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时期的私塾改良

这一节将改变视角,从农村论述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圈问题。新保敦子曾以江苏省无锡县为例,指出民国时期近代教育和以私塾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之间的并存关系。*那么接下来,笔者将依据此一先行研究,了解一下吴江县的状况。

在普及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吴江县私塾存在的问题曾获重视,在民初的考察记录里有所反映。比如《吴江县及市乡教育情况》中,说有两所私塾采用商务印书馆有关初级小学的修身、国文、算术、英语教科书,其他传统私塾则“均用三字经、千字文、四子书为课本。劝令改良,皆云:须俟下学期,姑注之以观其后”。*由此可知,当时吴江县人已体认到私塾与塾师改良的必要性,但由于专注于普及新式学校,并未得到充分地实施。

进入20世纪20年代,平民教育的推动者也开始注意私塾与塾师的改良,并且讲求对策。1924年8月1日召开的第三学区教育会常会中,身为《盛泾》编辑之一、区教育会评议员的沈复镜,提议对私塾展开调查。根据沈的说法,盛泽市尽管私塾林立,对有关私塾数目与学生人数却无统计,因此调查乃当务之急,而且这是早就已经有决定的。在常会上,又根据先前的决定,确定了由干事员负责各调查项目,包括:①私塾所在地、②塾师姓名、③塾师经历、④学生人数、⑤学生年龄、⑥教材。*这次调查的实施情形并不明确,但据其后的状况可以断定,并没有依据结果采取根本的对策。

与此同时,也开始在行政方面对私塾进行了改良。1915年江苏巡按使公署颁布了“整理私塾规程”,规定只有经地方行政长官考试合格的塾师,才能获准执掌教鞭。*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后的私塾调查之中,发现一位由督学发给许可证的塾师吴达生,曾毕业于江苏省塾师传习所,结果执教于黎里区西杨小学。*但这是调查的约160所私塾中的唯一案例,可见改良私塾并无充分成效。这种情况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致没有什么改变。1937年6月1日,教育部公布“改良私塾办法”,规定所有私塾都要进行登记,且必须采用教育部审查的教科书,以便使课程正规化,还开设了塾师训练班。江苏省依此制定了“江苏省管理私塾实施办法”与“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其后由于日本军队的占领,许多小学不得不被迫停课,于是私塾又开始兴盛起来。《吴江县志》评论这一现象,说:“一些有识之士为抵制日伪奴化教育,也办起了私塾。”*

以上可见,近代教育制度引进后,知识分子开始把私塾当成改良或取缔的对象,虽然历经教育人士和行政部门多方努力,可是私塾始终在民国时期一直存在着。主要问题在于:近代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带来了何种改变?在不同的生存选择之中,有必要考察在农村里一直被认为是重要选项之一的私塾。福武直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提到“农民对教育漠不关心的态度”,即“中农以上阶层从就学方便的角度出发,给予儿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但贫农完全没有这种余裕,儿女们幼小时就依赖其做一些补助性的劳动”,而这种教育态度与社会阶层有一定的关联。*此处虽不能进行全面的检讨,但通过笔者所做的访问调查,可以厘清私塾对于农民与农村的意义。

二、私塾在农民中的位置

在此利用笔者从2004年8月以来对吴江县农村进行的访查结果,来作进一步探讨。*首先分析北厍镇大长港大长浜的浦志澄(1930年出生)的例子。*浦氏有一位长工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长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归类为贫农。1950年浦参加土地改革,担任村内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和农会大组长,1962年开始担任红星大队书记。身为农村最下层的长工,他从7岁到13岁,在大长浜上过两间私塾,学习了《论语》和《孟子》,读了一半的《幼学》。之后则成为长工,跟随邻近的商店店主到上海从事行商2年。尽管在村里,浦氏处于社会最底层,但却可以上私塾读书,这是因为他在童年时高资质的表现而得到家族的支持。在大长浜地区,还有其他的男性老人或多或少,都拥有私塾学习的经历。*

对农民而言,私塾教育与他们的谋生策略关系很深。就像浦志澄在上海行商的工作一样,识字能力对于商业活动和学徒学习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吴江市农村中著名的宣卷艺人——金家坝镇杨坟头村的胡畹峰(1924年出生),*便是例证。胡自7岁以后,7年间总共上了两间私塾,其中第二间即是所谓的改良私塾。据胡氏陈述,在那里他学习了语文与尺牍。直到15岁的时候,胡担任芦墟镇洋货店的营业员。17岁时与同伴3人一起在北厍镇经营名为协泰昌的洋货店。从18岁开始,他成为宣卷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从事农业,不曾有过担任干部的经验。这一点揭示了普通农民选择职业时,从私塾中所学到知识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短暂任教私塾、住在八坼镇龙津村的沈祥云(1922年出生),*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私塾学习内容,以及它们对一般农民的意义。沈出生在富农家庭,7岁以后的十年间皆在私塾学习,曾有两年塾师经历,20岁始从事宣卷艺人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生产大队担任了二十余年的“赤脚医生”。据沈氏所言,私塾的第一年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第二年学习《神童酒诗》,第三年才开始学《四书》。要学完《四书》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之后才开始学《五经》。这些知识对当时一般农民而言,具有一定的意义(有老农民说:读《五经》开篇相当于高中程度)。也就是说,尽管私塾与以学校教育为手段的社会地位上升无关,对一般农民来说,却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增加谋生方式的有效手段。

至于社会阶层与教育选择的关系,先前所举的大长浜村内,一些强而有力的富农对经营私塾非常积极。像村民们都异口同声地举出抗战前后村里设立“洋学校”的案例,杨诚(1928年出生)是其中一位推动者。*杨氏上了私塾后,接着就读于黎里镇夏家桥小学和黎里中学。之后,他在苏州天主教学校有原中学读书,后来又进入上海育才中学,学了一年半后才退学返乡,有着大长浜农民前所未有的经历。由于父亲杨少林约有50亩自田,所以杨诚本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被归为富农。正因为有此优越背景,故其父杨少林与叔父杨少山均曾任保长,杨诚也从1946年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担任元鹤乡副乡长,可说是基层社会的精英人物。在1946年前后,杨少山与杨诚曾聘请来自黎里镇的钱大雄设立小学。

必须注意的是,包含大长浜在内的大长港村,曾经是区里的“土地改革试点”,极受政府重视。在土地改革时,大长浜村子里被认定为地主的有1名,被认定为富农的有13名。所以比起周边的农村,大长浜有较多的富农。*因此,若是考虑到村落间的差距,便无法归类为一般个案,但从中却可以看出:要在农村里引进近代教育,拥有强大主导力量的富农阶层是不可或缺的。

笔者认为,概括口述调查所获得的个别私塾情况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学校调查档案也值得参考,因此最后简单介绍其实用性。1950年同时进行的对于吴江县私塾和公私立小学现状的调查中,《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2)部分,收录了有关私塾的内容。但是,这些调查中的“私塾”里,包括不符合正规学校各种条件的私立学校,亦即改良私塾,因此就流动性极强的旧式私塾而言,其信息的准确性并不太可靠。

调查表上有“苏南私塾调查概况调查表”字样,而在青浦县、吴县也有同样格式的调查表,据此可推测私塾调查是在苏南行政区所统一实施的。*《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内容包括设立原委、塾董和塾师的经历,及其阶级、学费、使用课本、私塾坐落村庄的文化经济状况,还有当地行政等各项信息。调查表基本上由塾师填写,为我们提供了从塾师视角所见的私塾和农村社会之概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信息,就能深入地探讨民国时期农村地区私塾分布情况、在塾学生数量、经营费用与正规小学的比较、塾师的经历与社会阶层、私塾教育对农民具有的意义等问题。

调查表所描述的内容,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情况。但利用这些信息时,必须注意加上抗战时期的影响,还有浓厚的“解放”表述这一点。表7-4是北厍镇附近私塾中提交的八所私塾基本情况的调查表,例如教育内容或教材栏目里提到“土改教材”,可以看出这些私塾也对应了新的政治情况。兹以东长私塾为例,*该私塾于1940年成立,1950年由农会干部重新建立。报告称村民有九成不识字,即使有也极有限。这与上述大长浜村的情况大不相同,可见是没有富农以上阶层的贫穷农村。就私塾与相关组织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调查表有如下报告:

与政府的联系——是结合中心,配合当地政府各项宣传及传达工作。

与学校的联系——是配合中心的小学,出席各项辅导会议及参加土改、时事学习各项工作。

与家长的联系——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家庭访问及联络感情,协助各项工作。

与农会的联系——协助农会的村干部文书工作,及参加会议,结合各项宣传工作。

表1　从私塾调查看北库镇周边的私塾

塾名

所在地

中心补导区

创建时间

教学状况

采用书本

杨文头小学校

芦墟区厍民乡杨文头村中心西岳村

北厍中心国民学校

1921年2月

土改教材、时事材料

姚家埭小学

芦墟区厍民姚家埭村

北厍中心国民学校

1932年

土改、紧要时事

土改教材(北厍中心小学校编)、时事教育(苏南日报)

东长私塾

芦墟区厍民乡东长村

北厍中心国民学校

1940年2月

补充土改教育、时事宣传教育

土改教材、时事宣传教材

续表

塾名

所在地

中心补导区

创建时期

教学状况

采用书本

蛇垛港私塾

芦墟区厍民乡蛇垛港村

北厍中心国民学校

1942年

补充土改教育、时事宣传教育

土改教材

南河扇小学校

芦墟区厍民乡南河扇村

北厍中心国民学校

1920年1月

土改教材、时事材料

北珠私塾

芦墟区厍民乡北珠村

北厍中心国民学校

1948年2月

补充土改教育、时事宣传教育

土改教材、时事宣传教材

戴家港私立农村小学校(私塾)

芦墟区厍民乡戴家港村徐家湾

北厍中心国民学校

1948年3月

土改教材

沈氏学塾

芦墟区厍民乡东滨村沈氏屋

北厍中心国民学校

1942年2月

土改、反美

土改教材

调查表目的是寻求该村与上级政府、农会的配合,掌握塾董、塾师阶层与村内的经济情况。从这点可看出,调查是为了实施以土地改革为主的农村政治社会改革,透过塾董和塾师的渠道,收集村内的相关信息,促进政策的推动和实行。在教育圈方面,值得注意是与北厍镇中心小学的关系。塾师参加中心小学召开的辅导会议,除了指导教育课程与内容外,在土地改革、时事问题等学习会上,也接受中心学校的指导。换句话说,乡政府往村一级进行政策下达,一方面透过工作队施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也在中心小学的领导下,以私塾为渠道展开思想工作。

清末民国时期,以市镇为中心的近代教育获得普及,但农村却还存在着私塾。虽然有些农村中拥有权力的富农阶层,企图建立个别的小学,但很难说这是改良农村教育的根本解决之道。相较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上而下的农村政治社会改造,却成为彻底改造农村教育的开端,因此以镇为中心的中心小学教育圈,被划入改造之列。

小结

本章通过近代教育接受过程中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分裂,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地方基层社会的整合特质与变化过程。要点分别如下。

第一节以吴江县教育状况,分析地方社会初级教育的普及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县立高级小学设在拥有大镇(县属镇)的市区里,而初级小学除部分之外,则以小镇(乡镇)为中心设立乡区和市区。在农村里能够就读初级小学的,局限于地主、富农阶层的子弟,一般农民几乎与此毫无关系。若从这个角度思考,可以说学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亦即设立学校的市镇规模与功能、居住在市镇中社会阶层的组成与人口等,是决定就学率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就学率实际上与能够让其子弟上新式学校,且居住于市镇的大地主、富商、知识分子等阶层,有很大关系。民初的小学就学率,县属镇学区达到10%~16%,其他学区为5%~8%,但也有少数例外。前者可举盛泽镇为例,就学率低是因为非精英层的人口过多。至于后者,几个高就学率的学区,除了调查精确度所产生的偏差外,还存在积极推动学校经营的精英人士,这也是高就学率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各市镇就学率与社会阶层的组成有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第二节以20世纪20年代盛泽镇为例,论述了清末民初学校教育里出现的新精英阶层与市镇社会的关系。在阐明新精英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检讨了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背后的文明观,也考察了由于新知识分子出现而带来镇—乡之间的分裂。文中业已指出,吴江县市镇发行的普及新文化的地方报纸中,由柳亚子所组成的新南社社员是其发行人与主要执笔者。此外,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校友,活跃于教育界,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彰显精英阶层的特性。他们一面发行《盛泽》《盛泾》《新盛泽》,试图在盛泽镇形成社会舆论;一面与区教育会等机构合作,组成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如果了解这一运动背后的原本构想,即在世界正处于优胜劣败的开展过程中,为了不陷入“天演淘汰”的境地,那么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市镇空间与市民本身“文明化”的理念便可浮现。民俗中所见“迷信”的一面,被他们认为是与“文明”对立的,因此成为必须改良与克服的对象。同时新南社知识青年还寻求民俗的积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是肯定“迷信”。如此一来,市镇通过近代教育,成为“文明化”的最基层,相较于“文明化”无法达及的农村,两者的差异就变得更加显著了。

第三节依据笔者访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私塾调查资料,考察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优势,并对近代教育不够普及的实际状态及背景进行初步分析。伴随近代教育的引进,私塾被认为是改良与管理的对象,却由此产生了各种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塾师的老农民看来,学完《四书》的意义和现今高校毕业生的读书一样,毋宁为“中间识字阶层”,为实际生活增加了谋生的有力手段,尽管私塾教育与近代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什么关系。

总之,如同滨岛敦俊所示,明末以来商业化的进展,使得江南形成了由乡绅主导的县社会、生员和监生肩负的市镇社会,以及富农为中心的“社村”世界三层结构,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国时期。这种阶层性若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①使用文言文与白话的文言文、白话的县社会;②使用白话的文言文与白话的市镇社会;③使用白话的社的世界。这三重世界的差异,以及他们各自阶段性的变化,都包含在科举文化之中。至于通过近代教育而出现的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地方社会的“文明化”,将不符合“文明化”的要素视为“迷信”。因此,市镇成为走向“文明化”的基层代表,而没有达到“文明化”的农村,却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与市镇的差距。福武直所观察到的教育圈里市镇与农村的非连续性分裂,即为这种过程的侧面之一。

本文选自《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 : 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日]佐藤仁史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