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的辽阳，并不是唐帝国的领地，它属于另外一个东北亚族群——高句丽。很多人都认为高句丽就是后来朝鲜半岛的高丽，甚至是朝鲜，这绝对是个误会。

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高句丽活动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等东北亚地区，在此时此地，这绝对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族群，也是以该族为主体的国号。

自周代起，高句丽生存发展的空间都在周的控制范围内，但而对于这个族群的起源，还存有很大争议。

高句丽壁画

在传统史籍之外，考古资料也为研究高句丽提供了诸多信息，大量的遗迹显现出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叠压的现象：最下层是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器文化层，上面则叠压着汉代文化遗存，最上层就是高句丽文化遗存。

汉武帝元封三年起，西汉朝廷就在东北地区设置四郡：玄菟郡、乐浪郡、临屯郡和真番郡。四郡辖区涵盖现了东北和朝鲜半岛以北地区。

汉元帝建昭二年，高句丽始建国，定都于纥升骨城。

在辽宁省桓仁县城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人们发现了早期高句丽都城，这个区域在西汉属于玄菟郡管辖范围。在当时，他们与汉朝廷存在过上表称臣的藩属朝贡关系。

中原政权失去对高句丽的控制力是在东汉灭亡后，其后的100余年里，高句丽本着强则叛乱，弱则臣服的投机策略，与占据中原政权保持若即若离、既战也和的微妙关系。

直至四世纪末，趁“五胡乱华”，中原大乱，高句丽开始了持续的对外扩张。他们于在五世纪初占据辽东，并定都平壤。

但这个平壤并非今日大同江畔的平壤，而是鸭绿江中游的平壤城（今集安县）。

给中朝边境鸭绿江起名字的这帮人，和给西域伊犁河起名字的那帮人，应是属于相同语系的近亲，汉人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写进历史的时候，用了不同的文字，这从侧面证明了高句丽人和其后高丽、朝鲜人的本质区别。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数百年分裂割据的乱局不再，隋册封高句丽婴阳王高元为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公、高丽王。

而和平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开皇十八年，就发生了高句丽王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的叛乱。

高句丽这个投机举动触怒了隋文帝，他立即发兵三十万讨伐。

这次出征最终因为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所造成的粮秣物资供给出现问题，加上隋军中发生了瘟疫，水军也遭遇飓风，船多沉没，最终水陆两军未战已败。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至突厥大营，意外的遇到了前来拜见突厥启民可汗的高句丽使。隋炀帝很是恼怒，在他看来，高句丽本是周时封殷商遗老箕子朝鲜之地，现在却勾连胡虏，实质上是对天朝的大不敬。

因此，隋炀帝命高句丽使转告高元速来朝见。

高句丽王高元早已惊惧不已，岂敢前来。

于是，大业七年，隋炀帝御驾亲征，分左、右十二军，号称百万，齐发征讨。高句丽先是凭借辽水据守，后来又退至平壤城——这是个诱敌深入的伏击计划，最终结果大破隋将宇文述。

战争进行了五个月，隋第二次东征以惨败告终。

大业九年，隋场帝又一次亲征高句丽。正当隋军包围了辽东城之际，关内却出现了大乱——关陇集团策动的杨玄感叛乱爆发。

隋炀帝闻变大惊，急忙密令撤军。

大业十年，固执的隋场帝又一次不遗余力的发动隋第四次高句丽之战，终于挽回颜面。高句丽连年应战，力实不堪，只得遣使请降。隋炀帝则见好就收，也选择了和平。

隋帝四次东征，付出了惨败三次的代价，讽刺的是，四年之后，高句丽还是高句丽，隋却变成了唐。

究竟是什么样的族群，可以拖死如日中天的隋呢？

高句丽和突厥部落集成起来的游牧政权不同，他们的经济主体是农耕文明特征，这就确保了国家牢固的经济基础和高效的组织能力；此外，高句丽还和肃慎有极大的相似性，具有游猎民族特点，这又保障了亦民亦兵、全民皆兵的作战能力。

在隋末唐初，已经形成五十万常备军战备组织水平的高句丽，初步具备了和中原政权抗衡的能力。

能有隋的兴替以为鉴，实在是大唐的造化。

唐朝在建国初期充分汲取了隋朝的教训，高祖意识到了他实力还不足以征服高句丽，不必、也不能使其臣服。但遭到了裴矩等人的反对，臣子们认为，辽东自周代起就是中原属地，汉之四郡，是不能不以之为藩属的。

即便这样，武德年间由于内战不息，外患未除，唐对高句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抚为主，偶尔有意征伐，也一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于是，唐高祖继续册封高句丽荣留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但双方都明白，这种和平是暂时的。在合作的背后，唐在加快统一、驱逐突厥、恢复经济；高句丽则沿唐边境修筑了长城，开始备战。

贞观十七年（643年），朝鲜半岛另一属国新罗遣使入朝，向朝廷痛陈朝鲜半岛另一邻邦百济勾结高句丽，占其四十余城的悲催遭遇，新罗提出请宗主国能够做主。

太宗很高兴，立即充当话事人，降旨命高句丽停战。

此时的高句丽为权臣渊盖苏文把控，他断然拒绝，并不买账。

渊盖苏文

史书避高祖李渊讳，将“渊盖苏文”改名，《新唐书》记作“钱盖苏文”，而《新唐书》记作“泉盖苏文”。

宗主国主的颜面实在丢尽了——太宗即刻决定东征高句丽。

不过这一朝的臣子还比较理性，房玄龄、褚遂良等重臣恐“劳民伤财”提出严重反对。

但大唐做主的人是太宗，无可挽回。

无论隋还是唐，征讨高句丽的原因，史学界普遍认为有以下几点：一则维护牢不可破的宗藩体制；二则收复东汉以后所丧失的辽东故土；第三点最重要：遏制高句丽的扩张。

这三个原因相互纠缠，太过复杂，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解除大唐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

我们反复强调，应当从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看待唐，从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看待唐，才能探究到诸多问题的答案，与高句丽的关系也是如此。

唐征高句丽行军图

中国历史上从东北崛起的游牧、渔猎民族政权南下建政故事不绝于史，如果不对高句丽进行遏制，岂知历史不会再次改写？又成一个鲜卑、女真之势？

隋唐之主虽不知后世女真，但毕竟自己就是鲜卑，华夷往事清晰可辨。

最安全的选择，就是将高句丽扼杀在摇篮里。

北周起，高句丽已成为东北大国，形成了与突厥、北周鼎足而立的政治军事格局；在隋、唐统一战争时期，高句丽不甘心做个看客，反而觊觎中原，随时准备分一杯羹。

这也就是为什么隋炀帝在突厥牙帐内，可以见到高句丽使的原因。

隋继承北周国祚后，开始准备南下伐南陈，南陈也就积极与高句丽勾连，以期形成南北互保的格局。

这种情况在辽宋时期也出现过，北宋一度受到辽国的威胁，但当金国崛起之后，宋、金则联手，灭亡了辽政权；南宋更仿效之，和后期崛起的蒙古汗国合力灭金。

这种和南朝的勾连，甚至一直保持到唐高武时期——徐敬业扬州起兵时，就已经和高句丽有所共谋。徐敬业兵败之后逃往润州，就是做好了出海的准备，逃到高句丽避难。

可见，在对待高句丽问题上，太宗的政治和军事视野已远远超越房、褚二人，这个皇帝需要在自己精力旺盛，开国良将还在世的时候，一举消灭威胁中央帝国的东北边患，给子孙留一个万世太平。

经过两年的准备，贞观十九年，太宗御驾亲征。

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任命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句丽。

张、李二将初战告捷，顺利突破了高句丽精心打造的辽东防线，唐军斩俘两万余人，直逼安市城——在这里，唐军再度击败赶来驰援敌军，高句丽举国震骇。但在随后爆发的城防战中，唐军也受到了发兵以来最为激烈的抵抗——竟然围攻两月不克。

“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

中原调度的军马实在难以忍受东北亚寒冬的考验，太宗被迫停战。

此次出征，唐军虽获得了下辽东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敌四万余人的战绩，但自己也付出了数千士兵生命的代价，光战马也损失十之七八，而且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太宗在总结经验之后，听从他人建议，改变战略——打持久战，即以“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期望数年后高句丽不攻自破。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诏令牛进达和李勣出征，逼高句丽王遣王子入唐谢罪；二十二年再派名将薛万彻东征，大破高句丽。

在太宗薨逝后，持久战战略，被儿子高宗所继承。

永徽五年（655年），高宗诏令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征高句丽，大胜；

显庆三年（658年），高宗遣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出征，于横山大败高句丽；

龙朔元年（661年），唐军先灭高句丽的盟国百济后，趁其国孤立，从西域安西都护府调回儒将苏定方，出三十五军，发起了对高句丽的全面进攻，斩敌三万。

麟德三年（666年），渊盖苏文死于高句丽内乱，高宗则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再度进攻高句丽。

李勣、薛仁贵连战连胜，合兵一处后直逼平壤城下，围城月余，以高句丽僧信诚为内应，最终破城而入。

高句丽至此平定。

此后，唐以汉江为界，江南为新罗，江北为唐境，并分为九都督府、下辖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总统诸府，任命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

隋唐两代对高句丽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七十余年，结束了朝鲜半岛上长期分裂的局面，为随后新罗完成统一奠定了基础。

至于高句丽的遗民，或北上融入黑水靺鞨部，或南下融入新罗，还有一大部分迁移至山海关以内，与唐人逐渐融合——高武时期名将黑齿常之为百济人；天宝年间名将高仙芝、王思礼则为高句丽移民。

借助唐朝的力量，新罗完成了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统一，历经一个多世纪即陷入分裂，崛起的弓裔和甄萱两股势力再度以高句丽和百济称国，与苟延残喘的新罗成鼎足之势。

直至唐亡后九年，王建被拥立为王，国号“高丽”，于936年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

这个高丽——被阿拉伯商人传播到欧洲，被翻译为“Goryeo”；直至十九世纪末，1897年，日本支持下的李氏朝鲜建立“大韩帝国”，但在国际顺序排名问题上，又不能在日本之前，于是“Goryeo”又被变为“Korea”，直到今天。

不过，这个高丽除了国号之外，与当年的高句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