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2019年7月，清华大学新生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随录取通知书寄来的，还有校长邱勇的赠书：《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在致新生的信中，邱勇称此书为“一本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中国历史文化力作”。

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

许倬云

生而不幸

范仲淹曾在《范氏义庄》中记载过士大夫家族：“富庶大族都有义庄义田，向政府登记，不用缴税。义田租给周围佃户，靠收租供养族中小孩上学、寡妇孤儿生活和供奉祖宗祠堂。”

无锡许家，正是这样的富庶大族，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代代都有读书人。岂料，太平军攻打江南时，许氏大宅被据为王府，家境开始一落千丈。到许凤藻这一代时，家中义田只剩五六十亩，这在江南，已是小数字。那时，家中祖训是：穷无矢志，富不癫狂。

靠着义田和妇女们种桑养蚕，子弟们勉强维持读书。14岁时，许凤藻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学校是曾国藩办的，属于英式教育。因成绩常列第一，18岁毕业后，他便做了炮艇副长。

许倬云父亲许凤藻

这年年底，许凤藻完成了人生大事。妻子叫章舜英，章家也曾是无锡世家，同样在太平天国时遭遇家道中落，算得上门当户对。

章舜英是传统的中国妇女，家庭便是她的全部。当许凤藻参加辛亥革命，陪孙中山巡视江防、指点江山，并相继缴获德军、俄军战舰，意气风发捷报频传时，她同时也为许家生儿育女，开枝散叶。

北伐胜利后，许凤藻到厦门任海关监督。1930年，在美丽的鼓浪屿，38岁的章舜英又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便是许倬云与弟弟许翼云。

不幸的是，许倬云出生时手脚都是弯的，手掌内屈，足背向地，弟弟翼云则是健康婴孩。对此，医生只说罕见，却也诊不出原因，只猜测是母亲高龄生产、营养和健康欠佳所致。

尽管成长艰难，但哥哥姐姐都对许倬云非常疼爱，虽然不能参与他们的游戏，但坐在旁边看他们奔跑跳跃，为他们的成功而喜悦，为他们的失误而扼腕，能够旁观鼓掌，也足以令他快乐。在有着8个孩子的大家庭中，许倬云从来没有感到被冷落、被歧视。

童年许倬云与家人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许凤藻被调往离前线很近的地方，负责供应军粮民食。

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要带着大小十余口人奔波，前线吃紧时撤退到后方，日本人撤离后，再前往父亲的任所团聚。颠沛流离不说，还得饿肚子，野菜、玉米秆、番薯，能吃尽吃，即便如此，也常是饥饿状态。

流亡路上，日本飞机“轰轰轰”地就在头顶，流离失所成为常态。

一个黄昏，一支军队经过家门口，望不见边的青年士兵，每人只有一杆枪、两条子弹袋，蹲坐在路边暂时休息。善良的母亲给士兵们端茶递水表示慰问，军队出发后，望着士兵们的背影，母亲伤感地说：“他们这一走，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了！”

那一刻，只有8岁的许倬云，瞬间长大。

战争中，许倬云还过早接触了死亡。暂住四川万县时，重庆遭遇了大轰炸，一次躲警报时，碰到邻居家的孩子跑回家去取东西，警报解除后，出得洞来，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他的尸体。

那是第一次，面对无辜的生命和烟尘弥漫的瓦砾场，许倬云的心里不存一丝恐惧，却充满了迷惘。那一晚，他整夜无眠，似乎掉入了一片无边的黑松林。面对人类、生死这样的大命题，他脑海中的困惑和问号越来越多。

随处都是生离死别，许多的悲剧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以至几十年后回忆当时情景，许倬云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整个童年，除了战争的残酷，深刻在他记忆里的，还有母亲的教诲：一是诚实最不能侵犯，二是对别人要宽厚。

因祸得福

抗战后期，哥哥姐姐弟弟都进了学校，随校迁徙。身带残疾无法入学，许倬云只能跟着父母住在重庆南岸的南山，心情无比抑郁。

山上青松绕屋、风景秀丽，除了欣赏山光岚色、喂养鸽子，去父亲的书房看书成了他唯一的消遣。

父亲虽是武官，人文素养却非常高，地理、历史、文学功底都不错。书架上，藏书甚多，线装书，平装书，海军历史，陆军战史，中英文的都有。

许倬云最喜欢的，是各式各样的中外人物传记。虽然识字全靠自学，但是几度生吞活剥式的硬读，加上父亲随机指点，居然也慢慢读懂了。

沉浸在众多的励志读物中，他明白了八个字，“历尽艰难，锲而不舍”。此后，阴郁心情逐渐明朗，并在心中“构建了一套做人的基本标准”。

书房即是课堂，父亲读什么书，许倬云就跟着读什么书。比如南宋年间的《东莱博议》，因是文言文，开头便读得莫名其妙，父亲于是一字一句分析给他听。昏黄灯光下，父子二人，聚精会神、孜孜不倦，孤独感不驱自散。

《东莱博议》

有段时间，许倬云迷上武侠小说，父亲劝他：“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

于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从《史记》《左传》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再到《大公报》《时与潮》这样的时事报刊，读得不亦乐乎。父亲对于中外史地的钟爱，多多少少界定了他一生的学习方向。

战争打得正酣，父亲密切关注着每日的战况，听BBC是他的必修课。每次听完广播，读完报纸，他便在地图上插上大头钉，分析国内战况、欧洲战场，以及未来走势。

他讲得挥斥方遒神采奕奕，唯一的听众许倬云，则听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

七八年时间，在父亲影响下，许倬云的文史知识较同龄人丰富许多。虽然失学甚久，但他因祸得福，获得了一般少年无法得到的机会。

抗战胜利后，15岁的许倬云回到无锡。为了能让他进学校读书，父母去辅仁中学请求：“我们的儿子是特殊的情形，不能剥夺小孩子读书的权利！”学校答应试试看，条件是：第一学期必须都及格。

在辅仁，很多老师堪称全能，教育是启发式的，一半的教材是用英文教学。

没有读过小学、初中，许倬云是班里程度最差的学生，数理化、英语，都得从零开始。得益于老师、同学课后“开小灶”，他很快就赶上来，高二时已经名列前茅。

“天下最容易学的就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例外。像化学、物理也有例可循，也很容易学。”理科意外成为强项，但是一次做化学实验时，因为残疾的手拿不稳试管，几乎引起火灾，他不得不打消了学理的念头。

历史依然是许倬云的兴趣，常常受到老师称赞，得知他已读完钱穆的《国史大纲》时，老师又吩咐他读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炎武被称“清学开山始祖”，他提倡的“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对许倬云后来的治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那时，他的打算是，残疾之身不宜外出求学，高中毕业后，就到钱穆任教的江南大学读书去。可是世事难料，多年后，他与钱穆相见时，他们都已流落台湾。

史学大家钱穆

受益名师

1948年底，局势更加动荡，迫于形势，带着一卷祖宗轴子，一家人迁往台湾。

作为流亡学生，许倬云插班到台南二中读高三。考台湾大学前，他拿着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结果竟然考了100分。

一位同学的妈妈是台大外文系教授，帮儿子报名时，出于好意，她帮许倬云填报了外文系。她的想法是：“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

外文系并不是许倬云的志趣所在，幸好，他入校时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开学不久，卷子被递到当时的台大校长傅斯年手中。两周后，傅斯年找到许倬云，直截了当地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一年后，许倬云转入历史系。但外文系的课，他照旧上。选课加旁听，还同时涉及了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一次作文比赛中，他得了第一，傅斯年又把他找过去，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帮我！”

许倬云于是认认真真读古书，《诗经》《左传》“三礼”“四史”，对照着读。

那时的台大，学生少，老师多，常常一个人一个班。

老师们都是“第一等聪明人”，不仅教学严谨细密，还对许倬云特殊照顾。他走路不方便，教古代社会的李宗侗就找个三轮车，让人把他推过去；跟董彦堂学年历，没有上下课概念，一讲一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师生二人一人一半。

老师们的爱惜和督促，使得许倬云进步飞快，书也读得越来越多。但他有时也不免叫苦，“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累，因为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

就在许倬云忘我地学习时，噩耗传来——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回答质询时，因为询问者的问题非常不合理，气愤之下，突然中风去世，年仅54岁。被他的精神感召，许倬云更加用功，丝毫不敢懒怠，唯恐辜负老师的期望。

大学毕业时，台大办了研究所，许倬云成为第一班学生，老师还是原班人马。在一众名师训练下，他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学派，虽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打下了跨学科研究历史的根基。

独特机缘

尽管从未想过出国深造，但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研究生第二年时，许倬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本可以赴美留学，但因身体残缺，不符合李氏遗嘱“身心健全”的条件。台大校长钱思亮不服气，请胡适帮忙。胡适四顾纽约后，终于争取来一笔奖学金。

1957年，许倬云远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在基隆码头，他与母亲道别。一个残疾的孩子离国渡洋，母亲心中有万般担心，衬衫缝了又缝，纽扣牢牢地钉上。行李箱里，有个小小的针线盒，剪刀、扣子，大小不等的针，还有各色线球，她把所有的牵挂，都一并装了进去。

许倬云却是兴奋的，搭乘的货船在海上漂流近两个月，他看小说，晒太阳，观海景，颠簸的辛苦，他甘之如饴。

到芝加哥大学后，许倬云进入东方研究所。芝大学风自由，老师没有任何限制，课程完全按自己的兴趣安排，许倬云有机会在远东之外，选习埃及古代史、古代宗教学等课程。伤残令教授们产生恻隐之心，他们对许倬云非常宽厚，不断启发他接受新挑战。

许倬云与弟弟翼云（左一）及友人

研究所对面就是神学院，学校跟神学院商量：“这个学生脚不好，你们有空位的话，就让他住住。”

在神学院宿舍，许倬云交了不少朋友，晚上，一群人洗澡后，常常围坐一起，对国家社会热烈讨论，抬起杠来没完没了。

饭厅所见也令他新奇，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吃下来，就是谈学问。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凡此情景，独树一帜，自成“芝加哥学派”。

入学不久，一次体检时，医生对他的手脚残缺很感兴趣，问他愿不愿意治疗。许倬云很干脆：“没钱！”医生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

1957年圣诞前夕，许倬云被推进手术室。因两只脚轮流手术，很长一段时间，躺在床上不能动，挂着一只脚睡觉。

因是“研究病人”，得了许多便利，不能剪指甲，就去找护士；伤风咳嗽了，说声“我病了”，医生自然会安排，钱由基金会出；开刀后不能下床，教授亲自拎着包到医院来，在病床边教他《埃及古代社会》。

几次手术后，人终于能站稳，告别了以前的摇摇摆摆。种种机缘令许倬云感动，“运气好”成了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其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神学院的年轻牧师经常组织活动，邀请许倬云参加。

于是，他有时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你也是主人，你也有投票资格”；有时脚上套着石膏套，撑着两只拐杖去开会，上台发言。

青年许倬云

从民权活动中，许倬云对美国民间的信仰、文化，日常行为规范，都有了一些观察。而这些，是在任何一间教室和图书馆都学不到的东西。

留学期间，许倬云还真正接触到西方学术。那时，韦伯理论正被芝加哥大学引入美国学术界，他选择了“官僚制度”课程。因为韦伯理论，许倬云开始关注社会学、城市经济学，许多杂乱的学科知识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芝大五年，“开刀，念书，搞民权，在神学院宿舍里聊天”，日子过得丰富而兴高采烈。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也让许倬云接触到了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蹈火前行

1962年，许倬云获得博士学位。谢绝了几所大学的橄榄枝，他执意要回台湾。母亲每个礼拜六都站在门口等他的信，他知道她不放心；学生时代，老师们就期望他能回来做帮手；他还答应过傅斯年，将来要回史语所，他不能食言。

在史语所门前

带着热情和承诺，许倬云到史语所入职。同时，他还在台大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

成为系主任是个意外。1964年，老师沈刚伯半夜三更打来电话：“明天8点钟，你到教育部去开会，要接系主任！”原系主任余又荪突然车祸去世，校长钱思亮有意培养他。34岁，他成了台大最年轻的系主任。

许倬云一头扎进工作，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在系里的课拿掉。他继承傅斯年的方针和理念，严守高等教育应有的规矩——不让官员给学生开一些与专业无关的课。

然而情况非常复杂，他理所当然地被特务盯上了，明里暗里被调查。不止如此，来自学校内部的反对也乘虚而入——他的身份遭致嫉妒，同事处处为难，甚至连他不喝酒、不应酬、不打麻将，都被视作高傲。

罪状还来自办刊。一回台湾，许倬云就和老朋友胡佛、李亦园一起创办了《思与言》杂志，宗旨是“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国家找条出路”。成立大会上，一下来了20多个人，都是各大学的年轻教授。

国民党慌了，打报告说：“许倬云可怕，文章不骂人，组织能力特别强，一声号召，几十个人跟着走，这个人太可怕了！”

后来，许倬云的信件被拆，出行、会友都被跟踪。那几年，表面风光，内心里，却有苦说不出，三十几岁的人，已经是高血压了。

幸运的是，1969年，他找到了终身伴侣孙曼丽。

许倬云与孙曼丽

孙曼丽是许倬云的学生，毕业两年后，他们开始交往。她有着山东人的豪爽、侠义，她欣赏许倬云的智慧、才华，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他。从此，学问上，她是帮手；生活上，她成为他一生的支撑。

不负斯人

1970年，台湾危机四伏，知识分子成为打击对象。许倬云应邀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客座教授，师长们劝他：“你先不要回来了！”

人在匹兹堡，心在台湾。许倬云一边教书，一边给台湾报纸写文章。在他带动下，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参与进来，报纸、杂志形成的巨大力量改善了风气，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开放。

在匹兹堡，许倬云还收了一个特殊学生，他就是王小波。

王小波与李银河

1984年，王小波在妻子李银河就读的匹兹堡大学读研究生，可是他已是水准极高的作家，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于是挂在许倬云名下注册上课，是只有他一个学生的“独立研究”。

上课时，师生二人不拘形式，谈话漫无边际，两个人的脚都跷在桌子上，东倒西歪，自由自在。

当时，王小波已完成《黄金时代》的初稿，许倬云看过后，指出哪几句是多余的，哪几个字是白加的，“你耍刀舞剑，力量在刀锋而不是在后面的红缨子红穗子啊！”

这些话鞭策着王小波，他下功夫“炼字炼句”，后期修改的文字相当洗练。

1991年，许倬云把《黄金时代》推荐给《联合报》，连载后，获得中篇小说大奖。

在获奖感言中，王小波特意感谢了许倬云。事实上，许倬云也非常感激他，“难得有一位学生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从四面八方‘突袭’，我因之得益不少”。后来，王小波英年早逝，许倬云特意撰文，深情怀念。

逝者已矣，令他终身铭记的，是所有的提携和扶助。

从匹兹堡退休后，许倬云埋首著述，《西周史》出版后，他特地题赠给傅斯年，并于墓前供奉一本，感恩这位奠定了他一生治学方向的老校长。

他致力于大众史学，不写王侯将相，不讲开疆辟土，只“为老百姓写史”，希望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绽现一番鱼跃鸢飞的美丽新世界”。

“说中国”“说历史”系列陆续完成，每一本书，都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文化。

许倬云著作

耄耋之年，许倬云依然以残疾之躯奔波讲学，忙着教育年轻学者，“我肝胆涂地，尽量地做事，就是不要辜负斯人！”

回顾90年的人生时，他依然笃定地说：“从不悔终生学史。”至于来世的职业，他也欣然作答：“也许还是学历史，可以冷眼热心的看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