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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