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前期农业（中）
3.康熙时期的土地和田赋制度

康熙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康熙亲政后，对前朝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与土地及田赋有关的措施，大致可归纳为：废除圈地令；实行" 更名田" ；完善垦荒政策；废除迁海令，恢复迁海田界；蠲免田赋和改革赋役制等六项。

清初的圈地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顺治时期为了遏止投充者的逃亡，" 逃人法" (" 逃人定例")规定，投充旗下人民初逃者鞭一百，刺字，三逃者处死；窝逃者正法(后改为流徒），家产入官。这充分反映了在残酷的剥削下农民逃亡现象愈来愈严重，法令愈来愈严酷的对抗局面。到顺治十一年(1654年），" 逃人多至数万".直隶" 每月所获不下百余起，应处死流徒者约数百人".而其经济后果必然是，" 去一丁则荒一丁之地，遗一丁之差" ，国库益亏，民生益蹙。

康熙亲政后，首先翦除鳌拜贵族集团势力，扫除了政府施政的障碍。顺治时，在圈地达到预定目的后，清政府曾下令停止圈地，由于内部贵族势力的阻挠，命令贯彻不下去。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再次颁布废除圈地令，" 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同时要求该年新圈占的土地，一律发还。在康熙的压力下，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圈地暴行终于结束。

清代土地制度中的" 更名田" ，是康熙亲政初期的一项大胆举措，它涉及千万亩" 藩产" 土地的占有权问题。康熙初年，清政府对前明藩王遗留下来的大批土地，包括已为农民瓜占部分，采取" 荒熟田地，酌量变价" 出卖的处理方法。其实质就是要农民通过赎买获得所有权。这项规定，固然国家能从中增加一笔收入，但对广大农民无异又是一次圈地。为安定社会秩序，康熙八年对这一规定作了根本性改动，命令" 将前明废藩田产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产，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 ，并" 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对于已出卖部分的处理办法是，" 易价银两，有征收在库者，许抵次年正赋" 。于是，这部分官田地就无偿地成为原耕种人的土地。这对于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和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无疑起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据统计，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等七省，共有田地166829顷21亩。一项不动声色的措施，所涉及的土地面积(在不包括直隶省情况下），相当于声势浩大的圈地面积的75％。

康熙在招民垦荒问题上，实行了较顺治更为宽松的政策。在顺治期间，新垦土地一般都以3 年起科。康熙十年(1671年）起，将免税期放宽到4 年。

康熙十一年再放宽到6 年。康熙十二年又再放宽到10年。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才恢复和稳定在6 年起科。其次，在招民垦荒上，向垦殖者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和条件，" 流移者给以官庄，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修以官帑" ，充分体恤到贫民的实际困难。同样，在保障新垦田地的所有权方面，作了比顺治更为明确的规定，" 凡土地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 ，并" 给予印信，永准为业".这样，就打破了地方势力对荒地的垄断，保护了流民移民的垦荒积极性。当时，在政府新政策的鼓励下，单是湖广去四川的移民就有数十万人，以至有" 湖广填四川" 之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山东耕地较顺治末(1661年）增加了183932顷。同期，山西增加　37350 顷，河南增加　188703顷，直隶增加86662 顷。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原" 三藩" 统治地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经过30余年开发，出现了" 峪崎山区之地，已无弃土" 的局面。康熙五十三年康熙自己也说：" 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

同时，康熙在开发边疆上也显示出远大的政治眼光。康熙时期，清政府派专员去新疆北路、西路主持军屯事业，或" 令人耕种，给予口粮、牛、种" 。新疆大规模的军垦历史就是从康熙开始的。此外，在黑龙江南北，由当地驻军，包括八旗和汉军，建立起江东64屯。在统一后的台湾宝岛上，组织数十万汉人去山后开垦，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四十九年(1710年），台湾新增垦田10774甲(每甲约合11.3亩）。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正式废除了迁海令，允许沿海居民回乡复业，给还原产。当时福建福州四府" 陆续呈报归业丁口四万八百有另，承垦田地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二顷有零"。广东广州七府，" 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有零，承垦田地一万一百四十六顷有零" 。同时政府给归来的贫民以牛、种等资助。

以康熙十年(1671年）为基准，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全国耕地面积从545917018亩增加到了735645059 亩，即增加了35％。在50年内，这样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同一时期，人丁增长率为30％。而再从同期田赋增长率来看，征银(两）增长11％，征米、麦、豆(石），增长11％。从以上数字来看，农民的生活要比过去安定。

蠲免赋税工作是康熙时期较为突出的仁政之一。在康熙亲政后，简化和完善了田赋征收手续。但他更重视的是实质性的稳定农民生活和生产环境。

根据各种来源的史料，可以认为康熙的蠲租措施，确实有其" 民为邦本" 的认识基础。

各代各朝的封建统治者都有蠲免之举，唯康熙朝最为主动。史载，" 数十年来，除水旱灾害例应豁免外，其直省钱粮，次第通蠲一年，屡经举行，更有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据户部奏称，共计已逾万万".这一点也不是虚言。在全国平定后，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起，为再次恢复一度下降的人丁数和耕地数，几乎每年都对1 个省或数省实行蠲免全年钱粮。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户部库存已达5000余万两时，康熙决定从五十年(1711年）开始，实行各省分三年轮免钱粮一周。三年中共计免"天下地丁" 赋银3800余万两。

蠲免钱粮深得地主阶级的拥护，因为地主土地多，受益最大，佃农没有土地，得不到实惠。因而如江西等地爆发了佃农抗租风潮，" 康熙癸巳(五十二年）圣祖仁恩下逮，除赋蠲租，原为掌田(业主）免其钱粮，乃零所谓佃长者，竟倡为' 除赋则除掌田者赋，蠲租则捐耕者租' 之说，一倡百和，此年秋收，粒棵不纳于田主".对此种情况，康熙也承认，" 蠲免钱粮，但及业主，而佃户不得沾恩。伊等田租亦应稍宽".于是下令规定，" 嗣后凡有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三分，永著为例".佃户所蠲免的三分，从田租中扣减，多少减轻了佃户的负担，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

蠲免毕竟是消极的。为了根治水灾和沟通漕运，康熙对黄河进行了整治工作。康熙初期，黄河泛滥对沿河各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康熙元年(1662年），黄河决口，大水冲倒郑州城，" 中牟县去十之七"。江淮一带，康熙六年桃源决口，洪泽湖猛涨，" 高邮水高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 ；康熙九年淮黄暴涨，淮扬地区" 百姓田亩庐舍被淹"。黄水泛滥也威胁着漕运。于是从康熙十六年起，委派原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开始修复淮黄故道的工作。靳辅在施工上贯彻康熙" 不扰民" 精神，尤其改顺治时的民夫金派为雇募，使治河达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果。康熙的心事也算最终了却。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开始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的赋役政策。其根据是，" 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依照内容，国家丁银征收，被固定在按康熙五十一年丁册应征总额上。尽管这并不是免除丁银，但随着全国丁口的增加，丁税分担从整体说，应该是相对减轻了。

" 户口日增，地未加广"，透露着一位君主的忧患意识，" 永不加赋" 则是清圣祖对其后世子孙唯一垂留的祖法，咸丰以前的清帝都不敢妄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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