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胡适发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而胡适的话题，直到今天也是狂热不衰，即使是对胡适的否定，须知否定也是一种记忆的延伸。
胡适的公德和私德
学术和道德没有因果关系，利用道德瑕疵而全盘否定一个人，这既是阴毒更是无耻。中国宋词唐诗多是妓院文学，这些作者都留恋青楼，不一样传颂千年吗？道德也分公德和私德。私德的对象是朋友、家人、陌生人等，看着这个人舒服，可以，那就做朋友，看着不行，远远离开就是了。
胡适的私德对妻子是有亏，如出轨曹成英，这点不假，看和谁比？当然这是有和无的问题，而不是多与少。
我们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是衡量1个100年前的人，这个需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当时三妻四妾还是有的，也是正常现象，胡适的婚姻生活是很苦的，特别是精神上，他即使休妻，即使江冬秀再跋扈又如何，胡适想做一样可以做到，但他没有这样，一是要对得起母亲，而是不让这两个女人伤心，这是胡适的初衷，对于韦莲斯的狂热追求。胡适曾用‘我恋爱是西方式的，但结婚是东方式的’，来回绝她。
对比鲁迅、郭沫若那样抛弃原配，这些基本是在白眼 孤寂中度过的，可以说非常凄惨。但胡适没有抛弃江冬秀，她也成为旧传统道德中最后的一个幸福人。
还有胡适的朋友是很多的，而且也相当杂，为朋友想，这也是胡适吸引人的特质，当时有一个教授朋友高一涵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出身是妓女，胡适还叮嘱江冬秀，朋友夫妇拜访不要给眼色，他这个朋友感情生活很不容易的。当时有一句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可以说明问题。
公德的对象是国家民族，是否有亏，看他是否做了有损国家民族事情，胡适在这点上，他没有毛病，那些用驻美大使来攻击他，不值得一驳。
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更行，又有法律约束，不通过演讲争取美国民众同情和支持，就连罗斯福即使再同情，也不能违背民意和法律办事的，做了400多场演讲，演讲累的胡适心脏病发作和吐血，也很可怜的，胡适的上任和演讲，让日本非常紧张和懊恼，日美开战，有胡适的贡献的，这点也可以看政府对胡适的嘉奖，日美开战后，胡适也完成他浓厚美国背景的使命了。
胡适再次出任学官的初衷
胡适从1946年归国后，他就是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的领袖，中央研究院本身自由派学人的一个阵地，向来不受国民党党文化的影响和控制，要说胡适操控选举，如果是48年那一次，那是当时是最公正的，也是最严的一届，胡适是当时三位主要评审人员之一，胡适只以学术成就为第一准绳，从不考虑意识形态，比如郭沫若和马寅初就是例子，当时还是劝说朱家骅放弃意识形态之见的，和胡适许多亲近的知识分子甚至没有当选，还有当时本身就是大学者吴景超、蒋廷黻等，但因在国民党内工作，也没有入选，他们还是胡适的好友。
而张其昀与其说是学人，不如说他是国民党官僚更合适。中研院本身就是自由派学人创立的一个成果，向来不受国民党党文化的渲染和控制，中研院是提倡学术的，不为政治服务。胡适中心价值始终是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不受政治羁绊。从雷震致胡适的信中，张其昀曾违背当时学校规定，利用权力，不顾反对意见，让本来分数不够的蒋经国大公子孝文进入高中，还有张其昀公然拉票选举，本来胡适还深不以为然，胡适拒绝出任后，李书华和李济也拒绝，那么肯定会落入张其昀之手，当时通过以上张其昀的事例，他一旦入主中研院，以他的风格，中研院必然沦为政府的附庸和说话筒，本身就是违背了中研院提倡的学术的宗旨和中心。这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再有，中研院是自由派学人的一个成果，为了对得起老前辈老朋友，如蔡元培、丁在君、傅斯年等，于私，胡适也只能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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