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孕育了很多知名的文化家族，如宋代眉山“三苏”，清代阆中陈氏家族，都在巴蜀土地上绽放了独特的光芒。以陈省华为代表的宋代四川阆中陈氏家族，创下了“一门四进士”的佳话，家风严格，政风廉洁，为时人所赞誉，而“三李”与其相比也毫不逊色。

清代通江“三李”指的是清代四川通江李蕃及其长子李钟壁、次子李钟峨。“三李”以科举入仕，政绩卓著，文采斐然，成为了当地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三李”在为人、做官、治学方面的成功，与其家世、家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三李”家世、生平与著述考述

（一）“三李”家世与家学渊源

通江李氏家族，祖籍在甘肃陇西，始祖李继颜，唐僖宗时出任洋州刺史，立功封侯，封地在始宁郡，也就是今天的通江县，其后李氏家族子孙世代遂居于此。

唐代开国郡侯李继颜，南宋末年铁甲将军李禄荣，都是李氏家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后，李氏家族归于沉寂。直至明代，李蕃以中举走上仕途，李氏家族才逐渐兴盛。

重视家学渊源，承继家学是我国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我国古代即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对家庭教育的作用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

“三李”能在做官、教育、文学创作方面做出颇多成绩，享誉一方，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通江李氏家族的兴盛是自李蕃走上仕途开始的，但重教、嗜读的家门风尚却由来已久。

清代通江李氏一族确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虽然到李蕃和钟壁、钟峨这两代，才真正地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光耀门楣，但是家族重视教育、好读书的优良传统却是由来已久。“三李”在政治、文学方面所做出的成绩，与其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二)“三李”生平概述

所谓知人论世，在了解作者平生经历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文学作品。“三李”出身并非富贵之家，勤奋好学，借科举改变了个人及家族的命运。纵观“三李”生平，多困厄清贫，从《对酒》《丙子仲夏》等诗作中可以了解其起伏跌宕的人生境遇。

李蕃因“拒收醵金”一事而遭陷害入狱，虽获特赦，但去世时也未能得沉冤得雪。李钟壁曾屡试不第，正直美好韶华，家中却又遭逢变故，奋起而读书，后虽任平南县令等官职，却怀才不遇，不得升迁，抱负难酬，又因其父之遭遇有感官场人心险恶，辞官回乡，晚景贫苦。

子三人当中，仕途以李钟峨最顺，钟峨少年耽于嬉戏，青年时期家道中落，因此也曾度过一段艰辛的时光。

李蕃一生大致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勤学苦思、奋发有为的少年时期；举业困顿、遭人诬陷的壮年时期；流离失所、忧患归乡的老年时期。

崇祯十五（1642）年，李蕃二十一岁时，补弟子员。顺治丙戌年，蜀中大乱，二十五岁的李蕃跟随父亲到汉洋避难，其间多次遇贼寇，侥幸逃生。

顺治癸巳(1653)年，李蕃参加乡试时听到父亲李能白重病的消息，遂放弃下半场考试返家。顺治丁酉，三十六岁的李蕃终于考上举人，却又遭父能白丧，受到极大打击，后多次进京考试，皆不得志。

李钟壁的一生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无忧无虑、随父读书的少年时期；家逢变故、学业中断的青年时期；中举入仕的壮年时期；称疾还乡、游历四方的晚年时期。

1679 年，钟壁二十一岁时，李家突逢变故，其父李蕃在审理一件强奸案时被奸人诬陷，革官职后押至宛平监狱，从此以后，李家没落，兄弟三人的学业也就此中断。

李蕃入狱后，李钟壁心急如焚，慈母年迈，而两弟年纪尚幼，身处异乡的李钟壁毅然承担起了为弟作则、为父昭雪鸣冤的重担。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时年二十二岁的李钟壁孑身到京，叩击登闻鼓，为父鸣冤，最终在李钟壁和友人的努力下，父亲李蕃终获特赦，1684 年，二十六岁的李钟壁携双亲及两弟回到家乡通江。

回到家乡后，田地荒芜，家徒四壁，李钟壁承担起振兴家业的重担。这一段时期，李钟壁耕读不歇，劳作而余，雨夜霜晨，吟哦弗倦，潜心苦读，于康熙丁卯（1687 年）考中举人，时年三十岁，自此门庭光耀，使父母心生宽慰。

李钟峨的一生经历了这样的几个阶段：耽于嬉戏的青少年时期；艰苦备尝、且耕且读的壮年时期；青云直上的翰林院时期以及居住乡里、潜心著作的晚年时期。

1679 年，李钟峨十八岁时，父亲李蕃蒙冤流放，自此与父母、兄长侨寓芜湖四五年。钟峨既要照顾父亲，又要觐慰慈母，同兄长钟壁往返两地之间，动辄行程万余里，艰苦万状，此间学业几乎荒废。

至 1687 年，兄长李钟壁考中举人，门庭改观，父母欣慰，此事给予钟峨莫大的鼓舞，自此，二十六岁的李钟峨一改往日嬉戏之态，开始了且耕且读的一段时光。1693 年，李钟峨考中举人。

“三李”较为坎坷的人生际遇并没有使他们消极沉沦，反而成就了他们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性格，现实苦难的砥砺，才成就了“三李”人生的辉煌。

二、“三李”文学思想的共同主张：作“适用”之文

“三李”为文，不以遣词造句取胜，其诗文作品常常体现出“务实”、“适用”的特点。明末，以刘宗周为代表的浙江嶯山学派批判明末空谈和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学贵适用”，嶯山学派的弟子陈确提倡“事事求实”的学风，这与“三李”的创作思想尤为相近。

蕺山学派的兴起与明末社会现实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末社会动荡，外忧内患，人民困苦，当时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开始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宗旨，主张将学术研究、学术创作同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蕺山学派便是在此背景下崛起的。

纵观“三李”文学作品，“适用性”似乎成为父子三人为文的一种主导性风格。李蕃为文讲究适用，不追求辞藻、形式之华丽，做人做官亦如此，勤恳本分，不图虚名，但求为百姓办实事。李蕃的许多诗文作品，反映了他对于社会民生的深切关照。

除了以兴利除弊为事的论辩文以外，李蕃如《家庭》《示儿》等章，具有深远的教育启示意义，而《读杜》《问梅》等卷，可证实其治学之严谨，考据之精良，皆为有利于社会民生之作。

李蕃作诗为文讲究“务实”，寻所从来，“冥搈麇摭”，即对所述事物进行夜以继日的搜集、汇编、取舍、整理等工作。李蕃不单纯以文学创作为乐，而是重视文章背后的功用性，即是否“适用”。

这种文学思想在李钟壁与李钟峨的诗文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承继了父亲李蕃“作适用之文”的创作主张。李钟壁诗文创作，对民生之忧、官场之腐败、科举制度之迂腐的关注，是“适用”思想在其创作实践中的体现。

李钟峨的诗赋创作多为应制之文，但对国事民生亦颇多关注，李钟壁与李钟峨在父亲的影响下，创作“适用”之诗文，这些作品，既是他们对人生经历的体悟，也是其忧君爱民思想在诗文作品中的重要印证。

父子三人，治学皆崇尚“适用”，除了受到当时学界“经世致用”之风的影响外，与其家族朴实、务实的家风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钟峨、钟壁承“有为而作”之训，乘“文以载道”之旨，不单纯为写作而写作，不过分追求文辞藻饰，轻形式而重内容，作品思想情感真实，内容丰富，反映现实生活。

三、李蕃、李钟壁的文学思想

（一）“三李”文学思想的共同主张：作“适用”之文

李蕃作诗为文讲究“务实”，寻所从来，“冥搈麇摭”，即对所述事物进行夜以继日的搜集、汇编、取舍、整理等工作。李蕃不单纯以文学创作为乐，而是重视文章背后的功用性，即是否“适用”。这种文学思想在李钟壁与李钟峨的诗文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承继了父亲李蕃“作适用之文”的创作主张。

（二）李蕃、李钟壁的文学思想

李蕃明确提出：“文章怕空疏、忌填砌”，认为“空疏”、“填砌”是文章的两大弊病。写作诗文不宜拖泥带水，重复累赘，既要杜绝内容上的空洞无物，又要避免随意堆砌、毫无新意。

李钟壁主张作诗贵在“思”，反对一味模仿因袭，诗人在穷愁之境遇中更能爆发出奇思，这一观点与欧阳修所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相似，认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人就越能写出好的作品。

李钟壁主张作诗贵在“思”，不能盲目模仿古人，这里以其父之创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说明父子两人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相通之处，而钟壁的文学思想，自然受到了其父李蕃的影响。钟壁之“作诗贵思论”是结合家训传教与自身实践体察的结果。

李钟壁除了认为以“思”主导诗歌创作以外，他还提出评论诗歌的标准应该是“文实胜于音律”。评论诗歌的好坏，应当同评论文章一样，以思想内容为主要的标准。李钟壁作诗，向来关注传达真实的思想感情。李钟壁强调“诗以意为主，格律从之”。

“格律”不应当成为限制诗歌表达的重要因素，诗歌当以“意”为主，这里的“意”，就是指思想内容。诗作为一种文体，有格律要求是必然的，但如果失去“意”，便失去了灵魂。无论是为文还是作诗，都应该凸显一定的主题，表达一定的思想，无“意”之诗文，便犹如语言材料的简单堆砌。

结语

“三李”致力于读书创作，好与风雅之士结交，在交往中磨砺自身品行修养，汲取文学创作养分，提高文学造诣。“三李”著述颇丰，承经世致用之旨，有为而作之训，留下了众多有补于时的诗文作品，“三李”诗歌风格或质朴自然，或悲郁愤慨，或慷慨豪迈，语言或明白晓畅，或华美雅致，呈现了“三李”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与丰富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