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国云

自明朝始，江南文人悠游山林、品茗清谈，尤其是吟诗结社的现象远胜前朝，而惠山则成为无锡士人的首选之地。

士人们常于惠山品茗结社、坐禅玄思、谈诗论文。惠山“竹炉题咏”则成为明清之际涉及众多文人、持续数百年、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文事件。自洪武二十八年（1395）僧人性海和友人王绂于惠山制作茶炉、遍征题咏始，至清末民初，先后有秦夔访炉征题，盛颙制炉征诗，唐寅与祝枝山的诗文吟咏，顾贞观寻炉征题，宋荦搜集题咏诗画刊刻，以及乾隆帝持续数十年的竹炉题咏等。今天再次审视这些题咏，除了能感受明清文人崇慕诗文风雅、好嗜山水佳茗、汲汲于结社雅集外，如果走近那些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可以发现这些竹炉雅集具有更深的意蕴。

一、秦夔访求竹炉：秦氏家族介入梁溪风雅的滥觞

无锡秦氏为江南望族，秦观为其始祖，后来秦惟祯迁至无锡，遂为锡邑秦氏

始祖。但是秦氏家族迁徙来锡之初，亦如弱嫩幼苗，待其长成参天巨树、成为一地望族则需时间之积淀。文徵明有所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之说，学者把“积之不可”的过程称为“濡化”，若论秦氏家族“濡化”的转捩点，则非秦夔竹炉题咏莫属。

秦夔（1433-1496)，字廷韶，一字中孚，号中斋。成化十二年(1476)冬，秦夔从武昌太守任上入京述职，道经故乡，宿于惠山听松庵，在欣赏前人王绂等作的竹炉诗画卷后，秦夔感慨竹炉流落民间，便四处访求。寻得竹炉后，秦夔撰《听松庵复竹茶炉记》，文章先叙访求竹炉之经过，后议论道：“或疑炉细物也，复不足为世轻重。殊不知物不自显，必因人而后显，使炉不经诸名公品题，虽复得之累百何补？况诸公之作，亦将藉是以传。炉可泯，诸公之言可纵之使泯乎？”换言之：竹炉只是一器物，但它因人而显名，“诸公”之言行藉竹炉以传，绝不可泯灭。由此可知秦夔的深层动机，他亦为“诸公”之一，他访求竹炉的行为也必将随竹炉一起传世。而事实也证明了恰恰因为此举，后世的历次竹炉题咏，人们都没有忘记秦夔的这次访求经历。此事对秦氏家族在梁溪一地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是秦氏家族介入梁溪地域艺文风雅的滥觞。

先论秦夔之地位。据倪岳《致仕秦公墓志铭》载：秦夔“入朝拜南京兵部武库主事，进职方员外郎，再转武库郎。成化壬辰出为武昌知府”。南京任上，“革隶卒之冗者”；武昌任上，“除奸恶，植良善，兴学课农，积谷缓刑，创养济院，定均徭法，一意爱民，如恐不及”，等到离任时，“民至攀辕不忍舍”。可知秦夔在为政一方时，关心民瘼，深得百姓爱戴。特别重要的是，秦夔为无锡秦氏家族首个进士，而且，放眼自明朝开国至秦夔中进士近百年时间里，无锡一地中进士者仅殷序、成始终、杨璇、盛颙数人而已。在江南崇文重教、尊慕科举的大背景下，可以想见高中进士给秦氏家族带来的荣耀以及在锡邑一地产生的影响。

再看此次访求之后续。秦夔寻访得竹茶炉之后曾作诗纪事，到京城后，秦夔和朝中好友论起此事，李东阳、程敏政、李杰、谢铎等二十四人皆有诗唱和，共得诗文四十余首，秦夔将这些诗画装帧成卷，请翰林学士陆简作序，李东阳书“竹炉新咏”四字，吴理绘制《听松庵竹炉图》。因为有了李东阳、程敏政等地位高隆之人的和诗题字，秦夔与竹茶炉在京城具有了更广的传播效应。

与此同时，秦夔父亲秦旭于惠山和陈履、陆勉、杨理、高惟清等十位布衣成立碧山吟社。从诗社成立的角度而言，秦旭能够作为首倡者，一方面因为自身在乡邑的清望，同时亦不可忽略其子秦夔之地位，而且秦夔亦时时参与碧山吟社之活动，“每遇胜日，必延致骚人墨客，亲奉杖履以从，乡人荣之。”在以后的岁月中，无锡秦氏家族在碧山吟社的发展过程中或扮演积极创建者、或努力兴复者抑或重要参与者的角色, 虽然作用各异，但从未缺席，“竹炉题咏”恰恰是碧山吟社创立之初的一个重要事件。而无论是诗社的创立还是题咏竹炉之事都和秦夔访求竹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秦夔此举绝非随意为之，加之碧山吟社以“传”为韵的唱和，既是传“竹炉”，又是“传人”，从而记录了秦氏家族介入梁溪一地的艺文事件。自此之后，秦氏一族科举、文学、书画繁盛，簪缨连科，踔厉士林，渊源则可上溯至秦夔访求竹炉始。

二、顾贞观制炉征诗：易代之际遗民家族的努力和挣扎

顾贞观（1637—1714），字华封，一字梁汾，诗词兼擅，“梁溪诗派”代表诗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顾贞观从京城归乡，在惠山脚下修葺先祖顾宪成祠堂。山中幽致的景色令他想起了数年前的往事：他曾和无锡县令吴兴祚一起览赏前朝秦夔、盛颙等唱和的《竹炉诗卷》，但李东阳的字、王绂的画已不存，而炉亦朽坏。想到递嬗近两百年的竹炉风雅如缕将辍，顾贞观甚以为憾，遂依旧制仿制两个茶炉。炉成之后，顾贞观作《重制竹炉告成志喜》诗，一时间，“邑人闻者，竞赓原韵。”此举赓续百年前的风雅，此为顾贞观竹炉征题的表层意蕴。

但是，顾贞观再次入京时，“携至都下，客争赋之”，可考者有纳兰性德、陈大章、梁佩兰、宋荦、吴雯等。顾贞观为何以竹炉在京城继续征诗？除了仰慕前人竹炉茶诗的风雅之外，其实还有着更深层的目的。

明清易鼎之际，“夷夏之辨”是时人无法逃避的问题，而江南一带抗清、反清之风尤甚。顾氏一族做出了甘为遗民的选择：顾贞观祖父顾与沐隐居乡间；父亲顾枢“韬行遁迹，不入城市，不赴讲会”；叔父顾杲率数千乡民抗清；兄长顾景文在易代之后心灰意冷，寄情诗词。但是顾贞观却选择了仕进，顺治十年（十七岁）他已“隶苏郡嘉定籍，为弟子员”，加之好友宋实颖、宋德宏昆仲先后中举人、进士，秦松龄中进士，好友吴兆骞中举，以上诸人的功名皆在贞观之前，他们的仕进抉择必定会对年轻的贞观产生影响。后来顾贞观入京城得魏裔介、宋荦等赏识推介，扈从康熙东巡，但他认为终究还是“闲曹承乏小行人”。

在仕进之路受挫的情况下，顾贞观和纳兰性德的结识为其开辟了另一条可行之路：即以文字传名后世。康熙十六年（1677），贞观与纳兰性德合刻《今词初集》，序记：“采集近时名流篇什，为《兰畹》《金荃》树帜，期与诗家坛坫并峙古今。”当看到贞观欲以诗词立言“争衡坛坫”之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贞观有大量的和达官贵要的交往唱和诗，当然最典型者为他和纳兰性德的交游。

据顾贞观《竹炉新咏记》：“一日，坐成侍卫容若通志堂，出书画共赏，得一卷，则王李风流，依然合璧，而吴文定、谢文肃诸公赠冰壑先生诗记附焉。余因乞此卷归置岩居。”至此，先贤之“竹炉题咏”卷终得友人玉成而全璧，同时纳兰性德作《和顾梁汾竹炉新咏原韵》。因竹炉之奇异经历，加之纳兰和贞观的交谊及声望，当贞观在友人中征题时，便有了“客争赋之”的情况，可以发现，这当中隐然包含着人人心知却不便道破的纳兰性德的因素。当时，渌水亭畔以纳兰性德为中心的诗文交游圈对于寓居京城的顾贞观、朱彝尊、徐乾学等人而言至关重要。既然贞观甘冒“有违家门高风亮节”沾取微禄，那么“友人中的‘大力者’正是沦落京城、不甘卑微的贞观迫切需要的。”对于纳兰和顾贞观的交往，学界认为：在不否认二人真挚情谊基础上，“也不能无视友情成因中的功利因素”，很显然，“功利”主要是针对顾贞观而言，而此次竹炉题咏恰恰是一个典型事例。

康熙二十五年（1686），顾贞观携竹炉及诗卷，寓居朱彝尊海波寺寓所，“适西溟、青士、恺似三子亦至，坐青藤下，烧炉试武夷茶，相与联句，成四十韵。” 此诗完整叙述了竹炉诗卷的沧桑经历，因此时纳兰性德已逝，故诗歌情感哀婉低沉。此次和朱彝尊等好友咏竹炉之事，可视为顾贞观京城征集题咏的余韵。在这之后，顾贞观欲借诗文坛坫当世的愿望也因容若的早逝而落空，他离开京城，回到故乡，不再过问世事，专力于裒辑诗集。顾贞观在京城的挣扎浮沉，充分展示了“明清易代之际遗民家族成员对清朝政权的‘拒’与‘迎’的复杂内心世界”。

三、乾隆赏炉赋诗：南巡对江南文治的导引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仿祖父康熙帝南巡之例，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乾隆帝把南巡动机归结为：“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于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既满足了乾隆帝携母游赏的孝道，同时他亦得以饱览江南“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足慰其对江南的念想之情。

乾隆对竹炉图咏诗卷早有耳闻，其在扬州时曾传旨取观，六次南巡驻足惠山时，乾隆“惟于古茶炉，再三抚玩”。可见乾隆帝对竹炉的钟情，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赋竹炉茶诗。经统计，乾隆六次南巡仅仅有关惠山竹炉诗卷的为32首，而回京之后咏玉泉山竹炉山房的诗歌58首，咏香山竹炉精舍13首。这些诗歌的内容不外对泉水的赞叹、对竹炉的歌咏，以及对绍续数百年题咏风雅的扬扢。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帝题咏过后，以沈德潜、汪由敦为代表的接驾、扈从臣工又依乾隆韵赋有和诗，加之梁溪九老接驾和诗，以及民间士子和诗，从而形成了历次南巡过程中的题咏风潮，若从第一次南巡算起，直至六次南巡结束，以乾隆的帝王身份，三十多年的题咏在广大士子及江南黎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是敕命修复、补刻竹炉诗卷。自明代洪武初年竹炉题咏开始，因竹炉材质易朽、人世沧桑、明清易代等因素，竹炉和诗卷命途多舛。因乾隆对竹炉和诗卷的宠眷，他曾两次敕命编刻、修复《竹炉图咏》诗卷。乾隆二十七年(1762)，无锡知县吴钺将乾隆巡幸惠山的御题置于篇首，各卷以“元、亨、利、贞”命名。此为当今流传最广的《竹炉图咏》，亦称为吴钺版。乾隆四十四年（1779），衙署旁民居失火，殃及诗卷。次年，乾隆南巡，得知诗卷被毁后心痛异常，敕旨重制。他亲仿王绂画意，补绘首图，命皇六子永瑢、都统弘旿、侍郎董诰分别补二、三、四图，分别御题“顿还旧观”“生面重开”“味回寄兴”“清风再挹”，并令补前人题咏。县令邱涟把此次补题诗卷付之枣梨，在后来的刊刻中先后补进乾隆第五次、第六次南巡咏竹炉诗。但补作毕竟已非原作，乾隆又将宫廷所藏王绂《溪山渔隐图》交付听松庵收藏。

三是京城仿制竹炉山房。乾隆对惠山情有独钟，又于竹炉诗卷为甚。第一次南巡回京后，“爱竹炉之雅，命吴工仿制，玉泉、盘山诸处率置之”，玉泉山竹炉山房建成后，他赋《仿惠山听松庵制竹炉成，诗以咏之》纪念，此外他还在味甘书屋、春风啜茗台、瀛台千尺雪、热河千尺雪、画禅室、焙茶坞、露香斋等处设竹炉。对京城的这些竹炉山房，乾隆终究认为惠山竹茶炉为其渊源：“竹炉是处有山房，茗碗偏欣滋味长。梅韵松蕤重清晤，春风数典那能忘。”

若从以上所言三点得出乾隆帝雅好诗画风雅、耽于江南山川胜景的结论则明显过于皮相。关于乾隆赏炉赋诗之举应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去考察。

巡幸起源于古代的狩猎活动，黄帝、颛顼时已有巡幸之例，此后秦汉唐宋元明等朝皆可见成例。巡幸具有“察诸侯之政治、联远方之声教、咨兆民之疾苦，乃维持天下之大权”之功用。康熙登基后以开博学鸿词科的方式收揽天下士心、稳固清廷统治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同时康熙朝宋荦开府江南，编印典籍图书、结交江南士人，也被认为是消弭江南反清情绪的有效手段；而康熙六次南巡“一面是迎合受经典教育的汉人精英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则明确维持民族—王朝统治”。乾隆南巡则是效仿康熙之举，大致罗列一下乾隆南巡之前清帝国的危机：孝贤皇后去世、物价飞涨、1740-1745水灾、第一次金川之役等等。孔飞力认为：乾隆朝盛世有“一种罕有的不安氛围”，“遭遇了一场危机”。所以，乾隆南巡时仿康熙博学鸿词科推行召试，吸纳来自下层的士子；鼓励献诗和士子互动；并树立沈德潜“文化经纪人”地位，从而赢得江南地方精英的认可。此上种种，皆为乾隆竹炉题咏的重要背景，至此，对乾隆大肆介入“竹炉题咏”也就容易理解了：乾隆所为不过是借诗、茶、炉等风雅之物巧妙引导、收服江南士子之心，为清廷的文治服务。至于乾隆所为的必要性，如果再联系后来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可知江南的“暗流”在清朝定鼎一百多年后依然涌动，乾隆内心深处的“弦”从未松过，也就知道文治手段该是多么必要。

四、结语

“竹炉茶咏”所涉山水、竹炉、香茗等自然外物，但因人的参与而流传后世。通过竹炉题咏诗卷，我们可以感知明清两朝惠山的艺文风雅、士人的生命风流；但是，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人，除了吟诗作赋、结社品茗、把玩竹炉的雅趣之外，士人们的行为同时也包含着明确的目的性。秦氏家族借竹炉雅集介入无锡地方风雅，并起到了引领作用，从秦夔到一直到近代秦缃业、秦毓钧，秦氏族人以延续竹炉故事为家族本事；顾贞观则是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士人在“仕进”和“退守”二端挣扎的代表，竹炉是他和高官要人联结的工具之一；乾隆帝的竹炉题咏则是他巩固统治的手段而已。只有把握这些，才能够走近古人的内心，看清他们的行为意图，了解历史事件的深层意蕴，惠山“竹炉题咏”恰恰是“知人论世”研究方法的典型案例。

作者简介

马国云，无锡开放大学副教授，苏州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明清诗文研究，江南地域文化研究。

点击阅读更多精彩

关于江南文化播报

江南文化播报是一个关注江南，讲述江南，播报江南的公众号，文章部分来自江南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江南文化杂志》。欢迎广大作者惠赐大作，以文会友，欢迎关注传播。投稿信箱：jiangnanwenhua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