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汉语拼音之父：与爱因斯坦聊过天，活到112岁，长寿有秘诀

引子

汉语言文字是世界是最难掌握的语言，封建社会中，能受到汉语教育的，只是高高在上的小众人群，普通大众是很难有机会进学堂学习的，一是因为汉语难以学习，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了受教育的权力。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了新的时代，普通大众的受教育权力得到普及，如何让普通人能很快地学习与运用汉字，就成了新时期文化教育工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汉语拼音化，就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导竟然是个半路出家的经济学者。

近代中国可称为文化巨匠的人为数不是太多，有位文化老人绝对可以配上“巨匠”的称号——他一生跨越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被戏称为“四朝元老”。

他前半生是经济学家，后又半路出家，研究语言文字，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

1947年，周有光被派驻在纽约工作期间，一个契机让他与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见面了，两人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天。

周有光在自己后来所著的书中，提到了那次谈话：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们就是一般的谈话，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随便讲讲。而周有光对于爱因斯坦的印象则是：非常友好，没有一点架子，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

此后，两人又有一次机会在一起聊天，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与爱因斯坦面对面交流两次，但周有光非常低调，甚至连他的家人都是很久之后才知道。

正是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百岁过后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直到2017年1月14日，在112岁生日刚过第二天寿终正寝，他才放下自己的使命。

1/青果巷里走出的大师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周老原名周耀平，“有光”，是他自取的笔名。青果巷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从那条小巷里就走出了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大家。

周家原本是常州的名门望族。周有光的曾祖父曾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办纱厂、布厂、当铺，是当地最富有的家庭。

太平军第一次攻打常州时，城里的防守经费都是他曾祖父给的。太平军打不进常州就撤走了。

后来，太平军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后又来打常州。这次常州失守了，他的曾祖父投水而死。

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封他的曾祖父一个官——世袭云骑尉。正因为如此，他的祖父一辈子衣食无忧，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取消了这个世袭待遇。

周有光刚一出生，就遇上家道中落的窘境。随后，周家只能依靠变卖祖上的遗产度日。为了生计，周有光的父亲当了一名教书先生，但教书先生的薪水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杯水车薪。

周有光10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7岁那年，周有光考上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却正是家中最穷的光景。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学费极贵，在读者非富即贵，为让周有光上学，家中四处举债。第一天在大学注册，周有光领到卡片，不但要写中文，还要写拼音，可中国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拼音，学校只好拿上海话来标注。

进入学校后，周有光接触到拉丁文，兴趣使然，自学了字母管理法，没想到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从小时候开始，周老就读了很多书，喜欢看《西游记》是周有光还记得起的，至于其他的书，则因为“太多了，说不上来了。”不过，周有光还清楚地记得对自己终身受益的书，那就是《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周有光的书房中，《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周有光专门有一书架摆满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共三排，从上至下分别是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到了后来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有光竟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由此，大家更有理由叫周有光为“周百科”。

抗战爆发后，为稳定后方经济，在西南成立农本局，周有光带着妻儿去重庆工作。在被炮火撼动的中国大地上，周有光带着妻儿四处逃亡，直到抗日的烽火熄灭，上海的银行业要恢复，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华尔街工作。

当时，他有个叫何廉的朋友，一日寻上门来对他说：“爱因斯坦现在没事做，想找个人来陪他聊天，你要不要去？”

周有光一听，当然要去！于是穿得精神抖擞上门拜访，却没想到爱因斯坦穿得极为随便，见了他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

谈话间，爱因斯坦对他说：“人的差别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除去吃饭睡觉工作，还有很多业余的时间，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完全可以在一门学科上有所建树。”

一番话将周有光点醒，此后，他开始钻研语言学，发誓不让自己的每一天虚度。

在纽约，周有光与老舍、罗常培、杨刚等人多有来往。老舍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去讲学的，罗常培当时正在耶鲁大学访问。

在周有光眼里，身为作家的老舍，总是“谈笑风生，庄谐纷出”，而作为学者的罗常培，则是“温文儒雅，言必有中”。后来罗常培发现周有光对语言问题颇感兴趣，于是他们又多了一个聊天的话题。

周有光夫妇于1949年6月上旬抵达上海。回国以后，周有光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同时还在银行兼职，并与其他经济学家合办了一份刊物——《经济周报》。

当时上海工资改革，薪水大减，他一百元工资缩水到五分之一，他却对此毫无怨言。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被调到上海财经学院担任教授，业余时间经常为报刊撰写文章，其中就有不少讨论文字改革的内容。这为他以后的转行埋下了伏笔。

1955年，他被总理亲自点名，让他速速去往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2/半路出家的“汉语拼音之父”

在周老加入之前，汉语拼音方案讨论了两三年，但迟迟没有一个结果。文改会拿出了6个方案，到底该用哪一个，大家争论不休。

当时中苏关系尚好，苏方希望中国用俄文斯拉夫字母。然而这一点遭到周老的反对，他认为斯拉夫字母国际并不通用，不利于以后长期应用与发展。

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随后那三年，在周老带领下，文改会革故鼎新，在不断的争论和探索中，创定了汉语拼音。1958年2月11日，讨论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拼音，为推进国民脱盲、文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这次从经济学半路正转行到汉语言文学，让周有光幸运地躲开了“反右”。彼时上海经济学界震荡，无数学者被风潮席卷而去。周老虽幸运躲过了这一劫，却没能躲过接下来更大的狂潮。

1969年，他被派到宁夏参加劳动，在无比空旷荒凉的地方，很多人叫苦连连，周老却说很好：“不下放我，我一辈子也见不到这样的地方啊。”

当年在宁夏，不少老干部自杀或精神崩溃，可在周老回忆起来却满是趣味。周老去宁夏前用脑过度，晚上睡不好觉。结果从事体力劳动后，脑袋得到休息，失眠症就没了。“这就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周老依然温文尔雅，遇事不惊，在痛苦中想办法提炼乐趣。这与妻子张允和的处世哲学不谋而合：“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3/相濡以沫的跨世纪爱情

说起周老和张允和的姻缘，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文化界有两条著名的巷子，一是常州走出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还有就是住着张家四姐妹的苏州九如巷。

张充和的曾祖父曾任江苏巡抚，父亲张冀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祖籍安徽合肥，于1918年迁居苏州，住在五卅路的九如巷三号。

张家四个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即为周有光的夫人，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是作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

张允和与她的三个姐妹同为上海中国公学的第一批预科女学生。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是幸运的，他最终赢得了张家二小姐张允和的爱情。早在1925年，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

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交为朋友。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开始自由恋爱。

经历了一系列甜蜜后，到了谈婚论嫁时，周有光却迟疑起来：“我这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但张允和并不介意，“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我们两人一起去创造的。”

1933年，两人举行婚礼，风风雨雨，一路扶持，从抗战到解放，从建国到内乱，70年恩爱如初，患难与共。

直到晚年，两人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每天都会喝两次红茶，每次喝茶前，都要拿起杯子敬对方，周有光老人说：“古代有举案齐眉，我们这里没有案，有的是杯子，每一次喝茶之前，都要碰杯，这叫举杯齐眉。”

到了晚年，两人都是孩童脾性。张允和看到老伴儿的头发秃了，就会拿这件事来开他玩笑，周有光摸了摸自己的脑门一笑：“我这是头发还没长出来呢！”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老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对周有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在经历了半年的伤痛后，周有光才好不容易挺了过来。此后，他的生活越来越简单，但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上下午，都要喝一杯红茶。

4/“身居陋巷，心怀天下”的长寿老人

妻子去世后，儿子周晓平照顾起父亲。两人亲近数十载，被称作“兄弟父子”。

2014年，周晓平动了两次大手术，来见父亲时，两人如久别重逢的老友，不但一起唱了圣约翰大学的校歌，还唱了《马赛曲》。

110岁的父亲和80岁的儿子，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亲朋。万万没想到，就在一周后，周晓平离开了人世……

儿子的离去，再一次将周老推向孤独和悲伤。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收到了好多次病危通知，可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周有光81岁时开始对自己的年龄从头算起，到了92岁时，一位小朋友在送给他的贺年片上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按照这个算法，他今年刚过而立之年，也就是30来岁。

为了让生活更加有趣，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写作上面。他自称老来读书，才体会到温故而知新、学而后知不足、老而后觉无知的快乐。

进入晚年的周有光，不断提出振聋发聩的观点和理论。周有光虽然是专业性很强的学者，但是他在公共领域内也有深邃的思考。

比如在谈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时，他说他最佩服的是王国维和胡适，认为他们是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

比如在谈到社会发展史的时候他说：“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到科学思想。”

在谈到教育的时候，他说现在中国教育有两个大问题，其中之一是：“存在大量的无效劳动，中小学生每天搞到很晚，累得要命，但时间都浪费了。”因为有些观点过于尖锐，有些文章无法发表。

年过百岁的周有光依然坚持博览群书、笔耕不辍，出版了无数启蒙之作：100岁《百岁新稿》、104岁《朝闻道集》、105岁《拾贝集》、108岁《周有光文集》、110岁时《逝年如水》。

当他迎来自己的112岁生日时，依然求知求变，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了解时事，难怪大家都说，从周老身上，得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从“传统”成功向“现代”过渡的。这份“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值得每个人敬重与学习。

周有光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这下算命先生被打脸了，周老活到112岁了仍身康体健、思维敏捷。

一个长寿的长者，自有许多常人无法体验的生活细节。周有光有一次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他写了97岁，医生以为他写错了，就给改成了79岁。

又有一次去医院，一个医生问他长寿之道，周有光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

提及长寿的秘诀，周有光的经历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是心胸豁达，处乱不惊，第二是于苦难中取乐，积极面对，第三是勤于思考，不断汲取新知，第四是以爱情滋润，互相敬重，第五，周老一生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生活简朴，素茶淡饭。

周有光生前常说：“求知要越多越好，生活要越简单越好！”这不仅是对年轻人的启示，也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启示。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