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位记者站在三位年过八十的老人面前：“叔叔、阿姨们，咱们拍上一张合照！”
老人们欣然允诺，其中一名叫做王庆莲的老奶奶忍不住感慨道：“想不到咱们三个还能再次见面？”
另一名叫祝仁波的老人笑了笑：“咱们也是大陆最后的军统了，犯过错误的人，还能活到今天就不错了！”
王庆莲、戴以谦、祝仁波
最后一名叫做戴以谦的老人听到这话摇了摇头：“哪的话，真要论起来，我们也是为抗战立过功劳的！”
这三位老人为什么自称是大陆最后的军统？他们犯的错误和立功又是什么？
军统公子
1925年，戴以谦出生于浙江，和七个兄弟生活在一起。
父母为了养活这八个孩子，每天都要没日没夜地工作，才勉强满足了孩子们的温饱。
一直到戴以谦的叔公在国民党里当上了官，家里的生活这才有了好转。
而这位当官的叔公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的军统之王——戴笠。
戴笠和戴以谦一家算是远房亲戚，但戴笠发迹以后也没忘了戴以谦一家，提供了不少帮助。尤其是在戴以谦兄弟八人的读书上，戴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戴以谦渐渐长大。
他的成绩是兄弟八人中最好的一个，所以1941年中学毕业以后，他被安排进了忠义救国军担任少尉接待员。
半年之后，表现出色的戴以谦被升任为军统东南办事处机要秘书，主要负责传递情报的工作。
起初，在工作中，戴以谦和戴笠的交际更多在于工作。
因为从戴笠踏入国民党权力核心后，和之前的亲戚就很少来往了。
戴以谦在担任秘书期间表现出色，戴笠虽然不知道戴以谦的身份，但却对戴以谦的能力十分欣赏。
不过，戴笠并没有将戴以谦留在身边，他生性多疑，别说是一个远房亲戚，就算是亲生子女，一个在国民党、一个在共产党的情况，也不少见。
巧合的是，在一次递交情报的过程中，戴笠无意间与戴以谦多聊了几句。
当得知戴以谦是自己的侄孙以后，当即便将戴以谦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从此以后，只要戴笠在东南一带有工作，都会将戴以谦留在身边当随从。
戴以谦有能力，又有戴笠这个靠山，在军统局中更是如日登天。
但和很多人不同的是，戴以谦虽然年轻有为又背景深厚，可他自己却是一个谦虚平和的人。
也许是从小和七个兄弟生活在一起，戴以谦很懂得交际，性格好有耐心，好到即使是毛人凤这样的魔头，都认为他不适合在军统局工作。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戴以谦始终在东南一带负责情报工作。
凭借他过人的胆识和机智，好几次都在日本人手下化险为夷，取得重要情报。
而除了戴以谦以外，他的另外三个兄弟戴以勉、戴以胄、戴以炀也都参加了抗战。
其中戴以炀在对抗伪军时遇害，而戴以胄则是在解放战争结束之际，死在了国民党的监狱之中。
戴以谦
抗战的几年时间里，戴以谦一家人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戴以谦也靠着自己的功绩和人际关系，在军统局内混得风生水起，不论是哪个派系的特务都和他关系颇深。
遗憾的是，戴以谦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刚正不阿，可是在面对革命时却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内战，而戴笠也遭遇飞机事故去世，戴以谦一下便失去了自己的靠山。
新上任的毛人凤将军统局中其他戴笠手下的人一一清剿，唯一放过了戴以谦，让戴以谦前往华北负责情报工作。
以毛人凤的狠厉程度，他能放过戴以谦，可见戴以谦的人缘之好。
当时有不少人劝说戴以谦起义，但戴以谦始终都没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影响了地下党在北平的工作。
在北平起义之后，由于没人发现戴以谦过去的恶行，于是他便回到了老家江山过上了安静的生活。
一直到1958年，戴以谦的罪行暴露，解放军在江山抓到了正在打工的戴以谦，判处了他五年监禁。
这五年里，戴以谦的妻子因为戴以谦的身份敏感，而选择带着儿子改嫁。等到五年之后，戴以谦从监狱里出来，他已经陷入了举目无亲的状态。
图源网络
戴以谦知道自己犯过错误，所以没想着再找一个老婆，孤零零一个人在江山打工过活。
晚年以后，当地政府了戴以谦，发现他一直一个人过活，于是将他免费送进了养老院，每个月还给他发130元当作生活费。
起初，戴以谦不愿意接受政府的优待，认为自己仍然是犯过错误的人。
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他的错误在五年监禁结束以后便结束了，现在政府要为他在抗日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而奖励他。
晚年得到了保障，戴以谦对自己的身份不再那么敏感了。
看着每天来帮忙的志愿者，他不由好奇地询问道：“大陆现在，还有跟我情况相似的人吗？”
听到戴以谦老人的话，志愿者们也来了精神，便开始帮助老人寻找他过去的“同事”。
没过几天，志愿者们便在江山找到了另一位曾经的军统特务——王庆莲女士。
美女特务
1928年4月，王庆莲出生于浙江江山的一个普通家庭。
她的父母都是农民，靠着家里的几口良田，一家人还算是衣食无忧。
但是还不等王庆莲长大，她的父亲便因病逝世。
只身一人的母亲没法独立完成农活，只能将王庆莲送到外婆家中生活，自己则想方设法做生意养家。
一开始，王庆莲的母亲生意做得不错，王庆莲还有进学校读书的机会，但是在王庆莲读到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生意逐渐没落，再也没有供孩子读书的盈余。
王庆莲的母亲本想找一个好人家将王庆莲嫁出去，但她又可惜王庆莲一肚子的墨水。
毕竟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王庆莲的学习成绩都是学校里的佼佼者。
王庆莲的母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帮王庆莲报名了军统局的考试。
当时的军统局在面对普通人时，招人的要求极其之高，所以王庆莲母女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但出人意料的是，王庆莲不仅一次就考入了军统局，而且还是以出色的成绩进入的军统局。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王庆莲以出色的训练成绩成为了军统局本部的一名译电人员，在国民党著名情报人员姜毅英手下工作。
年轻的王庆莲学习速度快、工作也十分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同事、领导的认可。
她破译和加密的电报，为国民党的抗日活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甚至连蒋介石都听过王庆莲的名字，两次在大会中与王庆莲见面。
可是虽然王庆莲翻译电报翻译得愈发顺手，但她没过多久就逐渐对这份工作失去了信心，开始流连于舞厅之中。
别看戴笠、毛人凤等人都是情报界的一把好手，但实际上军统局和整个国民党一样，都是一滩浑水，里面满是摸鱼之人。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工作质量高、效率快的王庆莲反而是一个异类。
另一方面，王庆莲也不喜欢国民党内部的风气。明明中国人的敌人是日本人，可上级却经常让他们监视一些自己人。
要不是为了养家，王庆莲早就辞去军统局的工作了。
所以等到抗战结束以后，王庆莲看家里的生活也安定了下来，当即便选择离开军统局，在杭州一带进行工作。
由于王庆莲担任特务的三年间从没做出任何迫害同胞的事情，所以战后的清算也跟王庆莲没什么关系。
只是在动荡时期，王庆莲遭到了一些迫害，甚至差点投江自尽。
幸好有好心人及时地发现了她，这才没让这位善良的“特务”丧命当场。
一直到1981年王庆莲才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当中，此后就一直跟丈夫与儿子过上了安静的生活。
当看到志愿者们来访时，王庆莲的第一时间还有些紧张。
可当她听到戴以谦的名字以后，立马释然了，还兴奋地告诉志愿者们说：“我还知道一个‘老特务’，他名叫祝仁波，现在应该还在宁海县生活！”
军统技师
祝仁波，1922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但他的遭遇却比另外两位“老特务”要曲折的多。
出生没几年，祝仁波的父母便先后去世，祝仁波自己从小就寄人篱下。
所幸祝仁波还算比较懂事，从小学习成绩就极其出色，所以长大成人之后被安排进军统局当职。
不过和王庆莲、戴以谦相比，祝仁波算不上军统特务，倒更像是个军统技师。
祝仁波主要负责的工作是维修电台，这在如今看来是一件普通的工作，但在当时却是只有尖端人才才能完成的工作。
抗日战争的几年间，祝仁波多次在关键时刻修复电台，保证情报的传递。
甚至有一次，他还临危受命，迎着敌人的炮火深入日战区修复电台，为主力部队正面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名技师，祝仁波不用参与军统局里的明争暗斗，也不用跟其他特务一起迫害同胞。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祝仁波和妻子留在大陆做起了机电维修工作。对于这份工作，祝仁波十分自豪。
只不过在1952年以后，祝仁波的生活却突然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这不仅是因为他过去的生活，更是因为他妻子的身份。
祝仁波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叛徒顾顺章遗留下的独女顾利群。
在顾顺章叛变以后，三岁的顾利群成了顾家唯一的幸存者。
祝仁波也是在顾利群舅妈的介绍之下，在1948年与顾利群坠入爱河。
两人身份特殊，但彼此间的感情却十分真挚。祝仁波自己都评价这段爱恋道：“如同昙花一般美好！”
遗憾的是，昙花虽然美丽，但却只能绽放一瞬。
1952年，祝仁波和顾利群被迫分开，互相与对方划清界限。
此后祝仁波开始了农场中的劳动，一直到1978年祝仁波才来到宁海县，再次回到了机电维修的工作当中。
起初，当地的乡亲们得知祝仁波曾经是个“特务”，都十分看不起祝仁波。
但是随着交往时间的增长，乡亲们也逐渐被祝仁波谦恭的态度和出色的机电技术所折服，接受祝仁波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看到志愿者们来找自己，祝仁波老人开心地展示了自己“抗日老兵”的证书。
接着，在志愿者们的组织之下，祝仁波决定去江山县与另外两位“同事”见见面。
2013年，三位老人在江山县见了一面。过去的他们虽然有过几面之缘，但却没有过多的交集。
而在60多年后的当下，几位老人却有说不完的话。
无论是过去在军统局中见证的腐败与黑暗，还是这六十多年的坎坷生活，他们彼此都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最终在志愿者的帮助之下，三位老人微笑着拍了一张合影，也算是对自己过去的身份，做了最后一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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