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已经历了六个单位，这些单位给了我工作经验，也给了我人生历练，如同一个个台阶，把我送到五十岁。回眸如烟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就像在看一场以自己为主人公的电影。

1994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齐河六中，上第一节课我的学生张俊英就在日记本上写到“语文课上，进来一位中年教师”。因为我有一张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符的“老脸”，这种误判我遇到的太多了，已经习以为常。为了证明自己还是青年教师，我把课堂搞得激情澎湃，充满活力，同时把旺盛的激情延伸到课外，组织“雏鹰文学社”，创办《雏鹰》杂志。所谓杂志，其实非常拙陋，是我用蜡纸刻版，在学校油印室里印刷，然后用订书机装订起来的小册子。尽管如此，学生依然非常兴奋，并在校内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文学热。可惜我刚把火煽旺不到一年，齐河六中就被解散了，学生、教师被“瓜分”后零落到全县各个学校。

1995年，我调到齐河县实验中学，在这里我遇到了大名鼎鼎的张庆岭老师和朱多锦老师。张庆岭老师在实验中学创办了大型校园季刊《校园春秋》，开办了一个“写作讲习班”，培养了一大批校园文学爱好者。那几年我一直追随张老师办校刊和写作班，从中受益匪浅。张老师主张“思想写作”，认为思想是写作的灵魂，写作的前提是锤炼思想。我接受了张老师的主张，便煞有其事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那段时间我习惯于找个清静的地方边踱步边思考，不了解的人以为我在寻找丢失的东西，其实是在对社会、生活、人生、历史等进行深思。进入思考状态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文章都是这样酝酿出来的。1999年第一首诗歌《泰山仙语》经张老师推荐在《散文诗》发表，这是我的文章首次变成铅字，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随后写的《飞不起来的蝴蝶》、《阿Q和祥林嫂》、《最喜小儿无赖》、《花开时节》、《落差》等陆续在各地杂志上发表。后来张老师离开实验中学去县教育局主编《齐河教育》，我又开始写教育题材的文章，《当神圣被推下讲台》、《唐僧的领导艺术》、《魅力教师的“魔力”》、《教学大师当如斯》等文章在《齐河教育》上推出后，在当时教育界还引起了一番争鸣。

在实验中学第二个影响我的人，是朱多锦老师。他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思想者，他对社会的认识、对历史的反思、对生活的理解、对命运的思考都非常深刻。当时我在这些方面存在许多烦恼和误区，与朱老师交谈，他几句话就能让我释怀，常令我有醍醐灌顶之感。朱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的命运，只能是这个人周围的人及可能遇到的人——”，这是朱老师反思自己的经历凝成的一句话，他也总在现实中用这句话去帮助别人改变命运。朱老师当时在山东文学社工作，在外面交游甚广，通过他的引荐我认识了济南文化圈的许多朋友，在与这些朋友的交往中，我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境界。我的命运也因为遇到张老师、朱老师这样的人生导师而发生了改变。

2008年《齐河报》创刊，我成为《齐河报》的首批编辑、记者。我编辑副刊，与全县文学爱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投稿使我有机会成为那些作品的第一个读者，这些免费的午餐给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作为记者，我有机会涉足各个领域，一些谜一样的东西在我眼前洞开，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社会。我深入各个社会群体，与各色人物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社会有万象，人生有百态，都是无字之书，我在不停翻阅中增加了自己的阅历。《齐河报》设置了两个栏目，作为栏目的主笔，《齐河名士》让我有机会走进艺术家们的精神世界，分享他们的艺术成就，揣摩他们的艺术理念，领略他们的艺术风采。《齐河旧闻》让我追本溯源，思接千载。回眸如烟往事，在抚摸中领悟历史得失；与齐河先贤对话，在仰视中接收灵魂洗礼。齐河报社，是我离开实验中学的第一个驿站，这几年的经历就像让我重新上了一次大学。

2012年齐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我被任命为文联秘书长，齐河县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舞蹈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在我的参与下都先后成立了。作为文联秘书长，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这些艺术活动让我有机会进入各种艺术圈子，结识各类艺术大咖，我乐此不疲。工作之余我还坚持动笔，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要不坚持搞点艺术创作，是没有资格在圈里混的。有了这个动力，我先后写出了《古树探访记》《我的朋友是诗人》《才如江海命如丝的奇女子》等一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日积月累之后，我的第一部散文集《落差》羞羞答答地出版了。在文联工作的这段时间，在与各类艺术家的接触中，有时我会想，可能老天是怕人间寂寞，才捏了一小把儿文学基因，投入人间，洒在一小撮人的身上，而这一小撮人集聚在一起，就成了文学圈，好像文学并不能单独消解人间的寂寞，于是就又有了美术、音乐、舞蹈、摄影等各类艺术圈子。我有幸成为“圈中人”，感觉这是老天对我的垂青和厚爱。

以消解人间寂寞为己任的我，并没能持续这项伟大的工程，2014年我调离文联，调到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据说，领导在物色人选的时候设定了几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耐心，第二必须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研究能力，第三不能有太多的功利心。于是在经过层层筛选之后，我搬进了县委党史研究室那间积满了灰尘的办公室。作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上面没有主任，下面没有科员，“一个人一个科，自己提水自己喝”是真实写照。这样也好，难得清净，“躲进小楼成一统，任它春夏与秋冬”。走马上任之后，我开始研究贾乃甫、马馥塘、孙道敦等齐河党史人物，开始探求后里仁庄党支部、郭庄桥战斗、赵牛河阻击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当深入研究之后才惊喜地发现，历史并不枯燥，历史是有生命的，我在这里并不孤独。我把齐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连成线、织成面、糅成球，发现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当我把这个球放进中国历史的大坐标系中，发现浑然一体、没有丝毫违和感时，我终于明白：齐河作为中国肌体的一部分，具备其可以传承的所有红色基因，黄河岸畔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浓缩。《黄河岸畔的红色基因》在这时开始酝酿。

事业是用来热爱的，而不是用来应付的。因为热爱，因为努力，我很快便在《德州》《山东党史》发表研究成果，在德州市党史系统、山东省党史系统崭露头角。我的重要研究成果《山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齐河县后里仁庄党支部》荣获山东省党史系统优秀成果奖；我立足齐河党史主编的《齐河县青少年教育读本》成为齐河中小学生必备课外读物；我撰写的《抗日县长李聚五》《贾乃甫和他创建的山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山东省党史系统征文比赛中荣获三等奖。除研究历史文化之外，我还利用工作之便对县域文化进行研究，包括工业领域、艺术领域、文旅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后写出《正道仁心》《吾土吾画》《龙腾黄河岸》三部长篇报告文学，其中《吾土吾画》荣获第二届长河文艺奖。当然，五年独居一室，难免会感到寂寞。当我感到寂寞难耐的时候，就会关上门自言自语，我把这些自说自话倾注笔端，就成了一篇篇形散神散唯独心不散的文章，我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野有蔓草》，这就是我的第二部散文集。

对于喜欢安静而又习惯思考的我来说，党史研究室的工作环境太好了，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这里一直到退休。但是，天不遂人愿，2019年党史研究室与史志办合并，我再次面临何去何从。

2019年1月26日，我被调到县委党校，担任党总支委员。党校姓党，是为广大党员干部“补钙”的学校，打铁还需自身硬，要给别人补钙，首先要给自己补钙。作为站在讲台上传播党的声音的党校教师，必须要党性过硬、素质过硬、专业过硬。我对党史国史并不陌生，但是对党的经典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于是我从《共产党宣言》开始读起，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除学习之外，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县委党校开辟了一系列现场教学点，这些教学点涵盖了新旧动能转换、全域旅游、乡村振兴、地域文化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给我们打通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有了这些做底子，我感觉自己作为党校教师，底气足了很多。这段时间写的文章理论性比较强，诸如《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变局》《从“为人类而工作”到“为人民服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齐河党史看党的凝聚力》《从党的历史看党的人民性》《从党的历史看党的初心和使命》《从制度自卑到制度自信、制度自觉》《抗击疫情斗争彰显中国共产党的硬核力量》《晏子思想与当代价值》等等。

回顾自己参加工作以来走过的道路，无论从事教育、宣传，还是搞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做的都是与党有关的工作。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作为一名资深党务工作者，总要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贺礼才行。

这本《黄河岸畔的红色基因》就是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贺礼。不知这份礼物能否拿得出手，话语权在读者那里。

是为跋。

作者：齐河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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