严厉地问：“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张亮气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 我、我……”项英看见张亮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怒火更加无法自制，拔出手枪将张亮击倒在地，张亮就这么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死在丈夫的枪口下。

瞿秋白

由于瞿秋白被捕后并没有暴露身份，瞿秋白牺牲后，国民党报纸上又刊登了与瞿秋白一道被俘的张亮与周月林的“悔过书”，两人也在之后被敌人释放，所以很多党内同志都认为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红军长征时，瞿秋白被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当时的瞿秋白担任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与毛泽东一样也正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瞿秋白牺牲后，毛泽东就认为瞿秋白之死是王明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

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国民党即对留守红军实行“全面清剿”，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先后沦陷。在这种情况下，苏区中央分局决定精减机构，疏散非战斗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上山、入林打游击。

1935年初，中央决定由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对上海熟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医院院长周月林，将正在患病的瞿秋白与何叔衡、邓子恢、张亮等人护送到上海。几人化装成商客和佣人，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出发。

1935年2月24日凌晨，瞿秋白一行人冒雨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时，已经疲惫不堪。瞿秋白决定先休息一下，烧火烘烤湿透了的衣服。谁知这一决定，却酿成了一场灾难。

当时的水口镇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营，敌人发现了瞿秋白等人的踪迹后，马上围了过来。而护送瞿秋白等人的队长一听到枪声，便扔下瞿秋白等人脚底抹油，逃得无影无踪。

危急中，邓子恢拔出手枪组织反击。但是敌人太多，邓子恢只得边打边撤，掩护瞿秋白等人突围。何叔衡见难以突围，不愿落入敌人手，掏出手枪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随着一声枪响，何叔衡牺牲了。

周月林本来已经从山顶滚到了山下，闯出了包围圈。但她发现瞿秋白和张亮还在包围圈里，于是又返回寻找，终于在半山坡找到了正发着高烧的瞿秋白。周月林搀扶着瞿秋白慢慢地往山下走去，途中又找到了快要分娩的张亮。

瞿秋白和张亮两人一个有病，一个有孕，根本无法奔跑，周月林只得找了一个小水塘，三人隐蔽在水塘里。但是还是在不久后被搜山的敌人发现了。

当天下午，瞿秋白三人被押回水口镇分开审讯。周月林说自己叫黄秀英，是红军医院护士，这次是脱离红军回闽西老家的；张亮说她是香港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的；瞿秋白则称自己名叫林琪祥，是被红军抓住的医生。

瞿秋白等人的供词，一开始已经迷惑住了敌人。敌人将他们三人囚禁在上杭县监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所供情况属实的话，可以取保释放。

瞿秋白与夫人

周月林长得很漂亮，被敌人一位营长看中，以“妻子即将生产，找不到接生婆”的名义保释去了这位营长的家里；几天后，张亮也被上杭县城一个 50 来岁、妻子不能生育的富商保释了 出来，目的是想要张亮肚子里的孩子。

在被俘的最初两个月，瞿秋白的身份并未暴露，他还被允许写信找人保释。瞿秋白于是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信中说：“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保，可以释放我。”

铺

鲁迅收到信后，分别给宋庆龄、邵力子、蔡元培写了信，请求他们出面营救，鲁迅甚至还在上海为瞿秋白租了一处房屋，准备瞿秋白保释回上海时居住。但不久之后，敌人就弄清楚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营救行动失败了。

1935年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被敌人包围。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激战中牺牲，他的妻子被俘。在敌人威逼利诱之下，这个女人供出了瞿秋白在濯田一带被俘的重要情报。

抓住了瞿秋白，让敌人大喜过望。敌人于是对近几个月来抓住的“共党嫌疑分子”进行紧急清查。在另一位叛徒杨大鹏的指认下，瞿秋白和周月林、张亮的身份暴露了。

叛徒杨大鹏曾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因犯错误被降职后叛变投敌。他见过瞿秋白，与周月林和张亮都很熟悉。面对叛徒的指认，瞿秋白哈哈一笑：“我就是瞿秋白！我以前的笔供，算是作了一篇成功的小说！”

为了劝降瞿秋白，蒋介石特地派出了瞿秋白的学生宋希濂出面劝降。瞿秋白的回答是：“人爱自己的历史，胜于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 年 6月 18 日，敌人向瞿秋白伸出了魔掌。瞿秋白镇静地正衣整履，用俄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从容就义。

瞿秋白牺牲后，张亮在敌人的监狱里生下一个男孩。她与周月林共同哺育这个孩子，在铁窗里熬过了两个春秋。

瞿秋白从暴露到牺牲，完全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与周月林和张亮并没有关系。但是瞿秋白牺牲后，她俩却不幸为瞿秋白之死蒙上了不白之冤。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被承认，周月林和张亮也于1938 年 5 月被释放出狱。

周月林的丈夫梁柏台在苏区时是苏维埃共和国司法部长、检察长，是第一部红色宪法起草人。她出狱后，第一件事便是寻找党组织。但是与组织中断联系三年，她也不知道上哪里去找组织。无奈之下，她只得与张亮千里迢迢从福建龙岩赶往浙江婆家，想通过婆婆找到丈夫的下落，再与组织上取得联系。但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丈夫早在赣粤边突围时，不幸被俘，已经英勇就义三年了。

梁柏台音讯皆无，张亮于是提议两人一起前往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寻找张亮的丈夫项英。但两人在往南昌的途中意外走散，周月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从此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

与周月林失散后，张亮辗转来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找到了自己的丈夫项英。原本以为找到了丈夫，就可以重新为党工作的张亮，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她的却是死亡。

项英是个原则性极强的革命者，在三年游击战中，他多次从叛徒的出卖中死里逃生，特别痛恨叛徒。当项英见到风尘仆仆的妻子时，固执认为是妻子和周月林出卖了瞿秋白的项英勃然大怒，不容张亮申辩，抓起桌上的手枪，当场将张亮打死了。

张亮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据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回忆， “项英杀妻”并不存在，项英只是将张亮赶走了。之后张亮去了延安，并在延安失踪，很有可能是被康生处决了。

据当时延安保安处执行部部长陈复生回忆：“1938年3月间，延安来了一男一女两名要求参加革命的年轻人。男的张醒，女的30岁左右，长得很漂亮。当时的延安保安处经过调查，查清这个张醒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是阁锡山手下的一个军官；女的是项英同志的爱人，后被捕叛变投敌。

根据这些情报，保安处侦察部立即速捕了这两个人。在陈复生审问时张醒时，张醒交待康生参加了托派组织，陈复生于是向上级进行了汇报。过了几天，陈复生想再次提审二人时，却被告之两人已被康生派人秘密处决了。

不过，陈复生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党史部门的肯定，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吧。

张亮去延安前，把她在狱中生下的女儿项苏云送到上海陶行知开办的一个孤儿院。张亮死后，陶行知想办法将项苏云送去了延安，进入了延安鲁迅小学学习。

1938年秋，项英来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也中唯一一次见到了已经7岁多的项苏云。父女相处了十二天后，项英离开了延安。走之前，项英给女儿留下了一封信、一筒饼干和一副手套，这竟然成了项英留给女儿最后的遗物。

1948年，项苏云被中央派去苏联学习，解放后被安排到纺织部研究所工作。她丈夫是与她一起留学苏联的林汉雄，八十年代曾任建设部部长。两人育有两儿两女。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在上海生活的周月林得知老战友陈毅担任了上海市长，高兴极了，恨不得立即见到陈毅，把自己多年的苦水全都倾倒出来。但她冷静一想，自己离开革命队伍已 15年了，15年的苦难经历能说清吗?谁又能为自己作证呢?于是她试着找到了数年的战友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但是刘长胜也认为她是叛徒，对她很冷淡。

碰了壁的周月林决定还是过平静的日子，不再去麻烦组织了。她以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份，热情地投入各项社会运动之中，并被推选为居委会干部。

然而，命运却又一次和她开起了玩笑。195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上，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向组织上要求严惩出卖瞿秋白的叛徒，而当年与瞿秋白一起被俘的两个人中，张亮已死，只有周月林还“逍遥法外”。逮捕法办周月林，就成为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

1955年8月24日，周月林被关进了功德林。
虽然没有证据，但周月林还是在被关押了十年之后，
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出卖党的领导人”“反革命罪”判处12年徒刑，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虽然在狱中疾病缠身，但周月林始终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在多次申诉后，1979 年11月 5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撤销原判，宣告周月林无罪。

北京市高院的判决书中显示：出卖瞿秋白的真正叛徒是郑大鹏，提供瞿秋白行踪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老婆。国民党之所以对外宣称是周月林、张亮供出瞿秋白的，是想挑拨离间，并保护叛徒的毒辣手段，是对坚贞不屈的周月林、张亮的陷害。包括那份周月林、张亮的《悔过反共书》，也是敌人捏造的。

周月林出狱后，中央按离休红军干部待遇，给她落实了政策，定为行政 14 级离休干部。周月林却认为自己在35年之后并没有为人民作什么贡献，只同意享受 17 级干部待遇。

出狱后的周月林，回到了丈夫梁柏台的家乡——浙江省新昌县定居。晚年的她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她在77岁在1997 年 12 月 28 日以91岁高龄去世。

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最后从容就义的瞿秋白，却在文革中被康生等人诬蔑成“叛徒”，不但自己的墓地被造反派毁坏，连他父母的坟墓也被造反派砸碎。他的妻子杨之华也因为撰写《瞿秋白回忆录》，而被认为是为“大叛徒”树碑立传而身陷囹囫，病死狱中。

1980年，中央通过了《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平反报告》，肯定了瞿秋白革命的一生，摘除了强行扣在他头上的叛徒的帽子，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央的结论是：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