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查，违法行为人Lucas(男，25岁，坦桑尼亚籍）猥亵他人，被当场制止。我局依法对Lucas作出七日拘留，附加限期出境的处罚。”

近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的这则警情通报引起热议。

事发的碑林区交大街人流密集、车水马龙。

目击者称，当时该外籍男子正在路上行走，看到一个女性路过，趁其不备，上前就抱住、拉拽，并当着众人的面做出不雅动作。幸而受害女性立刻实施反击，没有给他进一步违法犯罪的机会。

接警后，警方反应迅速，事发当天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拘留七日，限期出境。

按道理说，当街猥亵并非多么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况且立刻就被制止，并未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按流程走程序处理即可，何劳警方郑重其事地发布一份警情通报呢？

上个月的美国籍外教杀人案也是，从事发到审判全过程媒体轮番报道、全民关注，死刑判决结果全网讨论，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特殊就特殊在这违法者的身份上——外国人。

虽说法律对涉外案件的处理有明文规定，本不应存在争议。但现实中因为国籍的敏感性，对外国人违法犯罪的处理历来是棘手问题。

国际通行的管辖原则一般是“属人管辖”与“属地管辖”双重并行。

属人管辖以国籍标准划分，主权国家对持有本国国籍的国民享有管辖权；属地管辖以领土标准划分，主权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享有管辖权。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在我们国家境内的外国人犯了罪，他既受自己国籍国的“属人管辖”，又受我国的“属地管辖”，管辖权发生冲突，如何处理？

典型例子，一个外国人在我国家犯了论罪当诛的案件，严重侵犯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他的国籍国已经废除死刑，以“属人管辖”为由向我国提出引渡要求回国审判，怎么办？

要知道，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所立之法一碰到涉外问题就失效或让步，牺牲的不仅是个体公民的合法权益，还将折损整个国家的民族尊严。

所以，表面上是“属人管辖”与“属地管辖”的法理之争，根本上是国家司法主权之争。

当前实践中，出于对国家司法主权的尊重，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属地管辖优于属人管辖。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无外交需要，以“属地管辖”为原则处理。如果涉及特定罪名，确需适用“属人管辖”归国籍国审判的，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引渡，或者通过外交手段交涉。

前述黑人外教杀人案二审被依法判处死刑，适用的就是“属地原则”。

但国际规则归国际规则，现实情况是现实情况。“属地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

在国家贫弱时，清政府就曾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出卖国家司法主权。彼时，外国人在中国对中国公民犯罪，我国法律却无权惩治，只能交由国籍国审判，然后对洋人法官轻纵本国罪犯束手无策。

“治外法权”在我国存在一个世纪之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那段历史的耻辱标记。

这种屈辱的司法状况，终结于我国解放区发生的“涉外刑事第一案”。

1947年5月，联合国救济总署（下称“联总”）司机，美国籍俄罗斯人阿力克·史鲁域琪驾驶吉普车，超速行驶且不避让路人，撞死一名拉人力车的洋车夫后逃逸。

解放区政府当即与联总展开交涉，要求其配合调查，联总负责人却态度消极，认为不过是一场普通交通事故，且美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烟台当地法院无权审判。

解放区政府为车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当地教育局局长在灵堂垂幛上书写：“战火连天争来一片干净土，民主圣地岂容蹂躏中国人”。

通过与联合国救济总署艰难交涉，解放区法院临时法庭依法开庭对肇事司机进行审判，判处该司机有期徒刑两年。宣判后，当时的烟台市市长姚仲明现场发表讲话：“在这里，不存在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谁犯了罪，不管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受到同等的对待。”

关于国际关系的讨论中有一句戏言，“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内”，代换到对司法主权的考察上来，也有相同之处。

一个国家只有国力富强，有充分的国际话语权，司法主权才能够受到尊重。

“保护权管辖”的适用是典型的例子。

保护权管辖是指，国家突破犯罪人国籍和犯罪发生地的限制，对严重侵害本国国家或公民利益的犯罪及犯罪人进行管辖。

2011年，“湄公河惨案”发生后，国家总理直接出面与对方国家领导人展开对谈，并派出200余名专案组警察远赴泰国等地侦查。经过艰难地追捕和交涉，涉案凶手被移交我国，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并于2013年在我国执行死刑。

这是一起典型的“保护权管辖”案例，针对侵犯我国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重大犯罪，我国不遗余力开展跨国追捕，并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将涉案人员押送国内受审宣判。用“保护权管辖”突破“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的限制，捍卫我国司法主权的同时，大大提振民族尊严。

回到本案中，虽然这只是一起小小的治安管理事件，但事发当天即作出处罚决定同时附加“限期离境”，充分说明警方在处理这起案件时并未因其外籍身份就予以特殊关照。与之类似，疫情期间，曾有多地爆出外国人不配合当地防疫管理规定的新闻。前有西安某外籍人士做核酸时爆粗口辱骂防疫人员、随地吐痰，后有四川某外籍人士查验健康码时不配合且辱骂安检人员……凡此种种，我国一律报请公安机关严肃处理。

中宣部刊物《半月谈》刊发题为《疫情面前没有国界，必须让“超国民待遇”走开》的文章评论道：

在中国社会取消外籍人士的“超国民待遇”已是普遍要求、大势所趋，逆这一社会潮流而动必然导致不良影响，作为制定、执行政策的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不可不察。其实，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同时也符合外籍人士的长远利益：与特殊待遇相比，一个平等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文化更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更能让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全体公众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