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阿多| 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亚里士多德|亨利|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哲学家|柏拉图|皮埃尔

作者： (法)皮埃尔·阿多

译者:姜丹丹

雅妮·卡尔利埃：从1953年起，您就拥有充足的自由来完全投入地撰写国家博士论文了吗?

皮埃尔·阿多：我最初是与亨利神甫一起做⻢里乌斯·维克托里纽斯的评注版的编订工作。这一次合作代表了我的工作方法的一个决定性转型。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我对形而上学感兴趣，而且，特别需要提到，我也对神秘主义有兴趣，尤其是普罗提诺的思想。但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学习做文献学家与史学家。我接受了自己从来没有实践过的一些文献学训练，对文本的批评，对手抄本至少是拉丁文手抄本的阅读。为阅读古代文本作准备，我在法国宪章学院以及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第四区选修了一些课程。

许多哲学家没有意识到对于古代文本的研究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我需要工作一整天，来了解某一个古希腊词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可能意味着什么，比如当我翻译奥勒留的作品时。因此，我与保罗·亨利一起编订了⻢里乌斯·维克托里纽斯的神学作品，而我本人还编订了意大利米兰大主教安伯罗修的《大卫的辩护词》以及我认定是由波斐利撰写的《论巴⻔尼德》的评论片断。我与别人合作编订了一份很有趣的古希腊文本片段，它是在阿富汗边境上的阿伊—哈努姆发现的，也许是以往遗失的亚里士多德对话录里的一节。同时，我也在编订⻢可·奥勒留的著作《为自身书写的文字》。我也正在继续编订其他的书籍。

在那个时候，我还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前，我在处理哲学文本时将它们都当作是非时间性的，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圣托⻢斯或者柏格森的文本，仿佛词语在无论哪个时代总是具有同样的意义。我领会到需要考虑各种思想与心态穿越数个世纪历经的演变。有一天，亨利—伊雷内·⻢鲁送给我他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样本，并写了如下的题献文字：“致成为历史学家的哲学家，致亦成为哲学家的史学家。”

文献学的规矩是麻烦的，但它经常带给人某种愉悦。比如，当人们体察到，众所周知的一个文本显然是有错误的，而幸亏通过对手抄本或语境、语法的考察，我们新发现了恰当的版本。在我考察奥勒留或安伯罗修的文本时，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对哲学家来说是一种有用的规则，教哲学家学习谦卑：各种文本往往是有问题的，当我们宣称可以诠释文本时，需要做到非常谨慎。这对哲学家而言也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规则，它可能有自足的危险，而耽搁了真正的哲学思考。我想，对于保罗·亨利本人来说，这意味着不去提出神学中的庄严问题的一种方式。

雅妮·卡尔利埃：如今这位⻢里乌斯·维克托里纽斯并不为人知，他究竟是谁呢?

皮埃尔·阿多:他是古罗⻢的一位修辞学家，曾经翻译过普罗提诺的一些论著，最终，他皈依了基督教。他留给世人的是一部卫道式的作品，在其中，他捍卫了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的同质性，这是尼⻄亚宗教评议会所肯定的原则。这部作品如谜一般难解。

他引用普罗提诺，并发展出一种新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我认为可以归给普罗提诺的弟子波斐利。但近来，米歇尔·塔迪厄发现，他作品里的一些段落整篇都在字面上符合一部诺斯替派神秘学说的文本《唆斯特利阿努末世说》，我们只了解它的科普特语版本。在维克托里纽斯的这段文字与这个诺斯替派神秘学说的文本段落之间，很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源泉，但又是什么呢?

我花了二十年(从1946到1968年间)，用至少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来翻译他的作品，并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进行专⻔论述。最终证明，这并不是完全浪费时间。在做相关的研究时，我学到了许多东⻄，既涉及历史方法，也涉及批评方法的⻆度。我发现了新柏拉图主义一些不太为人知的方面，尤其是我认为是由波斐利撰写的对《巴⻔尼德》的评论的美妙断章。但是，我也许在这个谜上耽搁了太久。我还是希望终有一人会解决维克托里纽斯灵感源泉的这个谜。

雅妮·卡尔利埃：1959年，您属于在法国第一批开始谈论维特根斯坦的学者。这与维克托里纽斯有什么关系吗?

皮埃尔·阿多：在某种方式上有所关联。事实上，我所做的关于维克托里纽斯的研究并不足以满足我对哲学的激情。这就是为什么，尤其在1958—1960年间，我经常光顾不同的研究性场所:《精神》杂志的哲学研究小组，由保罗·利科主持，在这个圈子里，我结识了让—皮埃尔·费伊;伊尼亚斯·迈耶松的心理学比较研究中心，是埃米尔·普拉引荐我加入的，我在里面认识了让—皮埃尔·维尔南、玛德琳纳·比亚尔多、埃康大夫。1960年，伊尼亚斯·迈耶松在罗亚蒙组织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关于个人的研讨会，我参加了，在其间，我与路易·杜蒙等人结成好友，至今仍保持联络。也正是在1958—1960年间，我发现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

我极其惊讶地留意到，当时被人介绍为逻辑学实证主义者的这位哲学家在他作品的最后几⻚里谈到了神秘主义。因而，在1959年四月二十九日，在让·瓦尔主持的哲学学院，我做了一场关于《逻辑哲学研究》的讲座。我还记得那次讲座的准确日期，多亏了玛丽—安娜·莱斯库雷的著作《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她在这本书中对该学院组织的诸次会面活动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些活动一般在圣日尔曼教堂大⻔对面的楼里举行。在这个时期，我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维特根斯坦，当时在法国，他还不太知名。我甚至也尝试着翻译了《逻辑哲学研究》，不过，译稿始终停留在草稿的状态。

在1963年，应拉德科斯基夫妇(安吉尔与于⻉尔)的约稿，我在一个月里为“绝对的探求”系列撰写了一本小书《普罗提诺或目光的简单》，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因而，我当时受到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的吸引，同时，我也体会到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身处的现代世界不同。

从1968年起，我朝向完全另一个方向出发，尤其为艾诺思研讨会准备了一次题为“新柏拉图对自然哲学的影响”的讲座。于是，我更好地理解了关于自然概念的思考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从事了三十年的研究之后，我希望，现在也许能做到写一本书来收录这篇讲座。

雅妮·卡尔利埃：从多个方面来看，1964年是关键性的一年。您被推选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宗教科学组的研究主任，而同时，您也与您日后的夫人结识。

皮埃尔·阿多：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第五区，我此前也并不是完全不为人知。我去听过亨利—夏尔·普奇的课程，也在他的指导下翻译了⻢里乌斯·维克托里纽斯的作品，从而拿到一个文凭。我也听取了安德烈—让·费斯蒂吉埃的课程。我听他翻译并评述了⻢里努斯的《普罗库鲁斯的一生》以及普罗库鲁斯对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的评论。在听他讲课时，我们学到了许多。勒内·罗克与保罗·维尼奥完全支持我竞选研究主任的材料。我毫不费力地获选，得到研究教会圣师拉丁文著作的教席。我想，这要归功于我所做的关于⻢里乌斯·维克托里纽斯的研究。

雅妮·卡尔利埃：同一年，在哈德基金会，您遇⻅了一位德国女子，她日后成为您的夫人。

皮埃尔·阿多：更准确地说，我与她重逢了。如果我相信命运的话，我想说，我与她的相遇是天意。事实上，我第一次是在科隆的中世纪哲学大会上与她结识，对我来说，那一次会面是一⻅钟情。接下来，我们交换了一些书籍，也有书信来往，但是，有一封信寄丢了，一切都中断了。在1964年9月，我去日内瓦—旺德夫尔的哈德基金会，和一位德国神学家卡尔·安德森一起递交了维克托里纽斯的德文译本，这份译稿在阿尔忒弥斯出版社出版。当我到了基金会时，人们告诉我，伊尔赛特罗·⻢尔腾女士也在。于是，我明白，一种新的生活将在我的面前展开。1966年，我们在柏林结婚了。

当我与我的夫人初次相识时，我完全不知道她正在柏林的自由大学的保罗·莫罗教授指导下撰写一篇以“论塞内加与古代精神指导的传统”为题的博士论文。这个题目与我本人的关注点极其接近，⻓久以来，我倾向于将哲学界定为精神修炼与生活的方式。我的妻子对我思想的演变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我今天还活在世上，多亏了她。因为我经常光顾巴黎的医院。在
过去的二十年里，我经历了四次非常大的手术。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日夜守护在我身
边的话......

雅妮·卡尔利埃：您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五区指导的研究被称作“拉丁文宗教文学”。这个标题是否是由您本人选择的呢?

皮埃尔·阿多：我的同事们希望保留由保罗·蒙梭演绎的这种研究方向。此外，我对于⻢里乌斯·维克托里纽斯的研究，我对他的作品的翻译，会让人产生我首先是一个拉丁文学者的印象。但是，几年之后，我的同事们准许我更改了指导研究方向的名称，从而变成“古希腊与古罗⻢末期的神学与神秘主义”。我先开设了一些课程，讲授米兰的安伯罗修的训诫与世界文学的一部杰作——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此后，我开始为“七星图书馆”丛书译书[这个计划后来被放弃了，但这却给我机会结识了布里斯·巴兰，我一直很钦佩他]，我开设课程讲授普罗提诺、奥勒留、古代逻辑学。后一个题目为我赢得了日后成为名士的一些听众。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机构。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听课，研究主任也可以自由地选择题目，所开设的课程需要是独特科研的成果。从1971年或1972年起，我成为了第五区的秘书⻓，首先负责教学，随后负责行政，承担了这项比较沉的任务。我的第一次心脏病爆发，心律不⻬的创击，在一次令人难受的讨论过程中突发而至。“从总体上来说，这是一次工作事故，”心脏病科的专家这样对我说。

1968年，在依然承载着“五月⻛暴事件”痕迹的索邦大学，我终于通过国家博士论文答辩，论文的题目是“波斐利与维克托里纽斯”，伴随一部补充性的论文(1972年出版)，论述这位谜一般的基督教修辞学家的生平与作品。答辩委员会由以下成员组成:莫里斯·德·岗迪亚克、亨利—伊雷内·⻢鲁、约瑟夫·莫罗、皮埃尔·库赛尔、皮埃尔—⻢克⻄姆·舒尔。

在其他国家，我的著作开始略有了一些读者。1968年，我应邀参加了阿斯科纳的艾诺思会面活动，多亏了第五区的同事亨利·科尔班的介入，他一直认为我和他一样对荣格的原型说、“大天使”、“集体想象”满怀热情。活动举办的环境相当华美，被邀请的其他人士都非常热情，但我并不是占主流的所谓正统学派的⻔徒。我在那里做了一次讲座，论述新柏拉图主义在⻄方对自然哲学的影响，只是调动适度的热情。1974年，我第二次得到邀请。⻢焦雷湖的⻛景总是那么迷人。我做了一场关于苏格拉底的形象的讲座，得到更热情一些的欢迎，但此后，我再未有机会返回当地。

有幸得到汉斯·布鲁⻔⻉格的支持，在1970年左右，我成为德国美因茨科学与文学科学院的通信成员。我很积极地参加科学院的每次会议，这让我与德国的同行持续保持联系。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唐倩

图源丨网络

欢迎合作 | 投稿

pcsdpk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