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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EnsightEdu

“高中的时候认为上了大学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从地狱到了天堂。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感觉这个天堂并不是那种……,就是很迷茫——我的天堂是为了什么,我到天堂来为的是什么?”

我曾于2013年开始持续追踪调查四所985高校的大学新生,从大一一直到大四,从入学一直到就业。关于刚入大学时的适应期,有个学生说的话——就是开头的这句——我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他讲的话,并非孤例,在做追踪调查时,受访学生普遍提及“迷茫”,甚至自称“做题家”。我想今天可以借此机会讲讲我当初接触到的一些人,了解到的一些故事。后面故事中所提到所有校名和人名都是化名。

“迷茫”—自由的别名

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主人公叫谢程,来自海一大学,是名男生。

访谈的时候,回忆起高中时学习的情形,谢程提到,自己的学校特别“重视成绩”,采用半封闭式管理。所谓的半封闭,每天的日程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大概就是这样的:

“早上大概6点半的时候上早自习到7点20,紧接着上第一堂课,第一二堂课中间有一个跑操,三四节课一直上到11点20,之后再去吃饭。”

吃饭的时间异常紧张,“要走到食堂,排队,吃完再回来,时间大概要控制在20分钟左右,这样每次要赶着回来”,否则,即便只拖了5分钟,回来时就会发现“教室里轻悄悄的,大家在做作业,班主任在前面看着你。”

紧凑的日程与按成绩分班总是相伴相生,制造一种压力、同时也是特有的充实感。

但谢程提到,到了大学,熟悉的学习节奏一下子消失了,过去被排得满满的日程一下子空了许多,这让他有点措手不及。想起刚进大学时的情形,他回忆和反思高中重复而又紧凑的学习模式,感慨万千,觉得高中把自己的“精力榨干了”,自己又总有一种“变懒”了的感觉。

共同的节奏构成社会时间,它为衡量人生和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参照。如果说高中的节奏是显性的、无处不在的,大学的节奏则难以琢磨。提到刚进大学时的情形,谢程感慨道“你看不到别人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高中的时候看到别人在做题,即便自己就刚才在玩耍,也会马上想不如自己也来做题好了。到大学里以后,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

这给了他一种失落感和孤单,没有统一的节奏,一切变得不可预测,容易让人感觉失去了坐标和秩序。谢程想,考试大概是个最好的例子:

“高中考试的时候,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试卷是什么了,你知道大题的第一条是解三角形,第二条是空间立体几何,第三条是一个应用题,第四条是一个数列,什么都已经知道了。前面有14道填空题,第一条是几何,最后一条比较难,看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放弃。大学考试是,这次考试什么题型啊?哪章不考、哪章考啊?”这一切带来“一种未知的慌张”。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主人公梅馨漫是来自南山大学的一位女生。

馨漫毕业于他们县里最好的高中。 谈到高中时代,她始终觉得当时日程紧、任务重。但一到大学,感觉完全不一样,“觉得高中是一直是被老师管着的,就是你要干什么,老师都会给你一种比较明确的那种方向。”但上了大学以后,一下子离开了各种约束,“完全是自主了,你学习不学习没有人会去强迫你。

馨漫声称,少了约束,给了她“一种很迷茫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她提到“晚上不会再有人强迫去晚修,没有人强迫在一个课室里面去学习。时间分配管理上怎么才比较合理。感觉一开始自己调整不过来,比较放纵”。

和管束一起消失的,是老师的关注。 馨漫觉得自己在高中阶段很受关注,但是现在却“默默无闻”,这给她一种心理落差。 其实,高中阶段老师的关注其实不止停留在馨漫所说的认可上,也在一种更为全方位的来自老师的指导上。 到了大学,这样的指导逐渐消失,让人很难分清到底是变得更自由了还是更迷茫了。

“做题”

—既不能告别过去,也不能拥抱现在

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主人公是来自海一大学的韩高志,男生。

对于自己的学习能力,高志一直自信,认为“高中三年在学习上比较任性”。他尤为自豪自己的做笔记的功夫,访谈时提到高中时的经历——“比如我的语文笔记本,我自己很会抓住一些考试的东西——就是特别容易提升分数的地方。语文其实不容易提高分数的,但我自己会抓住一些特别规律性的东西,并把它总结出来”。

高志提到“高三要经常考试,我们班的同学都会来借我的笔记本来看,最后的作文题,我看了一下,他们有二分之一的人是用的我总结的题目和写作模式。”

无疑,高志善于学习,尤其善于做题和以考试为指向的学习。但高志的自信和优势,到了大学便眼见着变了味道。他回忆道“整个大一感觉自己没有调整过来,一直想做调整,但一直没有调整过来”。

此时,高志口中的学霸不再是自己,而是别人,学习则成了应付,做题的能力不再对应着成就感,而成了应付的代名词。他提到“自己一直的想法就是学习上平时没必要花太多的时间,期末的时候学一学。”期末的时候学一学显然是指备考应付考试。过去的做题能力被高志描述成了钻空子——“我觉得自己在学习上会努力地钻那些空子,单纯地把成绩拉上去,通常在期末复习,突击”。

他隐约觉得这样的大学生活是“没抓住重点”,没有“把课程当作一种有用的东西在学”。等到大二,他发现自己大一的时候应付掉的许多课程其实是很有用的,又不得不去重新学习。这导致高志觉得自己的大一“挺虚度的”。

我要讲的第四个故事,来自南山大学,主人公何思,是位女生。

接受访谈时,回忆起高中的情形,何思说在学业上应该和其他学校没什么两样——紧张,做题自然不可避免。 “一个学期有四次比较大型的考试,在何思看来,其目的也还是在帮同学们保持“会做题的感觉”。 但这也同时让学习失去了一些意义,多了一些机械训练的味道。

提到大一适应,她深有感触,回忆起大一历史学习的情形,何思提到,老师更多地是讲授某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这背后的知识结构再需要自己去下功夫。高深知识的学习显然更强调“理解”。但何思反思说,自己一开始“比较盲目的地去记,根本就没有尝试过去理解”。

她还留意到,大学课程真正用于上课的时间比较少,老师授课时重在引导,在某些方面做大概阐述,“一节课可能要讲几十页的内容,嗖的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样就对课后阅读有了更多的要求,一要读课本,二要做相关延伸阅读。

她举例说,学明清史的时候,老师曾讲授有关屯田的内容,考试的时候也考到了相关知识。但从考试的题目来看,老师意不在让“简单地去理解屯田是什么,而是鼓励去理解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制度”。这就意味着当初学习的时候“要去溯源了”。何思强调到,但“可能高中的时候,你只要记住有这个制度就可以了。”她说自己一直按照高中的习惯在学习,导致没有调整好、“学习没有搞好”。

我的第五个故事,主人公是来自海一大学的赵淡澹。

淡澹觉得自己能上海一大学是个小概率事件——因为自己的高中“很差”。这当然也意味着要他要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 回忆起高中的学习,他的印象是: 除紧凑的日程安排外,就是大量的做题、做题 。

进入大学后,情形显然非常不同——他反复提及“大学比高中更自由,但学习的内容要比高中复杂得多”,尤其是“高中的时候,对一个知识可以大量的练习,基本上每一门课都有很多的资料,让你完全地把这个知识点掌握,但是大学不会。老师基本上就是讲课本,其他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去学。”

这既暗含了淡澹对高中和大学学习内容不同的观察,也掺杂了对高中和大学学习方式不同的初步思考。高中学习的内容是有边界的,内容上局限于老师讲授的知识点,目的上局限于考试,大学学习的内容则是没有边界的,老师讲授的知识点只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目的也看上去“没有那么功利”,这决定着高中和大学学习在学习方式上的重要差异。

他强调说:“高中更多的是反复练习,即使这个知识点没有掌握,但是依然可以通过做一些资料题,例如做十道同类型的题,也就掌握了,但在大学想进一步掌握的话,就需要去图书馆查资料……”。当然,这同时也就暗含了一层意思——不可能再以旧的学习方法再去应对新的内容了。

我的第六个故事,来自南山大学,主人公叫周于禾。

回忆起高中的学习,于禾直接的感慨是在学习上比较依赖老师讲课,自己所在高中的老师也比较传统——“属于那种填鸭式不停地讲题的”。他熟悉了这种节奏和学习方式——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如此。

等切换到大学的节奏时,于禾显然经历了一段虽然不算难、但也稍费心力的适应期。在学习方式上,他最直接的体会是“大学一般都是自己学——什么都是。老师讲的好像也没多大用。”当要他解释什么是“没有多大用”的时候,于禾稍作沉思,说大学的时候“一般老师都是照着课本念一遍,或照PPT念一遍”,“回去还是得自己看,还是得靠自己”。但“高中的话,就老师一般都给讲懂了”。“念一遍”和“讲懂了”之间的距离显然寓示着不同的主观能动性。

我的第七个故事,来自海一大学,主人公李展。

回忆起高中的学习方式,李展最深刻的感受是练和考,“每月都有月考,基本上每周都有考试,考完试看成绩排名。”练考结合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学生文化——共同的目标促成了一种团结感,但团结感的产生更多地是基于共同的压力和目标,而非对彼此间需要的认识。

李展说更显而易见的是“竞争”——“每个人之间都有些竞争”。如此,就很难推动合作。在总结大一在学习上的变化时,李展总结说是“竞争变得隐形”,外在的标志是——“一般基本一次期末考试,有时候或者有一次期中考试。”

当肉眼不可见竞争,也再没有像过去那么明确的目标时,“学习的动力便也减了大半。”“身边的同学之间讨论最多的是不挂科……大学……学习不重要了,不挂科就行!”。

大学学习在学习方式上另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合作”,但第一次访谈时,他显然还没有掌握合作学习的要领,讨论到最近的小组作业任务时,他深有感慨,说“凡事到最后还是得靠自己。”

社会学家引发的一些思考

讲完上面七个故事,我想给大家再分享一点从社会学家提供的概念中可能获得的对故事的深入认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分析社会流动现象时,曾提出生存心态延滞的概念。 其寓意是,当一个人从一个社会环境流动到另一个社会环境时,他过往的生存心态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并可能对他产生持久的影响。

教育领域的学者们也常用它来分析学生刚进入大学学习时的情形。在研究人员看来,进入大学,可能意味着进入和融入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新世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常常面临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挑战是生存心态与新环境之间的错位。进入大学,从旧的生存心态向新的生存心态转变的过程中,旧的生存心态延滞,容易导致在新环境中探索的受挫。

如果说高中的节奏是显性的、无处不在的,大学的节奏则难以琢磨。习惯是一次次被确认的东西,自我也是。 高中阶段紧张的节奏和见缝插针的日程确认着习惯,习惯则确认着自我。

高中的日程显然是应战式的: 高考越近,战况越紧,日程也越紧凑,这意味着时间本身成了一种可以策略性地 加以使用的竞争性资源。 紧凑的日程显然在每位学生的身心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当旧的节奏和日程消失殆尽,习惯无处安放,自我也就容易失去坐标。身心一旦适应一种节奏便难以摆脱,当摆脱是必然的过程时,它便可能意味着迷茫。

高中和之前漫长的学习生涯中,学校教育的筛选功能被过度看重,而考试又是筛选的主要决定机制,这貌似在学习和考试之间划上了一个约等于号。但大学的学习显然不同——通过前人漫长的摸索得出知识和结论——需要更深刻的理解、能够对所学知识加以应用。但长久的机械训练显然让“进入状态”变得耗时。过去通过做题获得的成功显然没有办法再在大学加以复制。

另外,在备战式的高中世界,一切都指向高考,每个人都被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这给了这个世界一种特有的机械团结感。相同的目标、共同的节奏造就了许多彼此相似的个体,也造就了一种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但到了大学,共同的目标消失了,每个人开始有自己的追求,高度的统合不再,联系个人的纽带也看似变得松散。

练考结合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学生文化——共同的目标促成了一种团结感,但团结感的产生更多地是基于共同的压力和目标,而非对彼此间需要的认识。中学期间少有合作学习的体验,竞争性的文化也并 不鼓励合作,这促成了一种关于各课程的特殊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将学习视作个人性的事务,以是否需要背和记来衡量其相对重要性和自己所需投入精力的多少,背和记的方程式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策略。 当面对小组合作性质的学习任务时,则未免心存疑惑和手忙脚乱。

我们都需要一点“想象力”

我一直和我的学生们说,我们还是需要经常反思我们中小学阶段的教育模式。为了更好地在大学适应好,我们都需要一点想象力。

长久以来的学校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得高分的能力,反复的机械训练和考试共同构成特殊的规训技术,催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理节奏和内在强制力,即按照学校的安排“做合时正确的事”——得更好的分数。主体性和独立性都不是学校教育的首要目标。一旦进入大学,当考试变得相对不重要,分数目标被从生活中抽离,机械训练消失,身体的失调和心理的迷茫都变得不可避免。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超越过去的学习和生活给予我们的节奏,去重新想象学习的目标和人生的目标,重新想象应对新的大学生活的策略。

在学习目标上,我们要超越分数、超越竞争、超越社会给我们的成功定义。在学习目标之外,高中特殊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可能遮蔽了更加多样性的人生追求,对此,我们也要有所认识。最后,我们也要调整好身心节奏,对大学知识的高深性和新要求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并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大学生活做好准备。

注:本文为在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华东师范学教育经济实验室联合教育科普论坛第一期上的发言。

撰文:谢爱磊

主编:吴慧雯

运营总监:简莫西

编辑:徐杭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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