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聊过周公旦创造的宗法制和分封制，构建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结构。通过分封制快速的开疆拓土，通过宗法制确立了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和等级地位等。但这样的政治结构好的地方就是快速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以华夏族为文化中心的文化体系，增加了民族的认同感，但在后代，随着血缘关系的淡化，反而离心力更为增强，所以才形成了东周诸侯国之间的快速分裂。在秦和汉代，为了避免陷入周朝的分裂的格局，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框架下，加入了一些制约官员与本地豪强结成联盟从而形成独立的倾向的规定，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发生在汉灵帝期间的关于这个制度的官场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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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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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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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在周代之前，中华大地上虽然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但实际上中华文明仍然是在中华大地上散发的，多文明并存的状态。各个文明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着。从大洪水开始，各个部落才意识到联合起来抵御洪水才是生存下去的根本，所以才有了各个部落之间的结盟。而到了夏朝和商朝，虽然有了名义上的中央政权，但实际上仍然是部落联盟的结构，各个部落名义上听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只是称臣和纳贡，但地方上享有很大的自由，所以才有了商人代夏和武王伐纣，实际上就是部落壮大后替代了共主而已。

而到了武王伐纣后，平定三监之乱，周公辅政后，才确认了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就是让周的亲属和亲近的大臣带领自己的队伍去开疆拓土，打下来的地方都是自己的，所以周才真正的征服了各个部落，形成以周天子血缘为纽带的各个诸侯国的一个联合体，而通过宗法制度，又将各个诸侯和周天子牢牢的捆在一起，形成了封建的礼法制度。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各个诸侯国之间血缘关系在逐渐变淡，宗法制度一旦出了五服就缺少了礼法的制约。所以各个诸侯之间才开始了利益之间的争夺。不仅诸侯之间如此，各个士大夫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士大夫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都构建了牢不可破的小王国，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变成了一个个的小城邦国，大家为了利益彼此讨伐争夺，整个天下大乱。而由大乱才有了秦国的崛起以及吞并六国的过程。最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而从秦朝开始，就开始推郡县制，由皇帝派出的人直接管理各个地方的政治军事，都统归皇帝领导。

但皇帝对派出去的官员是不放心的，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故乡借助宗族的力量，形成根深蒂固的关系，就变成了独立王国，而独立王国为了利益肯定有分离的趋势，一个国家如果这样的独立王国多了，就又成为了春秋战国。所以后代从秦到汉，都对官员的任命提出了种种限制。

当然在西汉的时候，刘邦实力还比较弱的时候，也是借助分封，将利益事先许诺给了投奔自己的人，才打败了项羽。毕竟联合起来闹革命大家都是奔着利益来的。但真正大权到手后，刘邦就看出来分封制的危害了，所以就开始逐步的收权，从取消外姓王开始逐步的对异姓王侯动了手术。

而对于同姓王侯，在开疆拓土的时候还是需要仰仗他们的力量的。但在和平时期就成为大患。果然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就陆续发生了分封的刘姓的王爷的反叛，最著名的当属七王之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党中央政权的权力稳固了，才听取了主父偃的建议，采取了推恩令的方式，逐步蚕食各个王族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加强，才遏制住了各个诸侯王的独立倾向。而到了东汉时期，各个诸侯王爷的权力基本上就已经不存在了，虽然还存在封地，但军政大权已经旁落，更多的权力是国家派出来的二千担以上俸禄的官员来实际掌握，向皇帝直接汇报的。所以各个诸侯王爷就是收收地租，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就好了。而在朝廷内部也是限定了宗室的权力：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之位者。就是宗室的子弟连公卿都没机会了。

在汉朝末期，由于门阀的形成，地方贵族通过各种举孝廉等举官制度，已经垄断了官员的来源。形成了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而举荐自己人为官的现象。在地方就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所以为了遏制这种情况，汉桓帝时期，在限制宗族和外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了三互法，强化了任官回避制度。

在今天读的蔡邕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互法的大概的含义，就是地方长官除了需要回避本籍之外，婚姻之家亦须互相回避对方的原籍，两州人士也不得对相监临。‘如甲州人士在乙州为官，乙州人士在丙州为官，则丙州人士对甲、乙、丙三州均需回避。’

这种回避的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止形成地方上的利益链条，形成地方形成独立王国，皇权的影响力越来越低的现象。

但由于‘三互法’所规定的交错回避，致使禁忌过于严密，往往造成选用艰难的局面。比如今天读到的幽、冀二州的长官曾‘久缺不补’。‘三府选举，逾月不定’。其所以久延不绝者，是因‘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也就是说由于回避‘三互’的原因，全国十三个州中就有十一个州的人士不得担任幽、冀二州的长官。所以造成这两个州的官员迟迟得不到任命，而影响了当地的政府和民生治理工作。所以蔡邕才上书建议汉灵帝放松三互法。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最为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官员和当地的贵族和地方势力结成同盟，最终以损害国家利益来满足私人利益。所以后来的政府一直都是有官员轮换制度和回避制度的。一般而言，官都是外籍，而吏是靠本地的人来辅助治理。因为具体的吏更熟悉本地情况，而官是代表中央政府来管理的。到现在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管理思路，我们的高级官员一个是采用轮换制，就是在一个地方不能担任官职太长时间，时间长了就会在当地形成利益同盟体，就会谋私利。另外就是一般而言用外地人来管理本地事物。在国企央企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人吐糟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很多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不合理。其实不尽然，我们要考虑到在一个系统内部，如果始终是自己体系的人把持，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独立王国，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会为了小集团利益与国家进行对抗，造成更大的利益的损害。举例比如说今年的能源危机，如果能源系统内部完全是自己的体系人，他们只会从自己的体系内部利益出发，在能源危机时，逼中央政府让渡利益，让能源涨价，而不管产业链是否会遭遇到危机，不管百姓的冬天是不是能温暖的渡过。改革开放后，在提倡政企分离的年代，我们曾经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现象，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有些失控的。而现在我们重新提倡了党对企业的管理的绝对作用。所以才有了党委建立在企业管理层之上，来管理企业的架构，而党委的领导就是外行，但政治忠诚的人来担任，这些人重要一点就是能做到大局为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最近十来年，我们的电信，金融等国家所属集团的大幅度降费，让利，从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才能弯道超车。而从国家的角度而言，通过某些利益集团的让利，让整个国家的经济上了一个台阶，这才避免了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局面。

对于很多人指责的外行指导内行，其实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中，党委是一把手，党委的职责是把人管好，而企业的业务层面是绝对的内行，他们要做的是把事情管好。就如同战争年代，党支部建在连上，连长负责业务，指导员负责人员管理是一个道理，正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让中国的革命最终取得了成功。

我们再回到东汉末年，虽然有了三互法的任职回避制度，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员和地方利益链条的产生。但在汉灵帝时代，地方实际上已经被门阀所控制，一方面来讲，以前的举孝廉等人才推荐制度，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之间已经形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具体的地方官员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血缘和宗族关系这么简单了，师承，门派等都开始出现，这种关系和地方门阀势力的结合，就让东汉虽然名义上还是皇权，但各个地方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最终表现在地方和中央的博弈过程中，中央逐步落在了下风。东汉末年皇权为什么要扶持宦官，就是希望通过宦官来插入地方门阀中，希望打破地方的权力的垄断。但最终形成了门阀贵族和士大夫的反弹，对于进入地方的宦官势力，打的打，杀的杀，在历史上还对宦官群体极度贬低。最终依靠宦官来打破地方的努力也失败了，东汉自然就破碎了。而明朝不过也走了一个翻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