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

类型、概念、经验概括、运作机制

文 | 黄宗智

摘要

文章首先梳理“内卷”一词的历史，并总结“农业内卷化”概括的经验依据以及其运作机制。然后，进而讨论“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很不一样的经验依据和机制。在政府和农业的互动中，两者可能良性结合——特别是改革期间国家赋权赋能予小农之后所呈现的市场经济中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发展，说明小农户乃是中国农业的真正主体，也是中国农业真正现代化的关键。但是，当官僚主义强加于小农不符实际的设想，它会导致恶性的违反农民意愿和利益的“超内卷化”。类似的现象可以见于机会相对稀缺和竞争者相对众多，处于官僚主义内卷化之下的应试教育制度以及与其相似的（公私）企业管理体系。“内卷”一词因此而在最近触发了人们广泛和深层的共鸣。抑制超内卷化的倾向需要结合党和国家的良性领导与人民的积极参与。

关键词：农业内卷化及去内卷化、官僚主义内卷化、两者结合的“超内卷化”、国家与农民的良性结合、发展出路

理论概括一般具有两个层面，一是关乎经验（或实际运作）的概括，可以主要是描述性的，但也可以带有不同程度的关于其背后的“运作机制”或动力的理论概括。长期以来，笔者一直试图从经验概括进入运作机制的论述，但并无意创建“普适”的理论，而一直强调从经验证据出发，通过与现有理论对话来创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括和理论。

一

以往的论述

(一)康德Immanuel Kant

与高登威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

回顾“内卷”一词被使用的历史，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经将演化evolution和内卷involution相对立,主要在关乎后生（主义）epigenesis还是预制（主义） preformationism 的哲学问题的讨论之中，但没有展开。（Demarest 2017是比较详细和权威的论析）其后，人类学家高登威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1875-1961）于1936年曾经发表过一篇四页长的简短思考性论文，试图勾勒出内卷的几个基本特征，如没有质变的复杂化，大同之中的小异等，但也没有展开，并且没有具体的经验研究依据。(Goldenweiser 1936; McGee and Warms, eds.,2013:349-350) 对我们这里关心的主题来说，康德和高登威塞所做的工作意义都不是很大，主要仅限于内卷一词的字面意义。

（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真正带有经验实例、系统使用、和关于运作机制的初步创新性论析始于人类学家吉尔茨（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吉尔茨”是其e字母的更精准译音，“格尔茨”则突出他名字中的G字母读音乃是“硬的”G音，——笔者认为两者都可)，主要的经验依据是印尼的水稻经济。

吉尔茨将印尼核心地区爪洼的水稻经济“sawah”和其外围的刀耕火种农业“swidden”对比，突出前者的高度复杂和紧密性与后者十分不同。在它们近现代1870-1940年的演变中，前者仅朝向更复杂、紧密而“内卷”，可称量改而质不变，而后者则较简易地转向不同的、使用更多现代要素投入的质性变化。这是其一。（Geertz 1963：1-37）

其二是，吉尔茨将印尼的水稻经济与同时期日本的水稻经济对比。吉尔茨指出，印尼爪洼的务农人口在此期间持续增加（多了3000万），推动了越来越密集的劳动投入，但没有做到同等的增产；而在日本同时期，由于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快速的城镇化，其务农人口基本没有增加，而伴随新投入（化肥、科学选种、机械化），获得三倍于之前的（劳均）产量。据此，吉尔茨将印尼的水稻经济描述为“内卷”型的变化，即没有质变的密集化、复杂化，日本的才是带有质变的现代化。（Geertz，1963: 130-143）

显然，吉尔茨（在这本比较简短的176页的书中）所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关于特定地方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概括，虽然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其背后的动力（特别是水稻本身的复杂性和劳动密集性，以及爪洼地区的持续人口增长），但除了突出人口压力之外，并没有进入更仔细的关于“内卷”背后的机制的论析。

（三）黄宗智

与吉尔茨不同，笔者论述的是首先是另一个层次的农业“内卷化”经验，在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华北已可见于其棉花经济，在长江三角洲则更加宽广和鲜明。（黄宗智2014，第一卷[（1985）1986]、第二卷[（1990）1992]）长江三角洲的水稻经济的劳动密集度和精细度，早在宋代便已达到（甚至超越了）吉尔茨研究19、20世纪的爪洼水稻，但其土地在明清时期所面对的人口压力要远远超过印尼后来的爪洼。其农业经济因此而从已经是非常精细、复杂和劳动密集的水稻种植，越来越多地转入更高一层次劳动密集度的棉花-纱-布和植桑-养蚕-缫丝（手工丝织机较复杂和昂贵，不见于农村，仅可见于城镇中）的生产。根据国内积累的优越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吴承明和徐新吾及其团队的权威性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一亩棉花-纱-布的生产须要180天的劳动投入（包括植棉、摘花、纺纱和织布等），一亩蚕桑和缫丝则约90天，两者都远远超过一亩水稻的10天。那样的演变，尤其是棉花-纱-布的生产的扩展（1350年，中国没有人穿着棉衣，而到1800年，几乎所有的平民都穿着棉衣），使长三角的松江府成为全国棉花生产最多的地方，号称“衣被天下”。（黄宗智2002:15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尤见第390页；徐新吾1992：尤见第53页；Li Bozhong，1998: 90-95）但无论是棉花-纱-布还是蚕丝，其产值都才三、四倍于一亩水稻，远远达不到18倍或9倍的劳动投入的幅度。那是劳均产出严重缩减了的农业内卷化。

其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由于小农户家庭的低（市场）值劳动生产力。在棉布生产中，需工最多的纺纱环节（每七天中的四天）中的劳动投入的市值才约水稻的三分之一。那样的严重递减了的劳动报酬是主要由仅具低市场“机会成本”的妇女、老人与儿童来承担的；喂蚕和缫丝也同样。正是仅具有极低市值的辅助性劳动力吸纳了最低报酬的劳动。笔者称那样的内卷现象为农业生产的“家庭化”，它是农业内卷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当然也是“小农经济”的一个基本组织性特征。

这就不仅是关于农业内卷化的经验实际的概括，也说明了其基本运作机制。在人口对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下，特别具化于务农人口人均耕地的大幅缩减，在松江府从1393年的人均3.9亩下降到1816年的1.6亩，务农人员被迫从已经是相当高度内卷化的水稻种植，转入更加高度内卷化的棉花-纱-布和桑-蚕-丝生产。按亩总收益虽然提高了，但那是用不成比例的更密集的劳动投入换来的。而小农户之所以能够那么做，首先是因为小农户的家庭生产单位中的辅助性和较低市场“机会成本”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劳动力，吸纳了那样的低报酬内卷化，组成了笔者称作高度“家庭化”的内卷化农业生产。正是那样的内卷化农业运作机制能够在（作为最稀缺的资源的）单位土地上达到最高的产值，承担了不足以糊口的纺纱和喂蚕-缫丝的低值劳动投入。那是一种按亩劳动投入密集度已经远远超越吉尔茨研究的印尼爪洼水稻经济的棉花-纱-布和蚕丝经济兴起背后的基本动力和机制。它是在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而言更极端稀缺下呈现的现象。

那样的内卷化农业具有比水稻种植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在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它完全消灭了依赖雇工、带有原始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因为雇佣男工无法与更廉价的家庭辅助性劳动力竞争，无法承担其通过极其高度内卷化而获得的按亩收益。也就是说，无法做到那样的种植所导致的更高的地租和地价。正是那样的农业，顽强地拒绝了农业的机械化：即便仅是在前工业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已经出现的三锭纺车，也没有被这个高度内卷化的棉花纱布生产体系接纳——那是因为，儿童与老人的“机会成本”要低于即便是廉价的三锭纺车的成本。即便是在后来民国时期的相对廉价的机器纺纱来临的冲击下（其生产率相对手工纺纱达到40：1的比例），农村的手工纺纱仍然顽强存留，多用于“土布”生产。

再其后，在1960年代中期，拖拉机进入农业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节省劳动力和农业的去内卷化，而相反的是反直观的农业更进一步内卷化——主要可见于从单季稻转入双季稻的种植。后者虽然需工和农资投入约一倍于单季稻，但其纯收益其实还不如一季的单季稻。那是因为在有限的“地力”上，第二茬的产出会递减，也是因为早晚稻的质量和市价去单季稻较远，不为一般农民所欢迎（爱吃）。那样的划不来的内卷化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拖拉机缩短了双季稻特别紧张的“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环节, 使其成为可能，但更关键的是因为当时的农业官僚们的强制推行——因为小农户本身是不会为没有增加的报酬而投入更多劳动的。(黄宗智2014，第二卷[1992]: 尤见192页；亦见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145-150) 我们下面还要进一步讨论这种由官僚们来强制推行的另一类型的农业“超内卷化”。

农业内卷的强大倾向，一直要到改革时期的大规模的农民非农就业，加上1980年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所导致的每年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到世纪之交以后，促使农业劳动力总数每年缩减约2%，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劳均土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去内卷化”。（黄宗智、彭玉生，2007）后者主要表现于相应中国人收入上升和食物消费转型的市场需求——从8：1：1的粮食-蔬菜-肉食转入中国台湾和香港的4：3：3比例——而兴起的 “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规模“新农业”的大规模兴起。新农业虽然更进一步提高了按亩劳动投入，但伴随更多相应的资本投入，其按亩和单位劳动收益都有所增加——特别是高档设施蔬菜（如1、3、5亩的小、中、大拱棚蔬菜），也包括肉禽鱼和蛋奶等。因此， 乃是一种“去内卷化”趋势和动力。（黄宗智2010，2016；亦见黄宗智编著，待刊）虽然如此，农业仍然高度依赖相对廉价高效的小农户家庭经济单位，而不是规模化的雇工资本主义大农场。小农户生产单位仍然是中国农业的关键主体，一直顽强存留，并且仍然展示了“家庭化生产”的特色。

简单总结，农业内卷化背后的动力主要是人口压力推动的，通过更多的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来尽可能提高其按亩产出和/或收益。水稻经济相对刀耕火种当然如此，棉花-纱-布和桑-蚕-缫丝相对水稻也同然如此。小农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带有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其家庭辅助劳动力没有或少有市场“机会成本”，可以近乎无偿地被投入更高度劳动密集化的农业生产，为的是尽可能提高稀缺土地的单位产量或产值，借此来支撑农户的生存须要。伴之而来的虽然是递减了的劳动报酬，但也是更高的按亩产出/产值，借此可以支撑更高的地租和地价，可以承担一个雇工单位所不能承担的农业内卷化，甚至排除那样的经营。由于其单位土地的较高收益，它还会顽强地拒绝现代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投入。在改革时期兴起的中国的“新农业”中，小农户更创建了经典理论所没有能够预见到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去内卷化”经营方式，其中的关键再次是小农户生产单位的顽强持续。它能够抵制，甚或排除资本主义农场的经营方式。这是农业内卷化经验概括背后的基本机制。

更有进者，中国集体时期的农业史，还展示了另一种不同机制的小农业内卷化，即1960年代中期由农业管理体系，而不是小农户自身，所推动的一种不经济的“超内卷化/超过密化”种植——此点我们在下面考虑了官僚主义内卷化的运作机制才再返回来仔细讨论。

（四）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除了笔者的两本专著之外，在中国研究领域借助“内卷”概括的论述主要是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Duara 1988）。杜赞奇研究的主要问题源自影响极大的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里Charles Tilly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特别是关于现代国家从基层社会提取更多的税收和食物所引起的，国家与基层社会不同阶级的集体行动间的关系的演变（譬如，在英国国家与新兴中产阶级结盟，在日本和德国则与官僚体系和旧贵族而不是中产阶级结合）。(Tilly, 1975)

杜赞奇从同一问题出发，论析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国家建设”所导致的基层变化。在中国的实施过程中，新增的税项，特别是村摊警款和村摊学款，所导致的实际效果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型：一是乡村原来的精英领导抗拒或试图抗拒新征收的“保护型中介”protective brokers反应，一是相应同样的压力而兴起的“逐利型中介”entrepreneurial brokers，从其中谋取私利，其所导致的最极端现象可见于“土豪劣绅”的兴起。

以上是杜赞奇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论析，显然与“内卷”概括没有太大关联。虽然如此，为了连接上内卷的概括，杜进而提出，国家虽然从乡村提取越来越多的税收，但由于上述两大类型的抵制，特别是其中的“逐利型”现象，国家在1900-1942年间的加剧财政征收的实效其实一直都在递减，其绩效要远低于提取的增加，因此可以在那个层面上称作一种“国家内卷”state involution现象。但此点说不上是他书的中心问题或论点。（Duara 1988）

有的论者将杜作纳入内卷化概括和理论范畴，主要是因为关注到国家在2006年免除税费之后，转向输入资源予农村，特别依赖“项目制”的方式，但由于过度依靠农村富人和谋利型势力，导致相当部分的资源被他们攫取。因此，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虽然越来越多，但实效则越来越少——因此而对杜赞奇提出的“国家内卷化”概括感到一定程度的认同。

但是，我们如果要充分理解那样情况下的国家内卷化，显然不能仅通过基层社会的反应来认识，还需要同时考虑到国家所采纳的征税手段。下面我们将看到，最近兴起的将村庄治理正式官僚化的大趋向，部分是为了试图克制那样的国家资源流失的问题。新的措施并不来自官僚体系在其（清末和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建设初期那样的对基层官僚人员控制力的不足和对基层社会渗透力的不足，而是来自新世纪的，现代国家建设中后期的官僚体系的强劲渗透力，包括其将基层治理越来越正式官僚化的政策实施，和杜赞奇概括的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现象和动力都十分不同。

二

官僚主义的内卷

除了以上总结的关于农业的内卷化之外，我们需要分别讨论官僚主义内卷化的不同经验现象和运作机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官僚主义内卷化的中肯论述。它仔细分析、概括了“官僚主义”的一系列内卷化惯习和现象，既涉及关于不同类型官僚主义行为的经验概括，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其背后的机制。当然，其重点在当今渗透力强大和复杂得多的官僚体系运作，已与杜赞奇论析的晚清和民国时期十分不同。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问题出在现代国家建设初期的基层人员和渗透力的不足，导致“营利型中介”的广泛兴起。在2006年国家免除从农村提取税费，转入向农村下拨资源之后，问题则出在国家选择通过项目制而依赖基层的谋利型势力所导致的效应递减。如今，在基层政权大规模被正式官僚化的趋势下，问题的来源则是中后期现代国家建设的强大渗透力，将其自身的运作模式和内卷机制强加于基层的村庄，使其也陷入“官僚主义内卷”的困境。

中纪委的文章首先指出官僚体系运作中常见的“重‘痕’轻‘积’”的惯习，“在遣词造句上用心多、在干实事上用劲少”。显然，这与官僚体制的审核与晋升体系直接相关：官僚们之所以采用如此的行为，主要是为了满足和应付上级的考核与评估。

贺雪峰对此提供了鲜明的在湖北省实地调查的经验证据。原则上，在2006年终止了从农村提取税费之后，转由国家拨款来为农村服务。吊诡的是，伴随那样的转型而来的是，官僚体系设定了一系列越来越多的高度形式化的规则和考核程序，部分是为了防止基层对国家拨款的可能滥用。一个实例是，规定村干部每个月必须开两次会，而且，一定要遵从官僚体系运作的例行“办事留痕”。为此，村庄干部为一个半天的会，须要两个干部花三天的功夫来整理“留痕”材料。而且，不仅是开会，村政府所处理的事项无论大小都如此。这是有由于官僚体系规定的，万一操作中出了问题，要有文件可资倒查追责。该运作方式将这种工作与村干部的报酬直接挂钩，在3.4万元的村支书的年报酬中，足足有1.4万元是根据对这样的资料的绩效考核来定的，多的话，可以拿到1万元，少的话，才2千元。此外，上级还规定，村庄干部们必须坐班，从早上8点到12点，下午3到6点，那是即便村政府一般一周才有三两村民来访。更有进者，规定村政府办公处一定要达到至少500平方米的规模，由上面拨款补助30万元，辅之以村庄自身的筹资。在一个实例中，相关村庄实际上只有三名干部，根本就用不上500平方米的大部分面积，但仍然须要那么做，并要承担其连带的村庄出资的债务。以上种种使当地的村支书总结说道，如今其自身工作时间的90%以上是为了满足形式化考核的须要，实质性的工作才占不到10%。（贺雪峰2019）

李昌金，作为第一线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提出了类似的经验证据和论析。在广东省近几年的“乡村振兴”过程中，上层官僚们设计了典型的脱离实际的官僚形式主义工程，以城市为农村的模范。譬如：在垃圾和污水处理方面，规划将农村垃圾运到县里的垃圾填埋场统一（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基本同样，其设施大多仅成为摆设。在打造美好乡村中，则主要关注打造几个“样板村”来给上面看。理论上，乡村振兴执行中强调的是，时髦的所谓PPP模式，即结合政府（公）和社会私企（私）的投入，以为那便是政府和社会的协作，但实际上，基层干部和村庄社区本身都没有权力和真正的参与，只是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或仅仅观望，甚至抵制。结果是，政府投资乡村振兴额度是以亿元计算的，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一句话，乃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例证。（李昌金2019）

中纪委关于官僚主义内卷的文章继而指出，官僚们带有惯常地“化简为繁”的倾向，会在现有规定中“设置不必要的层层关卡，看似为了规范工作，实则为了彰显权威、推卸责任。”这是掌握权力的官僚们的恶劣作风，将自己视作高高在上的“官”，无视下级和民众的需要和意愿。同时，又尽可能墨守成规，甚至添置层层关卡，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超出现有规定的范围，一方面避免负担责任。

再则是官僚体系中的“逐级加码的推动工作”作风：“如果省里要求的是‘六个一’，市里就变成‘十个一’，区县自选动作又加码到十多个，似乎数字越多工作越有力”。那完全是为了在上级面前摆出自己貌似积极的作为，与实质无关。它是一种加码而不变的形式化内卷。

纪委的文章总结道，上述的一系列作风“究其实质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那是“与责任感缺失，存在畏难退缩、怕担风险的心理有关，照搬照抄、层层请示等是最保险最不容易出错的办法”。文章最后指出，根据以上的分析， “与‘内卷’状态相对应有两个词，一个是开拓进取，另一个是求真务实”，两者“背后蕴含的价值理念正是‘内卷’的破解之法”。

根据此篇国家抑制官僚主义的最高单位所发表的总结论析，官僚主义内卷背后的运作机制乃是，整个运作方式促使官僚们特别关注对上级报告中的遣词造句。其“化简为繁”则是出于一种维护现状的动机，为的既是表明自己尽心尽责，更是为了既可以“彰显权威”又可以“避免风险”，“推卸责任”。至于“逐级加码”则显然也是为了讨好上级，试图表明自己推动政策的积极性。那些行为其实都与实质无关。综合起来，便是文章所总结的官僚们偏重“形式主义”，脱离实质内容，“缺失”（真正的）“责任感”和怕“承担风险”的基本心态。

中纪委的文章将这一切总结、概括为“官僚主义内卷”现象，论说它的基本趋向是复杂化和形式化，脱离实质。我们也可以据此来认识、思考和了解一些其他被广泛指出的官僚主义行为，如媚上欺下，墨守成规、推卸责任、无视实际等。正如纪委的文章所最后指出，与官僚内卷相反的行为乃是罕见的“开拓进取”和“求真务实”。正因为如此，“官僚主义”一词长期以来一直是被人们广泛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如今被中纪委将其与“内卷”合并使用，说明的是官僚主义长期饱受人们诟病的一些基本现象和运作机制。

有的论者认为，那样的问题可以通过现代的——特别是韦伯所建构的理性化、专业化的 现代“科层制”理想类型所克服。殊不知，即便是韦伯本人，尤其在其晚年，也特别关注到科层制中更贴近 “官僚主义” 中文词所指出的诸多弊端，并将其生动地概括为一种“铁笼”iron cage倾向，提倡需要借助明智的领导人的权力来克服那样的科层制顽固弊端。（赖骏楠2016是关于此议题的一篇出色的论析）。显然，“官僚主义”及其内卷化，包括形式化、专门化、标准化、程序化等，不简单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弊端，更是官僚体制所较普遍带有的内卷倾向，无论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官僚体制还是韦伯建构的现代型“科层制”都如此。

更有进者，某种不符实际的政策或实施方式一旦形成，会带有通过官僚主义运作而步步复杂化和僵硬化/内卷化的倾向，排除质变、改革、创新的可能。我们需要将那样的官僚主义内卷化清楚区别于国家或因渗透力不足，或因过分依赖地方上的谋利型势力所导致的下拨资源的实际效能的递减。当然，也要将其清楚区分于农业内卷的现象和机制。

三

当官僚体系所导致的内卷化

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内卷化相结合

更有进者，源自土地资源贫缺和人口过密压力的农业内卷化，以及源自官僚主义体系内生逻辑的官僚主义内卷化，一旦紧密结合，很可能还会相互恶化。

从两者结合的角度来考虑，内卷化问题如今不仅涉及农业，更涉及中国诸多其他的领域。一是应试教育体系，包括高等院校的管理体系，而且，不仅涉及政府的管理部门，更涉及广泛模仿其运作模式的公私企业。其所指明的是，教育体系整体和国有与私有企业管理中的严重内卷化倾向。其结果之一是，促使“内卷”成为最近的网络热词——反映了众多人们的焦虑，促使“内卷”一词被认作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贴切的描述和概括。

（一）应试教育体系及其内卷化

首先是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及其内卷化。这是网络围绕此热词的讨论所展示的一个大家较多关心的重点。首先是指出，相对人口而言的稀缺机会/资源,越来越多的人在竞争获取相对越来越少的机会。进入高等院校的名额虽然增多了，但竞争的人数也更大幅度地增多了。那是其起因。更关键的是，应试教育体系本身的基本性质：在官僚主义内卷化的管理体系下，首先是其高度形式化和规范化，包括声称“客观”的测试制度，重死背的知识远过于创新和独立思考、分析和概括、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能力，并将一切归纳为单一的“分数”。一旦确立，这是个强烈排除其他评估制度，强烈倾向内卷化的一刀切制度。

在稀缺资源和官僚化管理两者结合之下，它会形成一个只能成为越来越复杂化、细化，只能允许单一固化思路的测试。所排除的是，其他的评估标准，当然包括带个性的独到见解和创新。

面对高度形式化的要求，学生们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应试劳动（许多青少年因此睡眠不足），哪怕只是凭借超时投入而提高了的那么几分。一旦有几个学校的成绩因此高超，其他的学校也必须尽量跟上，不然，便会在激烈竞争中落选。结果是，造成一个强迫几乎所有应试学生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时间来补习、死背和争取相对越来越稀缺的机会/名额。

至于整个教育体系的顶端，即硕博士生的测试、培训和评估，在不真懂专业研究的官僚管理人员的主导下，培训课程越来越“标准化”，考试分数要求越来越高，评估办法也越来越被单一化、数据化、形式化。其中，包括被一刀切地规定的形式化等级的学刊的数据化划分和排名，以及同样量化的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的要求。这一切为的是，适应官僚主义体系自我设定的、自我认定的“科学的”管理标准。对官僚们自身来说，依托于形式化和数据化的虚构之下，还能够避免要真正负责的实质。

即便是对各个大学教授和各个科研单位的系统评估也如此，而且，国家拨款与其直接挂钩。教育和学术评估的官僚单位统一规划学术“质量”的“生产”和评估，其缜密、复杂程度甚至高于水稻或更加过密化的农业生产。它与高人口密度和高度复杂化的农业生产带有一定的共通逻辑，但是，经过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形式化，带有严重脱离实质，无顾真实（更不用说创新）的倾向。农业的内卷化是主要由稀缺资源和人口压力促成的，但不脱离实际，加上了官僚主义的形式化，方才会真正脱离实际。

而且，一旦被内卷地精细化、复杂化，它会形成顽固难变的一个体系，并且一直自我确认、自我维持，排除其他标准、拒绝更新、拒绝改革。其背后的动力和机制，显然与上面论析的农业内卷化有一定的不同。其中关键在，小农户推动的农业内卷化最终是为了生存，是一种“生存推动的内卷化”, 不脱离实际，而官僚体系内卷所推动的则可以是为了脱离，乃至于违背实质的形式，可以是一种不符实际的内卷化，甚至是与人们利益相悖的官僚主义内卷化。我们需要将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两种现象和机制区别开来。

2020年2月20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连同发文通知，要纠正以往过分依赖（形式化）数据对高校、学刊和学术研究的评估，特别突出对SCI国际引文数据的过分和单一化依赖，更多借助学术同行评价等。（教育部、科技部，2020）这是新动向的一个预兆，能否真正纠正目前已经相当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内卷运作，尚待观察。

（二）企业管理

再则是企业管理，无论国有还是私有。首先再次是资源/机会相对追求人数的相对稀缺。企业对其职工所采用的评估制度和思路与教育体系高度相似——凭借的正是官僚内卷化体系中所依赖的“客观”、“科学”、“数据化”的标准。他们对职工们的要求也同样高度内卷化：在机会相对稀缺的客观环境中，企业一般无疑能够找到任何职工的替代人，因此，更鼓励、强化了其对职工们的管理权力，使其更会提出对职工的不合理但符合官僚主义内卷思维的要求。

996的用工方式便是一个影响特大的实例。和应试教育中的运作机制同样，只要有的企业“成功”采纳了那样的制度，便会对所有其他与其相似和竞争的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在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来源相对过剩的客观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采纳了那样违反旧劳动法规保护劳工的操作方式，完全无顾旧劳动法规定的每周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作时间，逾时要付多半倍工资报酬的条文。一开始，对职工的那样的苛求仅被用于“非正规”的单位和非正规的员工，名义上依据的乃是双方自愿的“合同”关系。（黄宗智，2017a、b）

如今，那样的制度已经被广泛用于即便原来是“正规的”职工。其中逻辑虽然一定程度上再次与农业经济相似，但经过官僚主义重新塑造，可以成为恶劣得多的压力，完全脱离实质内容，仅要求可以数据化的形式。它无顾职工的意愿，乃至于实际的质量和绩效，只要求做到貌似最“高效”的数据化用工。这是实质性经济内卷和其加上了官僚化的脱离实际的内卷的最大不同。

但这一切正适合官僚主义的意愿。管理人员有这样的权力，能够将劳均劳动投入数据最大化，能够借此向高层明确客观地表明自己的“管理能力”和“业绩”。他们能够相应官僚化的要求而提供貌似最具说服力的、客观的、可靠的“管理科学”证据，等于是上面讨论的国家计委文章所论述的官僚内卷化的“遣词造句”，貌似科学又不必负责任和风险的“证据”。对其自身的仕途/管理前途来说，乃是最低风险、而又具有最高说服力的“客观”政绩的方法。何必关心实质性的表现和较难客观量化的实质性成绩？职工们的工作态度和实际质量变成无关要紧，更不用说用工中的合理调整和创新了。这样的形式化思维可以说是官僚主义内卷的主要动力。

（三）农业领域中官僚主义内卷化

和农业内卷化的结合

其实，我们在农业经济领域中，既可以看到官僚主义和农业内卷化的恶性结合，也可以看到国家政策和农业的良性结合，其中包含关于中国改革后的一些至为关键的问题。

首先是两者的良性结合。其中，至为关键的是，改革中国家经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赋权赋能予小农户，让其相应市场机会而做出能够获利的抉择。这实际上是1980年以来中国农业中的一项关键性的质变。笔者已经详细论证，伴随中国人食物消费转型而来的是对优质菜果，肉禽鱼（包括蛋奶）的巨大市场需求，促使小农户大规模转入高档蔬果和结合饲养与种植的高附加值“新农业”“革命”，到2010年便已经达到耕地面积的1/3和农业总产值的2/3。那是国家赋权赋能予小农户所导致的至为重要的发展的一个方面。（黄宗智，2010、2016；亦见黄宗智编著，待刊）它虽然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但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虽然如此，政策实施则在官僚主义内卷的机制下，基本无视这个至为重要的发展经验。首先，是一些研究和决策人员的不符实际的意识形态的误识，一直将规模经济认作农业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那是个来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假定的误识。一定程度上，也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它虽然对资本主义的无限逐利性和滥用工人倾向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也同时接纳了其一部分的基本设定，即将资本主义和规模化生产认作历史必经阶段。那样的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共识，在官僚主义的自我确认意识下，促使国家农业政策一直向规模化经济倾斜。我们可以从2004年到2016年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清楚看到，它们先是偏向成规模的“龙头企业“，而后是“大户”，再其后是成规模的（超过100亩的）“家庭农场”。其借用的是，经过理想化的美国模式的家庭农场为典范（其实际平均规模达到2700亩，和中国的百亩以上的家庭农场实在不可相提并论）。（黄宗智2021a）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业经济的真正主体和关键在小农户，不在想象中的规模化经营。

一旦从那样的错误前提认识出发，官僚主义体系中便产生了一整套的自我确认的内卷化话语和数据。地方官员大规模以“创建”更多的龙头企业、大户和 “家庭农场”为荣、为政绩，並将其“客观”“数据化”，譬如，将所有的土地“流转”（实际上多是小农户在外出打工中将土地交给亲邻朋友种植, 也包括基层政府调整地块使其相连成片的工程中的“流转”），全都表达或概括为自己推进规模经济效益政绩的“证据”（黄宗智2021a）。而对真正起到极其重大作用的小农户的“新农业”，则视若无睹，因为其与自身设定的前提认识和可报政绩无关，由此而促使，直到2018年，小农户中的“新农业革命”被基本忽视。

在那样的官僚主义内卷动力下，国家农业政策长期偏重不符实际，夸大了的规模化农业，忽视了小农户所起的真正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其不符实际，许多规模化农业的成绩实际上都是虚拟的，要么是主要由国家的补贴、辅助和优惠来支撑的，要么是将实际上是采取与小农户间的订单、协议、“合同”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商业性单位，全都表达为规模化农业生产单位。

最精准的1996、2006、2016年的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基本数据，也因此一再被误导性地转释，忽视了其已经实际上一再证明的，全国真正意义的雇工经营的成规模资本主义农业，一直都没有超过务农人员中的3.3%，在2006和2016年的两次农业普查中，基本没有进展、没有扩大。（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2021a）而真正已经呈现于实际的小农户推动的“新农业“革命则一直都被忽视，直到2012年才被初步正视，被中央“一号文件”概括为“菜篮子”农业，由市长负责（粮食则由省长负责）。直到2018年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方才首次将小农户置于发展农业的中心地位，方才第一次提出须要依赖小农户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来真正将中国农业现代化。这一切都是笔者长期以来一再论证的要点。

另一个官僚主义内卷的实例是国家近年来强力推行的“双季稻”种植。笔者早已详细论证，自从196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粮食安全”而大规模提倡种植双季稻——当时的口号是“消灭单季稻！”）以来，人们（尤其是小农户）便已清楚认识到，“双季稻”需要接近单季稻双倍的劳动和农资投入，但由于第二季的（地力）产量的递减，也由于早稻、晚稻的质量（和村民的嗜好）和市值都远低于单季稻，它所带来的纯收益其实还达不到单一季的单季稻的水平。为此，进入改革时期，便基本完全被具有经营权利的联产承包小农户所放弃。

也就是说，双季稻实际上不是一个小农户为了生存而愿意从事的内卷化农业，而是一个被不符实际需要的官僚主义所强制推行的种植“模式”。2010年代再次兴起的，在全国一千个“产粮大县”推行的双季稻种植的大潮流，是全凭官僚体系的强力推行，加上国家的补贴来促成的。其政策和逻辑实际上受到不仅是小农户的抵制，更是地方上基层干部的抵制，因此而形成较大规模的弄虚作假来满足官僚们的不合理、不实际的设定。（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难怪，形成了国家投入越来越多，实效越来越少的“官僚主义内卷化”现象。

这是一个官僚和小农户对立的实例，也是小农户被内卷化官僚主义强制推进“超过密化”/“超内卷化”的“不经济的农业”的实例。它不仅强制逼迫小农户从事不愿干的（等于是）无值劳动投入，更排除了他们进入高值“新农业”的选择。它说明的是，最恶劣的官僚主义内卷化可以陷入与小农户利益敌对的一意孤行的错误。它说明的是，极端的官僚主义内卷化能够不仅无视小农户的利益，更能够成为与小农户利益对立的强制性政策执行。它是一种仅凭强制和补贴，以及莫明其妙的官僚化数据，来推动的脱离实际的决策实施。它是极端的官僚主义误识的内卷化执行的一个突出实例。

这一切说明的是，今后的农业政策必须正视小农户经营的关键性和其实际运作。真正能够推进国家和农业发展的不仅不是无视小农户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的政策而试图全力扶持、发展规模化农业，当然更不是与小农意愿敌对的政策那样的双季稻种植，而是借助于小农户的发展和创新动力的国家政策，正视小农户在新农业发展中已经做出的巨大贡献，延续并大力推进国家在市场经济中，赋权赋能予小农户的基本战略决策。那才是良性结合国家领导和小农户积极参与的正途。它所要求的是，有意识地制约、克服官僚主义的一系列弊端，借助国家政策与小农户利益的互动结合来推进中国农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它绝对不是官僚们无顾小农户主体性和能动性地来试图符合官僚体制所拟定的想象中的美国式农业“现代化”和“发展”。

毋庸说，在应试教育体系和企业管理方面也如此。需要的是，尊重一线教员们的意见和学生（及其家长）们的意愿，以及企业的一线职工们的意愿和主体性，让他们参与决策，协助管理，遏制官僚主义脱离实际和偏向形式化运作的弊端。目前的体系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更多元的制度来克服目前这个过度单一化、内卷化途径的问题，再逐步进入符合实际的真发展。

四

去内卷化：小农经济现代化的“东亚模式”

迄今在全球小农经济发展经验中，最突出和成功的乃是所谓的“东亚模式”（主要指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在其经济进入发达水平的过程中，避免了城乡悬殊差别的弊端。笔者多年来已经发表多篇论文证实此点（尤见黄宗智2015、2018）。简单总结，它是出自历史偶然性的演变：先是在日本明治时期，将地方政府主要职责确定为协助推动发展农业，而后是偶然地，在美国占领之下，受惠于一群特别认同于罗斯福总统比较进步的“新政”的影响下，终止了地主经济（立法将农村土地所有限定于不超过45亩地），并系统组织基于农村社区的综合性合作社（“农协”），为农民提供诸如（有折扣地）购买农资、农产品加工和运输、以及小额贷款服务。它实际上确认和确立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体系。

同时，国家配合这些基层合作社而建立了服务性的廉价批发市场（包括冷冻运输和储藏设备），不同于中国的由部门出资而设立的营利性（和缺乏冷冻储藏等服务）的批发市场，来落实大宗市场交易，借助那些批发市场来确定市价，并确定农产品符合标准。在那样的制度下，日本“农协”成功地成为具有全国市场声誉的“品牌”，克服了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一个基本问题。并且，在基层合作社的小额金融服务之上，建设了全国性的巨型银行，提供大额金融服务。

这些要点也在美国的决定性影响下，被同样偶然地相当程度实施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结果是在这些东亚地区的稳定农业发展，也避免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这样的过大的城乡差别。它可以说是全球迄今比较最突出的小农户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经济整体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中国则至今尚未能做到同等的农产品“纵向一体化”，良性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成绩，以及城乡同步的发展和社会公平度（可以见于众多基尼系数的比较和排名）。（黄宗智2015、2017c、2018）

其中的关键机制在，国家的有效领导和投入，加上普通农民个人以及村庄社区的良性配合，既防止官僚体系内卷化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也激发普通农民的自愿和为自身的和村庄社区的利益的积极投入和参与，克服无顾民众利益、无顾实际的，仅依据主观意识的官僚主义内卷弊端。笔者与其他研究者已经较详细论析，最近几年兴起的山东烟台市的实验“模式”及其由农民自愿参与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展示了类似的潜力（黄宗智2021、于涛2020、江宇2020、陈义媛2020、黄宗智编著，待刊）。总体来说，“东亚”农协模式堪称高人口密度小农经济的成功现代化的典范。

五

长远的发展战略：

国家与人民的良性互动合一

“东亚模式”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在国家与小农户的良性配合。首先是将小农户置于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认识到其特殊性和优良性，而不是无顾实际地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前提设定出发，或将被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虚构的“无为”国家设定为必须，或将虚构的资本主义规模化农场设定为必须。有的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发，拒绝市场机制，拒绝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然也采纳了其不符实际的（主要仅适用于现代工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教条，将资本主义经营认作必经历史阶段。有的更强烈倾向完全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意识，忽略小农户的创新性和潜能。因此，没有真正认识到小农户已经在“新农业革命”中展示的巨大建设成绩，由他们自主地积极配合市场机遇而大规模创建各种各样的新农业，显著地推进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期间，小农户虽然没有获得国家的重视和全面辅助，但仍然从自身的非农打工收入而成功地投入“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生产和“革命”。(黄宗智、高原，2013)

最近几年，尤其是2018年以来，相当部分的农业研究和管理人员已经认识到并发出了关于小农户的成绩及其创新能力的声音，认识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地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做出了可观的贡献。如果能够真正获得国家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设计那样的扶助和推进，并大规模推动其所设想的更蓬勃的城乡双向互利贸易，其实完全可以将“三农问题”更完全地转化为“三（小）农发展”，全面推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黄宗智2021b）

需要的是，直面“官僚内卷”和“农业内卷”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机制，但又相互作用的内卷化，系统推动国家，尤其是通过能够像烟台模式那样的超越官僚主义内卷问题的党组织来领导和推动，通过真正符合民众的利益和意愿的决策来推动农民的积极参与。借其来评审、确认政策的适用性，来防御、克服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弊端，激发农民为其自身，也为其社区的公益来推进、落实国家的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读者明鉴，这不仅仅是一个处理农业或三农问题的方案，更是一个解决应试教育内卷化问题的方案。鼓励创新和独立思考，借助、推进学生和教员们的创新能力和求真务实意识，而不是形式化的、由上而下的官僚内卷化组织，赋权赋能予第一线的教员们及学生们，才是克服脱离实际的、形式化治理问题的正确道路。

在企业管理中，可以同样克制官僚主义内卷倾向，仅顾及管理/官僚人员自身利益的领导和管理-治理方式，重视职工利益，赋权赋能予一线的职工们，包括真正代表他们利益和意愿的工会组织，让其掌握一定实权并参与企业管理，才是克制官僚主义内卷的正确途径。

“内卷”一词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是因为，在资源或机会相对稀缺的基本客观环境中，一旦加上官僚主义内卷化的治理和管理，会将许许多多的人们置于一种无意义的超激烈内卷化竞争之中，但人们为了不落队又不得不勉强参予那样的竞争，由此形成一种特别焦虑的心理状态，受其煎熬。想要拒绝不合理的竞争，但又不得不投入并参与那样的竞争，不然，便会被官僚体系所遗弃。目前的制度已经成为一种人们感觉乃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恶性体系，引起人们对其的广泛、深层的反应。

上述的仅是一些特别突出的领域中的实例，尤其是“三农问题”的内卷化实例，但应该足够说明其所展示的基本经验实际及其背后包含的机制。同时，也展示了去内卷化的出路和可能机制。其中关键在通过国家，尤其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理念的领导，确认人民的参与和主体性的不可或缺。两者良性合一，才是解决稀缺资源和官僚主义两者结合所形成的恶性“双重内卷化”的状态。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助于具有悠久历史的“集权的简约治理”的“第三领域”的优良传统。（黄宗智，2021c）它说明的是，国家领导与人民积极参与的良性结合，乃是内卷化的最佳药方，可以克制、摆脱恶性的官僚主义内卷中的形式化、脱离实际和无顾人民的弊端。适当领导和引导人民的参与，可以释放人民的主体性和巨大潜力，为其自身和社区的利益而参与并作出贡献，由此来推动全国家和社会的螺旋式发展。当然，也是一种长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学，更是国家长远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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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义媛，2020，《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载《求实》，第6期。

贺雪峰，2019，《规则下乡与治理内卷化：农村基层治理的辩证法》，载《社会科学》，第4期：64-70页。

黄宗智, 2014a,《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第一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1985)]，第二卷《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1990)]，第三卷《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2009]。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2，《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载《历史研究》，第4期：149-176页。

黄宗智、彭玉生，2007，《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74-88页。

黄宗智，2010，《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高原，2013，《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公司、国家，还是农户？》，载《中国乡村研究》, 第十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第28-50页。

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a，《“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载《开放时代》，第5期：143-159页。

黄宗智，2014b，《“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176-194页。

黄宗智，2015，《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东亚农业合作化历史经验的启示》，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18-35页。

黄宗智，2016，《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载《开放时代》，第2期：11-35页。

黄宗智，2017a、b,《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一）》，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第126-147页；（之二），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第152-176页。

黄宗智，2017c，《中国农业发展三大模式：行政、放任与合作的利与弊》，载《开放时代》，第1期，第128-153页。

黄宗智，2018，《怎样推进中国农产品纵向一体化物流的发展?--美国、中国和"东亚模式"的比较》，载《开放时代》，第1期，第151-165页。

黄宗智，2021a，《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中国克服“三农问题”的发展道路》，载《开放时代》，第3期：xxx-xxx 页。

黄宗智，2021b, 《中国乡村振兴：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21c, 《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中国民众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载

《文史哲》2021年第2期：5-15页。

黄宗智编著，待刊，《中国的新农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科技部，2020.2.20,《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moe_784/202002/t20200223_423334.html

赖骏楠，2016，《马克思 韦伯“领袖民主制”宪法设计的思想根源》，载《人大法律评论》，第一辑：151-179页。

李昌金，2019，《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问题与政策建议》，http://www.snzg.cn/article/2019/0417/article_42172.html

江宇，2020，《“烟台经验”的普遍意义》，载《开放时代》第6期，第13-26页。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

徐新吾，1992，《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于涛，2020，《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全文）——烟台市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红旗网，http://www.hongqi.tv/mzdxueyuan/2020-02-25/17476.html。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20.12.18.,《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https://www.sohu.com/a/438579614_260616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Demarest, Boris, 2017, “Kant’s Epigenesis: Specificity and Developmental Constraint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39, 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11081/）。

Duara, Prasenjit,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enweiser, Alexander, 1936, “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in Alfred Louis Kroeber, 1876-1960, Anniversary Volume, 1936, pp. 99-103.

Li Bozhong李伯重，1998，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cGee, R. Jon and Richard L. Warms, editors, 2013, Theor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 Encyclopedia. Vol. 1, Pp. 349-350. Los Angeles: Sage Publishing.

Tilly, Charles, 1975, “Western State-Making and Theor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 601-638.

本文载Rural China, 18.2（2021）和《中国乡村研究》第18辑。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