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志是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文献 ‚它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动和地方各种势力的升降 ‚但其中也不乏主观建构与叙述的成分。以地方志的内容及其编撰、形成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在江西万载县的个案中可以看到 ‚清初至民国后期该县历次所修方志既展示了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土客矛盾 ‚它们本身又成为地方权力再生产和文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地方志；文本；权力

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的方志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得以不断深入的坚实基石之一。不过‚多数史 学研究者在广泛利用方志的同时‚却似乎忽略了 对这些地方文献本身的专门研究‚而传统的文献学、方志学研究则多缺乏历史的维度。因此‚有必要将地方文献分析与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① ‚即将地方文献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理解和解读‚探究其形成过程以及由此映射出来的地方社会变迁与文化氛围。本文以清初至民国后期江西万载县历届方志为文本‚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境‚分析方志纂修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关注不同时期的方志究竟是由哪些人担任实际的纂修工作‚其主要内容有何增减删改以及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等问题。

一 清初以来万载县历次方志纂修概况

万载县位于江西省西部地区‚其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属较后开发地区，明末清初有大量移民进入该县及周边地区。万载在明代共三次修志 ‚清初至民国后期则九次修志 ‚是全国修志 较为积极、频繁的一个县。

清代万载县第一次修志 ‚其直接动力来自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① 编纂《大清一统志》和 各地方志是清政府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和对全国各地有效统治的重要举措和手段。清代《大清一统志》凡三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清廷 设 “ 一 统 志 馆 ”‚ 敕 命 纂 修 《 一 统 志》[1](卷一二五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己未条) ‚至乾隆八年(1743) 成书。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清廷第二次纂 修《一统志》[2](卷首《上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成书。嘉庆十六年(1811年) ‚清廷第三次纂修 《一统志》[3](嘉庆十六年 ‚p38)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成书。

康熙初年 ‚随着全国基本统一局面的初步形 成 ‚纂修《大清一统志》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康熙十一年“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 以便在此基础上汇为《大清一统志》。不久 ‚因 “三藩”之乱 ‚此次修志活动多被中断。至“三藩” 之乱平定后 ‚清廷再次诏谕各地编修志书。康熙 《万载县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成的。万载 知县常维桢于康熙十七年上任 ‚此时正值“三藩” 之乱。乱后的万载满目疮痍 ‚以致常维桢叹道： “为令于万 ‚难 ‚为令于此时之万 ‚更难；为民于万 ‚苦 ‚为民于此时之万 ‚更苦！”[4](卷十六《杂著》) 康熙 二十二年 ‚他“因是召诸乡绅暨弟子员并耆老有 知识者进而谕之”‚与邑中士绅共相考订 ‚经三个月县志修成。至于出版的费用 ‚则是常维桢“自 捐己赀 ‚不敢强人”。他在序中写道：“今圣天子削平僭逆，寰宇雍熙，岛屿遐荒，靡不革面，因命 天下郡县纂修图志，汇辑上陈，以大天王一统之 义也……乃延访硕彦，博采遗闻，悉备纤毫，宁繁 毋漏，而其所尤加意者，在户口诸篇。”并因“旧志 条目大简，纪载阙略”，将原来的12篇增至16 篇。［4］（卷首《凡例》） 雍正帝即位后，重组《大清一统志》馆，严令 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并制定了方志 60年一修的制度。遵照上级部门的指示，也鉴 于县志已有50年未修，且“前志刻板十亡二三，挂漏既多，卷不成帙”，万载知县汪元采于雍正十 一年“因集邑中士绅，摭拾癸亥（按：康熙二十二 年）以来事迹故实依类增入”，斟酌裁定。至于 “前志所载，悉仍其旧”，只“补其残阙，未敢少有 删润”。同时，他认为万载“地僻山多，壤瘠赋重，民难供输而苦于敲扑”‚故“采于田赋、户口之篇 存旧著新 ‚不厌详复”。[5](《续修邑志小引》)

清代万载县志的第三次纂修也和嘉庆《重修 一统志》的编修关系密切。在此期间 ‚万载分别 于道光六年、十二年两次编修县志。早在乾隆、 嘉庆年间 ‚万载进士辛从益即有续修县志的打 算。他在京任职时 ‚曾致书知县来珩 ‚请致仕家 居的进士李荣陛主修 ‚“后各以事不果”。直到道 光元年知县卫鹓鸣上任后 ‚“取旧志观之 ‚距今几 百年矣 ‚欲续之”。他每次接见士绅时即咨询文 献 ‚下乡时则流连山溪间 ‚与父老谈先民遗俗及 近时情形。因纂修《一统志》的需要 ‚江西巡抚于 道光二年颁发修志章程 ‚令各属州县修志以修省 志。道光三年 ‚卫鹓鸣“因集绅耆议先修县志 ‚皆 欣然乐输工资以应”‚成立志局 ‚请致仕进士郭大 经任 总 纂。稿 成 后 邮 寄 京 城 ‚请 辛 从 益 作 序。[6](《序》) 道光六年县志刊印 ‚但流传不广 ‚道光 十二年经过补正修饰的新志正式刊出。主编郭 大经请到了江西巡抚及江西布政使作序 ‚他认为 “诚不敢没一邑公论”‚并希望后人“谛审斯志 ‚当必有共谅此衷而仍存公论者”。[6](《跋》) 但由于土、 客双方以及土著内部存在激烈的斗争 ‚在士绅辛辰云的领导下 ‚土著对前志加以删削增辑 ‚于道光二十九年出台了《万载县土著志》(以下简称 《土著志》) 。道光年间万载县竟刊印了三部方志 ‚这在全国极为少见；而将县志直接、公开冠以 《土著志》之名 ‚此举在全国可能绝无仅有。

咸丰九年(1859年)冬 ‚袁州知府陈乔枞下 车伊始 ‚即“索取郡志”。此时地方战事稍平 ‚但削平僭逆 ‚寰宇雍熙 ‚岛屿遐荒 ‚靡不革面 ‚因命 “城郭如故 ‚廨舍半颓 ‚曩时典籍则已沦坠无存 天下郡县纂修图志 ‚汇辑上陈 ‚以大天王一统之 矣”‚刻板已毁 ‚府志、县志都不可得。于是他趁 义也……乃延访硕彦 ‚博采遗闻 ‚悉备纤毫 ‚宁繁 接见全郡士绅的机会 ‚搜访遗编 ‚辗转觅得府县 毋漏 ‚而其所尤加意者 ‚在户口诸篇。”并因“旧志 各旧志 ‚并“思与郡人谋重加采摭 ‚增修新志”。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下 ‚陈乔枞退而求其次 ‚“爰取诸志 ‚撮其沿革、疆域、都里、城池、山川、水利、关隘、形势、田赋、户口、学校、公署、兵卫、武事、津梁、驿递诸切要者先付剞劂”‚于咸丰十年八月修成《袁州府志》‚并希望阅者“鉴其苦心 ‚而勿以不全不备责焉”。[7](《序》)《万载县志摘要》遂在此过程中产生，该志实际上是《万载县土著志》的摘要。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 ‚为留存和宣扬清政府 抵抗太平军的事迹 ‚江西巡抚刘坤一由于编修省 志的需要 ‚于同治九年(1870年)“檄府、厅、州、 县各修志乘”。万载知县王仁甫遂召集士绅议修 县志 ‚不久以病离任。继任金第始设志局续修 ‚ “爰集诸名哲 ‚交相考订 ‚(初稿)不数月而告成”‚ 志局亦罢。 同治十年夏 ‚新任知县杜绍斌到任 后 ‚“即邀绅起局俾修饰而加润色”‚于次年正式付梓刊印。[8](《序》) 该志是清代万载历史上的最后 一部县志。

民国 26年(1937年) ‚清光绪年间进士龙赓 言①卸任后回到家乡 ‚于“内难粗平 ‚颠连困苦之 余 ‚惊魂少定”‚独力编成《万载乡土志》。他认为 万载原有志书篇幅繁重 ‚故“今择其关于国计民 生与夫治乱兴衰是非得失之原 ‚凡可以备輶轩之 采 ‚维系人心于不敝者 ‚备注于篇 ‚不敢辞费以归 简易”。[9](《编辑大意》)

同时 ‚官方一直也在酝酿和策划新县志的纂修。这既是国民政府化除万载土客界限的一项 重要措施 ‚也是时势和万载士绅的要求。自同治年间修志以来 ‚历经六十余年 ‚县人皆认为“山川 不改 ‚时代迁移 ‚风土不殊 ‚礼俗迥异 ‚因革而损 益之 ‚不可不一新其书”。龙赓言在民国初年“窃 有私修县志之举”‚本想成“一家之言”‚但因“费 不足而中辍”‚且因战乱散失稿本及有关资料。 回到家乡后 ‚他应万载县政府及县人之请重行编辑县志 ‚当次第告成 ‚将可付梓的时候 ‚“又以费 绌而辍”。民国 29年 ‚争取到上级的财政支持 后 ‚县长姜怀素即与县人悉心筹划 ‚“请蜕庵先生 (按：龙赓言)力为其难”。开馆正值盛夏 ‚龙赓言 以 84岁高龄老翁 ‚尚“目视耳听 ‚口讲指划 ‚晨夕 编摩 ‚挥汗如雨 ‚于山川隘塞、风土人情、农田水 利三致意焉”。姜怀素对龙赓言赞叹 ‚称他“耆年 硕德 ‚精勤如此 ‚盖怀素所稀见 ‚亦国人所仅有 也！”[10](《序》)

纵观清代及民国时期的九部万载地方志 ‚就其编纂形式来说 ‚官修的比例占绝对优势 ‚只有 民国后期的《万载乡土志》为一人私修 ‚而道光 《万载县土著志》则主要是土著士绅自发倡修而成 ‚可视为居于官修与私修二者之间。

二 方志所反映的地方权力格局及其变化

至清代 ‚地方志的纂修理论和体例已极为严密和完备。作为一种话语和象征 ‚县志至少反映了两个层面的权力关系 ‚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地方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 ‚官修形式占主导地位的事实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强大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历次万载方志在形式和内容上看似大同小异 ‚然而一经仔细核对比照 ‚即可 发现地方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段内的权力格局及 其演变。

(一)族群的冲突与融合

明清之际的战乱使万载地方社会人口大量 死亡流失 ‚田地抛荒 ‚政府赋税减少 ‚里甲组织遭 到破坏。每一次动乱之后 ‚政府都需要重建社会经济秩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量来自闽西、粤东及赣南的移民涌入万载县 ‚掀起了地方开发的高潮。③ 这些移民被土著与官方称为“流 民”、“客民”与“棚民”等。移民的大量进入 ‚不仅 改变了万载的人口、经济格局 ‚而且也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权力格局 ‚土客矛盾遂成为主要矛盾之 一。由于移民的生存环境比较脆弱 ‚加上平时他 们与土著的关系紧张 ‚在鼎革之际他们乘机起 事 ‚参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以获取自己的利 益。“三藩之乱”期间 ‚因“移民”曾支持吴三桂 ‚ 当地土著遂将地方社会遭受的苦难记于“棚民” 的名下 ‚谓之“棚乱”。④ 实际上 ‚所谓的“棚乱” 既是政治变乱 ‚又是土客械斗。“棚乱”更加深了土著对“棚民”的怨恨 ‚战后官方与土著对“棚民” 展开大规模的清算与驱逐。[6](卷十四《武事》)

在清前期的土客争斗中 ‚土著一直占据上 风。至清中期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移民在人 口、经济、文化等方面已基本具备与土著抗衡的 实力 ‚已不是最初那种“搭棚居住”意义上的“棚 民”。他们“涵濡圣化 ‚户习诗书 ‚置产立业 ‚俨同 土著 ‚较之昔日棚栖情形迥异”[11] ‚实际上已经 开始土著化。此时土著明显感觉到了资源的紧张与来自移民方面的竞争压力 ‚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使得移民的土著化进程遇到严重的阻 碍。土著对移民的压制和排斥体现在各个方面 ‚ 如阻挠移民入籍和入学 ‚不许移民迁居城内 ‚不 与移民通婚 ‚在文化与身份上歧视移民等。尤其 在嘉庆年间的土客学额纷争案后① ‚土著通过严 查户籍、重新分额分考、编修《土著志》等方式 ‚确 立了“土著”的边界 ‚完成了自我区分。尤其是道 光二十九年《土著志》的出台 ‚强化了土著的族群 认同 ‚标志着土著集团的形成。土著集团的形成 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其内部团结 ‚另一方面又刺激 了客籍集团的形成。移民“与土著民人界限本自 判然 ‚虽同处一邑之中 ‚而土民向存歧视 ‚不许棚 籍迁居城内 ‚亦不缔结婚姻 ‚偶有结婚者 ‚则土著 亲族群相诟病。棚民因土著不与为伍 ‚遂于同籍 之 人 愈 加 亲 密 ‚而 于 土 民 亦 存 彼 此 之 见”[8](卷七《学校》) 。合力共建东洲书院的过程中 ‚移 民逐渐产生了自己的族群认同 ‚形成了以“东洲 籍”为中心的客籍集团。至此 ‚万载土客双方长期全面而激烈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两大族群的出现。

清代中晚期 ‚万载土客双方在遭遇外来的太 平军时 ‚开始了空前的大联合。由于战争中双方 的协同作战及移民力量的进一步增强 ‚战后双方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这直接反映在县志的纂 修上。不过 ‚这种融合相当艰难 ‚其进程非常缓 慢 ‚来自土著方面的阻力依然十分顽强。由于存 在现实利益的冲突和制度性的障碍 ‚土客之间的 隔阂与成见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消除。清末民初 双方紧张的关系有进一步的松动 ‚尤其是土、客 籍“新士绅”阶层的交往与联系 ‚对地方社会的融 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土地革命时期‚原有的族群冲突以阶级斗争 的形式表现出来‚土客矛盾从属于阶级矛盾。之 后在国民政府追求民族复兴、实现大同的治理目 标下‚万载县的土客矛盾成为政府所力求解决的 社会问题之一。通过实行客籍城居、土客通婚、同 修县志、合办县中等办法‚土客双方在形式上和制 度上基本实现了融合‚开始拥有新的认同和归 属—万载人。这种新的身份认同‚成为新中国 成立后地方政府进一步消除土客分歧的基础。②

（二）土著宗族的强弱易势与移民宗族的兴起

从血缘组织的角度来看，清初以来宗族势力，已成为万载地方社会的强大力量。道光《万载县志 ·序》云：“族姓崇建祠堂 ‚尊祖敬宗 ‚以睦其 族。”民国《万载县志》卷首《分序》也指出：“族姓观念 ‚县人最深。”万载县人非常讲究著姓门望 ‚ 到民国晚期说起本县的氏族情况时 ‚还是“人之 恒言动称辛、郭”。[10](卷三《氏族》)

根据民国县志的氏族资料 ‚我们可以知道 ‚ “土著”大姓即所谓的“十八古户”‚指的是辛、郭、 龙、彭、宋、唐、鲍、袁、谭、卢、汤、张、欧阳、王、李、 喻、汪等族。据民国《万载县志》卷八《选举》中的 资料统计 ‚明清时期的辛、郭、龙、彭、宋五大族总计贡生162人、举人 124人、进士 16人 ‚所占比 例分别为全县总数的38．94％、42．91％、53％‚其 中辛 氏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12．74％、13．84％、 23．3％‚郭氏为7．9％、10．42％、13．3％。由此可见大族占据本县高级功名的比例之大 ‚亦反映了土著大族的实力之强。这些土著氏族的影响力 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因人口、功名、财富等因素发生变化。综合历修县志《选举》、《仕宦》、《人物》 与《艺文》诸篇 ‚我们可以知道 ‚明中后期以龙、 彭、宋、郭四族力量最强 ‚入清以来至清中期则郭、辛两大族相互抗衡 ‚及至民国时期则龙、辛、 卢等族呈鼎足之势。

也有一些土著氏族在清代已渐趋衰落。如 《万载北门巢氏族谱》称：“吾巢姓居于万邑 ‚诚 ‘古户’耳。前唐宋之时 ‚英才辈出 ‚子孙蕃衍 ‚科 甲连登 ‚美不尽书矣。及由元而明 ‚世故日多 ‚县 遭兵燹 ‚为后人者俱出逋外郡 ‚而吾县一改‘康 乐’‚再改‘康城’‚三改‘龙江’‚复改为‘万载’‚仅 存十八姓氏 ‚名为‘十八古户 ’‚而吾族与焉。但 人丁仅存国本父子 ‚单传至今 ‚已十五代 ‚昔之蕃 衍称盛者 ‚消归乌有。”[12](卷首《序》) 潘氏族人在修 谱时禁不住发出感叹：“我族先世发自宋朝 ‚其间 科名仕宦详载史册者 ‚代不乏人 ‚厥后迁徙不一 ‚ 又值元明兵变 ‚人文两减 ‚可胜悼哉！”[13](卷末《跋》) 当县城士人晏廷颁手持族谱向进士辛从益索文 时 ‚辛从益题道：“余读之瞿然 ‚念盛衰靡常而叹 茂才维族之殷也。后街晏氏 ‚前明时为邑望族 ‚ 今其祖居既为他人所得 ‚见存男丁至不满二十 ‚衿士 自 廷 颁 外 无 闻 焉 ‚盖 常 盛 之 不 可 保 如 此！”[14](卷三《后街晏氏谱跋》)

而万载的移民宗族到清中期才渐渐发展起 来 ‚整体实力不及土著 ‚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属于 “合同式宗族”‚其中以钟、谢、曾、吴、刘、黄、蓝等 族最具影响。

整个清代 ‚万载移民共产生了举人14名 ‚进 士1名。直到道光十二年 ‚深塘钟氏才产生了移 民的第一名举人钟斯敬 ‚道光二十年 ‚潭埠谢氏 则产生了移民的第二名举人谢大舒。太平天国 运动为移民力量的兴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面临太平军的威胁 ‚万载土著世家如辛氏、宋氏、 郭氏、彭氏 ‚移民大族如谢氏、钟氏、潘氏、廖氏 ‚ 都积极响应清朝中央政府的号召 ‚修筑城壕 ‚督 办团练 ‚组建乡勇。在保境安民的过程中 ‚土著 和移民空前联合起来 ‚共同抵抗太平军。由于 土、客籍积极向政府捐输军饷 ‚双方都获得了增 加学额的奖励。据万载县所隶属的袁州府志记 载：“袁郡四县捐输军饷先后报销 ‚奏准加广永远 文武学额各有定数……万载于同治三年加广土 籍文武学定额各八名 ‚客籍文学定额二名 ‚武学 定额一名。”[15](卷四《学校·学额》) 战时及战后移民力量兴起的一个典型事例 ‚是客籍士绅谢大舒的擢 升。谢氏受左宗棠重用 ‚官至知府 ‚致仕后为宗 族的建设与移民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故民国县志把 他 列 入“ 道 咸 之 间 县 中 举 人 之 有 名 者”。[10](卷十《人物 ·列传二》)

(三)地区经济、文化权力格局的变化

地区性经济条件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地区内部各种势力的转移及文化权力结构的变动。

万载县处于湘赣交界地区 ‚其地貌以山地、 丘陵为主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县城坐落在东南部蜀江冲积平原的最宽处。明洪武初以来 万载“统六区”‚县城和近郊为一区 ‚南部的怀旧 乡为二区 ‚西部及西北部(俗称“西路”)的万载乡、进城乡分别为三区和四区 ‚北部与东北部(俗 称“东路”)的欧桂东乡、欧桂西乡分别为五区和 六区。明代以前万载的社会经济以县城为中心 ‚ 发展极其缓慢。据方志记载 ‚明代中期全县的市镇只有五处 ‚俱在二区怀旧乡 ‚而且都距离县治较近。[16](卷三《厢隅·乡都市镇附》) 其对外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也很少，表现之一是邮传组织与交通条件的简陋粗疏，仅有县前总铺、郭林铺、大乐冈铺及大乐冈二铺四处，分别通往府城宜春县和瑞州府上高县。[16](卷四《邮传》) 嘉靖年间兴起了潭埠市、株树 潭市、礼山市、白良桥市和牟村市等五个市镇 ‚ “诸市上通湖湘 ‚下达省会 ‚商旅往来辏集”‚经济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 之后 ‚康熙年间各处居民鲜少 ‚加上山路窄狭 ‚ “商旅亦非昔比 ‚惟潭埠、株树潭二处通舟 ‚贩谷 买客多泊于此”。[4](卷一《市镇》) 直到雍正后期 ‚万载还是一片经济萧条的景象 ‚乾隆初期得到复苏 ‚ 全县市镇达11个。[17](卷三《疆域 ·都图》)

历经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以及移民的大力 开发① ‚在嘉庆、道光年间万载迎来了经济、人文 的繁荣发展。人口的多寡历来是中国传统社会 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指数之一。至乾 隆六十年万载县土、客户25796、口187333‚嘉 庆二十五年户30886、口193910‚道光三年户 30922、口195379。而此前顺治十三年仅载户 9665‚口51974‚自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六 年各 届 编 审 ‚共 滋 生 人 丁3855丁 ‚妇 女 998 口。[10](卷四《食货·人口》) 虽然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万载 县的实际人口数 ‚但它无疑反映了全县人口高速 增长的趋势。道光《万载县志》云：“万邑在群山 之中 ‚田不过十之二三。近年多所树蓄 ‚财货以 通；四民俭朴习勤 ‚皆有以谋其生。族姓崇建祠 堂 ‚尊祖敬宗以睦其族 ‚上下之分 ‚男女之别 ‚礼 义存 焉。相 与 讲 学 术 ‚育 贤 才 ‚人 文 其 日盛 矣！”[6](《序》) 同治年间的县志说：“(嘉、道间)人民 众庶 ‚财物滋丰 ‚百姓歌舞太平 ‚不知有兵革之 事。”[8](卷十四《武事》) 至民国时期县人对此还有美好 的记忆 ‚龙赓言在《万载乡土志》中说：“承顺治汰 减浮粮之后 ‚休养生息 ‚农乐耕耘 ‚士知廉耻 ‚嘉 道之 间 ‚家 给 人 足 ‚盖 几 几 乎 有 庶 富 之 风 焉。”[9](《序》) 清中期全县市镇激增到 31处 ‚“街市 喧填 ‚货物凑集”‚“万载之富 ‚基于土产”‚其土产 之利“则以夏布、茶油、表芯纸为最重”‚商人“拥 资走数千里外江浙川广 ‚往返尤多”。[6](卷十一《风俗》) 市镇分布的特点是西路和东路各区市镇增长迅 猛 ‚数量众多 ‚西路达14个 ‚东路为10个。这反 映了县城以外地区经济的增长。

道光以后至民国的一百多年里 ‚全县只在西 路三区增加了4个市镇 ‚即枣木桥市、南岸市、乔 厦市与芳木山市。这些市镇的兴起 ‚主要是因为晚清以来万载与宜春、萍乡、浏阳等县经济联系 的进一步加强 ‚同时也表明西路经济地位的上 升。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株潭迅速崛起并成为 县城之外的另一个经济中心。株潭在清初只“茅 店数家”‚其后虽“渐增繁盛”而“进出口货寥寥无 几”。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年有会期 ‚在九十月间 商贾云集 ‚货物骈臻”。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则“会 期停顿 ‚鸦片输入 ‚远行趋利者及于闽广滇蜀 ‚而 外货输入 ‚土货亦渐渐输出”。清中期以后 ‚万载 经济产业的重大变化在于“油业衰而爆竹盛”‚花 炮取代茶油成为土产三大宗之一 ‚并逐渐成为全 县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万载经济产业转型过 程中 ‚株潭先是成为赌博场所 ‚继为“烟土汇集 地”‚赌禁和烟禁之后“鸦片禁绝 ‚爆竹畅销”‚又 取代县城成为全县爆竹的生产基地和销售中心 ‚ 清末有商店400余家。[10](卷四《食货 ·商会》)

与经济格局的变化相适应 ‚万载地区内部的 文化权力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把记录在方志《选举》篇中的贡生、举 人、进士及“毕业”称为有功名者。自清初至民国 后期 ‚县志总共记载了 845位拥有功名的本县 人 ‚其中97％(822／845)的人有他们的区(乡)都 (图)籍贯。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制成下表：

表 1 清代至民国万载县有功名者分区分时期统计

上表显示 ‚万载县自清初至民国后期 ‚拥有 功名者最多的地区依次是：一区、三区、六区、二 区 ‚分别占总数的 42％、20％、13％、12％。约62％的功名获得者出自县城和三区，这大抵和两地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清中期以前出自县城 的有功名者占总数的一半（205／406），而在清后期至民国的这段时期内 ‚这一比例下降至 33％‚ 同时三区输出有功名者的比例达到 30％。万载西部地区尤其是三区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后有功 名者数量迅速增多 ‚甚至在民国时期超过了县城。通过分析县志中其他一些可以量化的资料 (如《学校》、《仕宦》、《人物》、《艺文》各篇) ‚我们 也可以看出地方文化权力格局所发生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民国县志的纂修可视为文化 权力结构完成阶段性调整的重要标志。此前万 载县志的重修通常由地方官领衔督修(《万载县 土著志》是个例外 ‚详后) ‚实际的编纂工作则主 要由县城的土著士绅担任。而民国县志的纂修 是由来自三区株潭的龙赓言主持 ‚主要编修者包 括县城的辛观涛、三区的谢济沂与六区的卢兆 梅。[10](卷首《续修职员》) 县志纂修方面的人事变动 ‚既是宗族及个人因素作用的结果 ‚也是县内各区力量较量的表征。

(四)社会转型时期官民关系的恶化

清末以前的万载地方基层社会因其宗族组 织、乡族组织以及乡绅集团的活跃 ‚基本可视为 具有较高程度的自治化。① 作为“亲民之官”与 “父母官”的县官 ‚需要依靠士绅实行对基层社会 的控制与全县的治理 ‚因而官绅、官民之间的矛 盾与冲突虽在所难免 ‚但他们的合作与妥协应是 主要方面。例如 ‚在三藩之乱期间及其后的地方 社会经济重建时期 ‚知县吴自肃、常维桢、何锡命 等因极力维护地方利益 ‚他们去任后万载士民建 讲堂或立去思碑以为纪念 ‚也得到了历次县志的 高度评价。从县志《名宦》、《人物》、《艺文》等篇 目的大量记录来看 ‚其他能够为万载做些实事的 官员也都与地方绅民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而在 从王朝政治体制向政党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中 ‚ 由于国民党政权官僚机构迅速扩张 ‚基层社会空 间日趋萎缩 ‚地方绅民所感受到的国家压力越来 越大 ‚传统意义上的官民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

民国县志的纂修者、地方士绅龙赓言对县长 张芗甫及其县政(尤其在教育方面)颇有微辞 ‚他 在县志中写道：

实事求是 ‚古之教也 ……既而提祠产之议起则 族学兴焉 ‚既而提庙产之事成则保学盛焉。保学之多 ‚无过张县长任时一保一学。一学十数人 ‚或二 三十人 ‚或一 日而无一人在学 ‚或日有数人在学 ‚若 日有二三十人在学者 ‚几于无处可寻……初提庙产 为经费 ‚保学日多 ‚经费日绌 ‚师资日浅 ‚敷衍日盛。 凡奉令筹集经费者 ‚亦复时感困难。或以为保学教 师待遇菲薄 ‚然亦不免先自菲薄 ‚求其实施教育不 旷功课者殊不多见。每校学童酌中以五十人计 ‚常 有半数在校者亦不多见。[10](卷六《学校 ·高小》)

对于张芗甫在任期间改县城学宫为中学校址 ‚龙赓言等士绅强烈反对 ‚并集宋、辛、郭、汪、 龙、谭等族士绅几十人两次向省府上书 ‚谓县长 张芗甫“醉心新学”‚不“仰体蒋委员长维持旧道德之苦心”① ‚而“敢于违背正义 ‚破坏学宫 ‚诚不 知是何肺肠 ‚作何理想 ‚冒天下之不韪”‚呈请省 府对此制止。省府的回复是：“该县利用孔庙房 屋为县 立 中 学 校 舍 ‚核 与 法 令 相 符 ‚自 属 可 行。”[18] 多年以后龙赓言依然对此耿耿于怀 ‚并 于病中郁闷地记道：“窃思改革以还 ‚圣庙之颓废 不修者 ‚到处有之 ‚以合办中学而始修圣庙则必 为万载所独。张县长喜新而老人守旧 ‚文化事业 冶新旧于一炉……科举停办 ‚学宫颓废 ‚地方官 有能修葺者至为可喜 ‚若借学宫之名而以为县立 中学之用 ‚万载独开先例。”并且声称“老夫顽固 ‚ 不 能 与 官 争 言 论 自 由 ‚亦 例 所 不 禁 也”。[10](卷六《学校·学宫》) 他还批评张芗甫“硬行勒提 历史悠久办有成效之学款 ‚以展拓茫无实际之保 学”。同时还劝谏道：“贤令尹所贵无扰也。保学 期教育之普及 ‚徒作纸上之空谈 ‚其何能及 ‚固不 若名无虚。县款归实用 ‚学不必求多 ‚徒张一 己 之门面 ‚见好于上官 ‚地方即有阴受其病者 ‚反而 求之 ‚必有阴受其福者 ‚所望于实心为民之君子 矣。”[10](卷六《学校 ·县中》)

在国家政权扩张下出现的各类“经纪人”往 往带有赢利性和掠夺性。如县志所云：“今则有区长，有联保，有保甲长，率有薪资，然不能保其 不多取、不妄取也。”他们任意勒索摊派，“不免以 意为轻重，呼吸不灵，派枪索取，饥倾食米，寒撤 睡衾”，其所作所为令地方人士“言之寒心，闻之 酸鼻”。［10］（卷二《营建·附论》） 针对政府提取民间各项公产以及由此产生 的种种弊端，地方士绅也一一指出并作强烈吁 求。如民国县志提到位于本县株潭中街的万寿 宫时说：“置有田产……提产说起，各裔将卖田以 绝迹，龙崇城裔不然其说，今产已提，闻管理者不 实不尽，亟宜清还改作慈善。”甚至直斥“提庙产” 为“剥削地方穷民”之举。[10](卷二《营建·祠庙》) 而所谓 的各种款产保管委员会的委员们 ‚也是个个中饱 私囊 ‚层层盘剥。

三 方志纂修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以土客矛盾为中心

县志的纂修是地方社会的一件大事。我们 在方志中所看到的地方社会权力关系与结构 ‚固 然可以视之为曾经发生的客观事实 ‚但同时必须 意识到 ‚方志本身就是地方士人刻意制造出来的 文本 ‚因而所谓的权力格局实际上也有主观建构 的成分。方志既是地方各种势力角逐的产物 ‚同 时又是他们竞相争夺的对象 ‚因此 ‚其纂修过程 从始至终都置于地方社会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 当中。在县志这份文化资源上 ‚有许多空间需要 争夺。谁能参与编修 ‚哪些内容和人物可以入 志 ‚如何评判他们 ‚这些涉及人事的问题都是地 方社会极为敏感的话题。这里 ‚以土客关系为中 心来展示万载方志纂修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康熙、雍正年间万载两次修志都由土著一手 操办 ‚此时移民忙于生计 ‚尚无能力与土著争夺 文化资源。康熙《万载县志》的纂修姓氏除监修 的地方官员外 ‚其余的编纂人员是谭经国、辛金 贵、龙星、辛硎、汪映极、郭远、辛承顼、辛金振、张 日豫、何士杰、谭任、张鳌等12人 ‚皆为土著大族 的士绅。[4](卷首《姓氏》) 雍正时期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至乾隆前期袁州府编修府志时 ‚万载县参编的代 表是举人辛廷芝、生员王昌典、郭大鼎、监生宋嘉 秩 ‚也都是土著士绅。[17](卷首《姓氏》) 在这些土著主 持纂修的地方志里 ‚自然没有移民的位置与记 录 ‚有的只是称移民为“棚寇”、“棚贼”、“棚逆”及 “奸民”之类的文字。土著借助国家的政治语言 ‚ 把移民塑造成“匪”、“贼”、“寇”等形象。

自雍正志编修之后，万载历经九十年未曾修 志。期间虽有土著士绅辛从益想续修，但因条件 不具备而作罢，最大的困难其实在于难以调和 土、客双方的矛盾。如何摆平理顺土客双方的关 系和兼顾双方的利益，是清中期以后万载地方官 面对的一大难题。而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 展，移民已经开始造就了自己的代言人，同时初步具备了参与全县公共事务的需要与能力。经 过土客双方的争夺 ‚直到道光十二年新县志终于 得以正式刊印流传。曾任万载知县的闽县举人 杨际华对此深有感触：

万载县志道光三年修 ‚阅十稔至今而始成 ‚何 若是之难也……而万邑乡先生以志来 ‚居然成书 ‚ 是向所深咎其未成而亟望其成者 ‚而今竟获成 ‚以 是知邑之人群情尽释 ‚而相忘于大道之公也……而 谓区区邑乘必能无毫发滥遗 ‚悬诸国门不可增损一 字 ‚问诸作者之心 ‚其亦未敢自信也……是志也 ‚邑 人士各置一编 ‚平心而静读之 ‚为略为详 ‚或得或 失 ‚必有能辨之者。[6](《序》)

曾身处其中、深知底细的杨际华一方面庆贺县志 终于成书 ‚另一方面也对其内容的公平性表示了 质疑 ‚并提出了土客双方“各置一编”的建议。而 此次县志的总纂、进士郭大经 ‚也同样表达了修 志的艰辛与无奈 ‚不过他认为能有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比较平允了 ‚应该可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他说：

邑之有志 ‚为一 邑公论 ‚所由定即后世公论 ‚所由定成于一手 ‚ 难 ‚集众手为之 ‚苟或依违涉私 ‚公论曷定哉？斯志之辑 ‚就旧志所存者 ‚修其芜而 归于简明 ‚其论之所定 ‚悉以程中丞刊发章程为准 式 ‚存乎其公 ‚讵能狥乎人之喜厌？非经与分辑诸 公有所矫异于其间也 ‚诚不敢没一 邑公论 ‚听存后 世公论而已。后之博雅君子覆眎旧志 ‚谛审斯志 ‚ 当 必 有 共 谅 此 衷 而 仍存 公 论 者 ‚不 无 厚 望 焉。[6](《跋》)

可见 ‚政府官员同地方士绅的立场与看法存 在一定的差异。那么 ‚比较此前诸志 ‚这部县志 有何特点呢？

第一 ‚编纂工作有移民士绅的加入。三名客 籍代表分别是：经理采访钟斯敬、张瀚和潘维新。 张瀚和潘维新的家族都非常富饶 ‚取得了低级功 名 ‚钟斯敬则高中举人。虽然他们在其中只是担 任“经理采访”的工作 ‚虽然他们在编纂人员中所 占的比例也很小 ‚但是移民毕竟已有机会、有权 力参与地方社会的这件大事 ‚能够发出自己的声 音。这本身就意味着官方与土著对移民的认可。

第二 ‚增加了一些有利于移民的记录。移民 建设的东洲书院、高魁书院和文会义塾等被载入 志中 ‚这意味着他们在全县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取名及各种头衔的移民也被列入志中。

第三 ‚土客的区别非常清楚。如书院、学田、 宾兴基金与公用设施等 ‚都明确标明是“土籍”还 是“客籍”所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县志首次将 都图甲户册辑入其中。编者在卷四《都图》详列 都图甲户的名单前指出：“既遭甲寅、癸卯之变 ‚ 甲户颇多沦没。除本都本图均补及公同轮差外 ‚ 本邑土籍随田顶差者不少 ‚而客户顶充者亦多。 今本雍正间里甲册底 ‚参考历届编审丁册 ‚仿庐 陵、分宜志例 ‚挨图编载 ‚或输差 ‚或顶改 ‚分别土 客 ‚据实开注……爰本嘉庆十二年奏准清查客籍 烟册 ‚汇录其姓于编。”[6](卷四《城池》) 并在名单后附 录“客籍不得城居案”。

由于土客冲突与土著内部的矛盾 ‚以辛辰云 为领袖的土著集团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自 行集资出版了《万载县土著志》。该文献不仅在 万载地方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而且对中国社会史及族群史的研究应也有较高的价值。

土客双方对话语权的争夺无疑是《土著志》 出台的首要原因 ‚编者对此直言不讳：

邑志本宜归— ‚无如客籍意见龃龉 ‚动辄兴讼 ‚ 致原编久阁 ‚兹订亦几败垂成。不得己 ‚照分额例 ‚ 听其分修。一 邑两志 ‚事虽创闻 ‚然志者 ‚志也 ‚志 既相睽 ‚理宜通变。昔人耆旧虞衡各志别自单行 ‚ 客籍何妨另为志乎？夫郡邑原以土著为断 ‚侨居不 过附见志 ‚曰土著则一 邑事宜、纲领、条目 ‚全志之 体无所不该 ‚特不欲独居其名耳。[19](卷首《凡例》)

主编辛辰云对这一创举的来由作了清楚的 交代：

易邑志为土著 ‚创也……先是癸未、甲申间邑 先达郭星峤(大经)先生应聘修志 ‚遐引旁征 ‚裁以 程式 ‚整严博瞻 ‚视昔之冗滥而多遗者 ‚不但过之 ‚ 惜众论不一 ‚传者寥寥 ‚几为名山秘藏矣……客岁 大中丞吴公拟修通志 ‚征垂各属 ‚刘象九明府奉檄 集议 ‚佥以新旧两志为疑 ‚而属云总其成……而同 事诸君亦皆合心并力 ‚踊跃趋公……不图客籍自分 畛域 ‚珥笔为能 ‚屈意调停反遭叠控 ‚不得已呈明分 修 ‚两 不 相 谋 ‚以 杜 争 端。此 土 著 志 所 由 名 也。[19](《跋》)

很明显 ‚辛辰云之所以推出《土著志》‚除了 土客双方在修志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之外 ‚还 在于他对前志的不满。

当然，把《土著志》创修的原因归咎于客籍，这只是土著的一面之词。为增强《土著志》的合 法性，辛辰云特意请到了吉安府永丰县状元、翰林院编修刘绎作序。比较而言，刘绎的序言则委 婉含蓄，较少门户之见。他说： 史莫难于志，尤其难于邑人修邑志。若志有可 因而不得不为创，其势似有所偏，而实则欲为两全 之计，此尤难之难者也……顾以万载人志万载，则 又有时殊事异者。盖在雍正以前，客籍未盛，纪载 略无所及，自因考试涉讼，经奏定分额之后，人事递 增，是以郭志援而入之。而历年益久，生值日众，学 校渐兴，遂有主客之形不相上下，亦势使然也。志 之以土著创，岂得已哉！ 或曰：“斯志诚尽美矣，惟是别土著而外之，彼 客籍者，将何所凭借依附以为继乎？”余曰：“不然。 万载置县，几何年矣。其间沧桑变革，迁徙靡常，今 日之土著，安知昔日不有为客籍者？惟此不以为他 族之逼，彼不以为耦居之猜，则畛域之见两化，亦何 至久而不能相安乎！且万之星野、疆域、山川、土 田‚无可分者也，其赋役、户口又不能不合者也。星 浦（注：辛辰云字）因其可合者而加订正焉‚而留其 可分者，俟客籍之人自为之，非乙之也。若曰，此其 分焉者，安在后日不可以合乎？于是乎星浦之用心 隐矣。吾故曰难也！［19］（《序》） 刘绎明确指出了这一客观事实，即随着移民逐渐 强大起来，土、客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 化。尤其是他最后的申论部分可谓立意极高， “今日之土著，安知昔日不有为客籍者”以及“此 其分焉者，安在后日不可以合乎”，这番话道出了 土客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今日的土著是由昔日 的客籍发展而来，今日的客籍也可成为明日的土 著，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当 然，辛辰云等土著人士对此并非不知，只不过不 能明说罢了，即所谓“用心隐矣”。 《土著志》的关键部分是经土著的操纵和删 改被重新编纂和制造出来的（参见表2），对一切 有利于客籍的建筑（文化象征）、言论、人物‚甚至 官员，一切不利于土著尤其是辛氏家族的记录， 都统统删除和修改。钟斯敬、张瀚、潘维新都是 移民精英和代言人，参加了道光县志的编纂，但 在《土著志》的《原编姓氏》中三人名字都被删去。 道光县志有学政李宗昉《新建高魁书院记》和知 县陈文衡《东洲书院记》两文，分别记录了两人对 客籍书院的支持与期望，皆删。土著举人孙馨祖 原在道光县志中有传，因为他在土客学额案中与 辛氏有过激烈的冲突，此处也被删去，只在《艺 文》中保留其两首描写本地风景的诗而已。道光 县志原有辛氏祖先在清初的反清事实，这明显对辛氏目前的现实处境不利，在此也被删除。同时，与辛氏家族此时的势力及其在地方上的影响 力相适应，他们在《人物》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知县陈文衡的传记也被删除。道光《万载县志 ·名宦》对他的记载是：

陈文衡 ‚字品士 ‚号讷斋 ‚龙岩州进士。道光六 年知县事 ‚精明勤干 ‚吏莫能欺。下车睹河流被煤 渣雍遏 ‚水溢市衢 ‚遂捐廉倡疏 ‚并改崇文堰为石 闸 ‚以资蓄泄。及境内溪河有碓坝碍灌溉者 ‚请上 台悉禁 ‚添设以畅水利。修南门城楼 ‚额曰“迎薰”。 时文昌宫、宾兴堂甫鸠工‚多方奖掖 ‚以底于成。校 士以实心 ‚拨置田亩山场 ‚助龙河书院膏火 ‚捐廉倡建东洲书院。每课生徒 ‚必躬阅录 ‚ 不倦。以文学 饰 吏 治 ‚士 类 颇 依 之。 因 母 忧 去 ‚邑 人 惋 惜。[6](卷十九《名宦》)

很明显‚陈文衡能被列入“名宦”‚完全符合 道光县志编纂者所开列的条件‚即“有功德于民” 及“播在口碑”。实际上他也确实为地方做了不 少实事‚以上这段由土著士绅认可的文字对他的 评价已经相当高‚从中很难看出土著对他有什么 不满。为何《土著志》对陈文衡竟有如此“大胆” 的动作呢？至少有两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解释 这一问题。第一‚陈文衡“捐廉倡建东洲书院”并 亲自制定章程‚他在任期间大力支持东洲书院及 客籍的发展‚东洲书院也因此成为客籍以至万载 全县最大的书院。第二‚陈文衡来自移民迁出地 之一的闽西南龙岩州‚自然他在情感上会向客籍 倾斜。① 可以说‚正是陈文衡的“客籍”身份及他 对客籍的支持致使土著士绅剥夺了他在原来方志中的位置。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陈文衡能入道光县志‚固然与他的政绩有关‚不过应该也与客籍人士的参编与努力分不开。

在同治年间纂修县志时‚因为客籍力量进一 步增强‚参编人数增多‚新县志中关于陈文衡的 记录较道光县志又为之一变：

陈文衡 ‚龙岩州进士。廉明慈惠 ‚待士尤殷 ‚悯 远方学者负笈维艰 ‚于邑西大桥捐廉倡建东洲书 院 ‚一切章程皆手裁定 ‚并赐联额 ‚勉以明体达用之 学。每逢县试必扃门留宿 ‚覆至五六场 ‚所取皆一 时知名士……至今传为盛事。[8](卷十九《名宦》)

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字出自客籍士绅之手。 在移民的集体记忆中‚陈文衡是与东洲书院紧密 相连的。直到宣统初年东洲书院改办东洲中学‚ 首任校长谢济沂在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中开篇即 称：“我东洲中学堂‚原系书院基址‚为前宪陈龙 岩 明 府 (即陈 文 衡) 倡 捐 创 建‚籍 人 纪 念 至今。” ［20］（卷一《论辨类》） 一县之长倡建东洲书院的事 实，对于移民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许多移民族谱也明确将此记录在案。而移民正是在合力共建东洲书院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的族群认同—“东洲籍”。 由客籍对陈文衡的感激与怀念可以推想土著对他的愤懑与痛恨‚这样‚陈文衡的传记在《土著志》中遭到删除也就不难理解 了。

对于积极对抗客籍、为全县土著谋求利益的 士绅‚《土著志》则予以彰显褒扬。例如‚关于学 额案中的活跃人物郭光笏‚《土著志》的记载是 “ 性端方‚有干济‚邑公事恒倚为重‚如建考棚、创 宾兴、疏河建闸及郡修考舍城垣‚皆始终其事。 晚年念先人修学宫绩历久渐就颓‚乃率先呈请募 赀重构‚经营三载‚卒观厥成。为族长二十年‚多 善举‚族论翕然。至于维持城内族产‚使侨居者 顿沮成谋‚尤合邑土著所共倾慕者”。又如‚在学 额案中最先进京控告客籍的辛梅臣‚《土著志》评 价他“事关合邑利害‚图之甚力‚如呈复棚额‚中 虽牴牾‚卒如所请”[19](卷二十《人物下》) 。此外‚《土著 志》还特意把此前辑入道光县志中的“里甲户籍” 单独编成一册 ‚名为《万载都图甲户册》‚目的在 于使“(土客)籍贯清而考试无争”。

此后‚随着土客双方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协同作战及客籍力量的进一步增强‚战后双方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不过积怨仍然很深。同治十 一年新县志修成之际‚知县金第借此机会表达了 官方的立场与态度：

何本邑志先以土著闻夫？何邑无志 ‚何志不一 体 ‚而必分门别户 ‚成泾渭异流之势？诚以天下事 ‚ 有通权达变 ‚良非得已者。自学额案定 ‚垂六十年 来彼此无间言。盖久则相安 ‚相安则相契 ‚虽吴越 不难为秦晋。且兵燹之兴 ‚英才辈出‚聚族于斯 ‚庐 墓于斯者 ‚莫不同仇敌忾 ‚与乡之人协力捍卫‚纵风 鹤之惊几无虚岁 ‚而众志成城 ‚安如磐石 ‚谁谓土客 之果得而分哉！[8](《序》)

而土著进士辛孚德‚曾作为县志前期纂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京得知县志修成的消息也是 不胜欢欣‚颇多感慨。他写道：

客岁 ‚中丞刘公将修通志 ‚征乘于邑 ‚金翥云明府属德续辑以谫陋……所患人心未合 ‚意见未融 ‚ 有所窒碍耳。因与同事诸君折衷至当……虽远离 桑梓 ‚未尝不惴惴焉 ‚恐其志之未合而事之不成也。 今年春 ‚诸君计偕来京 ‚告德曰：“吾邑之志成矣！” 向虑其难合者 ‚今竟合矣。夫人心之萃涣 ‚凡事之 举废所关。今吾邑人举曩昔龃龉之意 ‚涣然冰释 ‚ 和衷共济 ‚以求其成 ‚可不谓众心既萃欤？[8](《跋》)

于是 ‚此次县志又对之前的《土著志》进行删削增益 ‚并且 ‚《土著志》遭到了官方的查禁。如嘉庆初年的知县来珩 ‚《土著志》把他列入名宦 ‚ 其事迹是“土客构讼 ‚毅然以分额请 ‚上司动色 ‚ 方饬通省查办 ‚会(来)珩以卓调 ‚不果行 ‚后邑中 多故 ‚卒如所请云”[19](卷十九《名宦》) 。因来珩过于偏 袒土著 ‚其传记在同治县志中被删。而被《土著 志》删除的陈文衡的传记经过修改后则重新辑入 新县志的《名宦》篇中 ‚其他有关移民的功名、书 院等记录也重归《选举》、《书院》等处。并且 ‚新 志的《艺文》增加了移民书院尤其是东洲书院的 记载 ‚《人物》也相应地增加了移民的数量 ‚移民 的身份也不再冠以“客籍”字样以示区别。

即便如此 ‚土客双方在县志的纂修过程中还 是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远在甘肃任职的客籍人士 谢大舒也对“邑乘龃龉 ‚略有所闻”。他在书信里 规劝同籍时说：“其实两籍并立 ‚决宜讲信修睦 ‚ 勿 操 同 室 之 戈 ‚凡 事 以 彼 此 无 碍 为 是。”[21](卷十二《覆丁甲甫孝廉》) 由于移民的整体实力毕 竟不及土著 ‚他们在各种权力、资源的争夺与分 配中大多处于劣势 ‚其策略也是委曲求全 ‚以守 为攻。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优势 ‚土著则仍旧 故作分别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援用《土著 志》的做法 ‚在县志之外继续独立《都图甲户籍贯 册》。该册开篇明确宣称：

都图册何以另立一卷 ‚非赘也。万邑土客之籍 分别甚严 ‚客籍各附于土著之末而版图本归土著。 辛志(笔者注：即《土著志》)分别标题 ‚另立一卷 ‚土 著凭之 ‚籍贯清而考试无争 ‚意良深也。客籍不准 城居一案 ‚原备录于都图门 ‚今届志乘仍照辛志另 立都图册一卷 ‚而客籍不准城居一案从都图门内移 载于此。以志系合修 ‚畛域之见自可不存 ‚而相沿 之案必不容没。故公禀县宪杜批准移载 ‚存案礼 科。两籍各守成规 ‚城内寸土土籍永不得卖 ‚客籍 永不得买 ‚相安无事 ‚同我承平 ‚岂不懿欤？[22]

本省万载县民向分土、客两籍 ‚界限綦严… … 兹觅得其办法如下……重修县志 ‚将旧日土客区别 记载悉予删除 ‚应由县政府遵照内政部通令妥筹经 费 ‚延聘名宿 ‚不分籍别 ‚依照奉颁条例重修县志 ‚ 不准再有土客区别记载。以前查禁之《土著志》‚仍 应查禁焚毁。[23]

民国县志的纂修由土著士绅龙赓言主持 ‚共 有 35名万载县人成为县志的“职员”‚其中客籍 7人 ‚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从编修人员的宗族 分布情况来看 ‚土著龙氏 6人 ‚辛氏 4人 ‚卢氏、 彭氏各 2人 ‚其他如袁、闻、王、汤、宋、张、翟、欧 阳等族各 1人；客籍谢氏 2人 ‚其他如曾、蓝、杨 等族各1人。这组数字连同《人物》、《文征》、《诗 征》等篇目中的相关数据 ‚显示了土著龙氏与客 籍谢氏的崛起 ‚同时辛氏还保留相当强大的势力 与影响。

谢济沂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县志的编修 ‚并 成为第一位为本县县志题“跋”的客籍人士。他 在“跋”中于编著事描述甚详 ‚其才情与欣喜也不 禁流露其中 ‚兹选录如下：

闻之非常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后著。民国以还 ‚民族复兴 ‚风俗期于至善 ‚治化进于大同 ‚自一 县以至一省一国皆大道为公 ‚与民更始……今民国 姜侯戾止热心民事 ‚毅然筹款 ‚继前任张侯修志为 先务 ‚亟请龙蜕庵先生(即龙赓言)任纂修 ‚辛秋舫 先生及余任编修 ‚而协修龙济海、经理汤克勋、校勘 蓝文彪、辛熏陶、李淑元诸君 ‚通力勾当 ‚开会决议 ‚ 化除前清争考分籍陈迹 ‚彻底融合 ‚续修县志 ‚创立 县中学 ‚祛三百年之锢习 ‚开亿万年之景运。旧邦 新命 ‚要非邑多君子 ‚又得龙、辛诸公同心同德 ‚讵 易有此事功超出寻常万万者哉！余不敏……又获 与龙、辛二老同修邑乘……近之造吾邑万年有道之 基 ‚远之即弘吾国万世大同之福。一以贯之 ‚康乐 万载 ‚万载康乐 ‚岂不懿与！[10](卷尾《跋》)

万载县立初级中学由土著所办的龙河中学 和客籍所办的东洲中学合并改组而成 ‚县志将它 作为政府化解土客矛盾与土客融合的重大成果 记录在案。对于曾经轰动一时的学额纷争案 ‚编 者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万载小县学额无多 ‚ 率重视之 ‚因多寡之数而有争 ‚争之不已而有分 额 ‚今日都成往事。”[10](卷首《凡例·学校》) 出于“以存故 实 ‚期无速(诉)讼”的考虑 ‚民国县志在卷尾简略 地记载了此案的经过。

需要提及的是 ‚纂修者还首次把“万载人”的提法写入了县志并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如《氏族》之后的“按语”道：“分之为氏族 ‚合之则万载人 ‚相亲相爱 ‚相长相养。”[10](卷三《氏族》) 这意味着土客双方开始拥有新的身份认同和心理归属——万载人。

万载县土客双方在地方志的编修方面存在 着重大的分歧并经历了一个长期争斗的过程 ‚其 根本原因在于方志是一种话语权力和文化资源 ‚ 在实际的利益冲突和群体矛盾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地方志如同一个瓶 ‚至于里面装的是新酒 还是旧酒 ‚则依国家大势、地方具体情形及各方力量对比而定。

出于对具体的生活境遇的需求 ‚人们总会在 特定的历史时期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文本。在 地方志里 ‚中央与地方、官员与乡绅、土著与移 民、宗族等多种权力主体及其声音交织在一起 ‚ 共享一套话语与机制。借助国家的政治语言 ‚地方各种力量利用纂修地方志的机会规划与描绘 “权力分布地图”‚以此来掌握地方历史的话语权和诠释权 ‚地方志也因此成为表现某些势力和某种权力关系的文化资源 ‚成为重构各方历史的重要工具。县志中的各种记载与信息 ‚正是各方较量与权衡的结果。因此 ‚将县志及其纂修过程纳入地方社会的权力网络关系中进行分析 ‚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文献对于地方社会的特殊意义 ‚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体悟地方各种势力对国家政策和话语的运用与变通。

我们可视方志为一种地方士绅创作的文本 ‚ 对它进行史料学的批判和社会史的分析 ‚以剥离其背后的权力色彩。地方志固然是区域社会经济变动和地方势力升降的客观反映 ‚同时 ‚它的内容、形式及其出台、流传的过程本身就有主观建构与叙述的成分。各种地方文献既是地方历史的记录 ‚本身又是地方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 ‚地方历史是被各类隐含权力的文献如正史、方志、族谱、文集及其他类型的文献所建构起来的。

参考文献：

[1]清圣祖实录[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大清一统志[Z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Z ]．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4]常维桢 ‚汪映极等．万载县志 [Z ]．康熙二十二年本．台湾成 文出版有限公司中国地方志丛书 ·华中 869．

[5]汪元采 ‚杨言等．万载县志 [Z ]．雍正十一年本．台湾成文出 版有限公司中国地方志丛书 ·华中 870．

[6]卫鹓鸣 ‚郭大经．万载县志[Z ]．道光十二年刻本．

[7]陈乔枞纂修．万载县志摘要[Z ]．咸丰十年刻本．

[8]金第 ‚杜绍斌．万载县志[Z ]．同治十一年刻本．

[9]龙赓言．万载乡土志[Z ]．民国 26年活字本．

[10]张芗甫 ‚龙赓言．万载县志[Z ]．民国 29年铅印本．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江西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J]．历史档案 ‚1994‚(1)．

[12]万载北门巢氏族谱[Z ]．光绪三年凤来堂刻本．

[13]万载湖源潘氏族谱[Z ]．同治十年刻本．

[14]辛从益 ‚辛桂云等．寄思斋藏稿 [ M ]．咸丰元年万载辛氏家 刻本．

[15]骆敏 ‚黄恩浩 ‚萧玉铨．袁州府志[Z ]．同治十三年刻本．

[16]严嵩．袁州府志 [Z ]．正德九年本．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 刊 ·江西 37．

[17]陈廷枚 ‚熊日华 ‚鲁鸿．袁州府志[Z ]．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18]江西省万载县档案局历史档案 ‚编号：7—2—322．

[19]卫鹓鸣 ‚郭大经 ‚辛辰云．万载县土著志 [Z ]．道光二十九年 刻本．

[20]谢济沂．鼎山山房集[ M ]．民国 30年谢氏昌隆祠刻本．

[21]谢大舒．春草草堂集[ M ]．民国 30年谢氏昌隆祠刻本．

[22]万载县志都图甲户籍贯册[Z ]．同治年间刻本．

[23]公告[C]．江西民国日报 ‚1936-11-16．

附识：本文是笔者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从事博 士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得到导师郑振满教授主 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民间历史文 献与文化传承研究”(项 目编号 04JZD00028)的 资助。初稿曾在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暨“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 讨论会(中国黄山 ‚2006年 8月)上发表。在本 文的写作及修改过程中 ‚得到方志远、商传、刘志 伟、赵世瑜、常建华、温春来等诸位先生的指教与 帮助 ‚在此谨致谢忱。

来源：史学月刊 2008年 第 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