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农历庚戌年，这一年八月，蒙古俺答部率军大举入侵，明廷京师第二次被围，酿成重大的历史事变，历史上称为“庚戌之变”。“庚戌之变”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根源，它是嘉靖帝对蒙古族尤其是俺答汗采取“绝贡”政策的直接结果。

1、庚戌之变发生的时代背景

在明代，入贡、通贡乃是周边各族(包括海外诸国)与明廷之间经常进行的交往，明廷为此而采取了一应制度化的措施，规定了各部不同的贡期、贡道、贡物以及赏赐、赏赉等，对于这些制度化的措施，我们可以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即“朝贡体制”。

明廷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朝贡体制"具有两种社会功能：

第一，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臣服、接受封号，构成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的特殊形态，即朝贡体制下的羁縻统治，这是边疆少数民族高度自治情势下对中央王朝的认同。第二，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央王朝的进贡和中央王朝给予他们的赏赐、回赐物品以及会同馆的交易，形成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双边经济交流，即朝贡体制下的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的正常进行沟通了边疆草原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弥补了游牧经济的不足和缺陷。因此，朝贡体制所表现的明廷与蒙古族之间的政治、经济结构特征，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蒙古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历史表征。

在明武宗正德以前的几个朝代，朝贡体制的运行基本上都比较顺利，自永乐以来历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数朝，明廷最高统治集团比较好地处理了与蒙古族的通贡关系，从皇帝到内阁以至边关督抚，都能正确对待蒙古族的入贡请求，因此朝贡体制也得以正常运行。但是自从弘治十七年(1504)之后直到嘉靖十一年春天(1532)，由于蒙古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达延汗统一等因素的影响，蒙古和明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中断了将近30年。

早在嘉靖十三年，俺答就已开始和明廷接洽通贡事宜。嘉靖二十年(1541)秋，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第一次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

在请求中，他描述了先朝在朝贡体制下“汉鞑两利”的好处；其次，他申诉了近来每岁入掠的缘故是由于贡道不通；第三，他展现了允许通贡以后塞内种田、塞外牧马、永不相犯的和平图景。当然，最后的纵精骑南掠之语也确实具有威胁性。

但是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俺答所表达的是蒙古族大众的真实想法，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两种必然的前景，而此时此地历史具体地向哪个方向发展，则全要看明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如何了。嘉靖将眼前出现的和平契机轻易地放过，他拒绝了俺答汗通贡的请求，使俺答恼羞成怒，“遂大举内犯，边患始棘。”

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俺答再次派石天爵到大同请求通贡，结果却被新任大同巡抚龙大有诱捕，“上之朝，诡言用计获。”世宗不察，竞将龙大有升为兵部侍郎，“边臣升赏者数十人，碟天爵于市。”这次蒙古骑兵深入四十余日，劫掠十卫、四十余县，杀掠男女二十万，掠夺牲畜二百万头，焚毁公私庐舍八万处，蹂躏田禾数十万顷，抢夺衣物金钱更是无数，京师再次为之戒严。

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在石天爵事件过去四年之后，俺答第三次向明朝提出了通贡的请求。然而明朝边将又一次杀使绝贡。前次是政府官员因杀使绝贡而受升赏，遂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次只是个总兵官的家丁，竟有如此胆量敢于杀使冒功，这定将引发蒙古军新的一番大规模入掠，明朝边事之坏于此可见一斑。使臣被杀后，俺答又发动了一番入边抢掠。

到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俺答又派出“夷使李天爵资番文至"，第四次提出通贡之请，并且言辞恳切，可是结果十分令人遗憾，嘉靖帝的旨意是：“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边臣未能除凶报国，乃敢听信求贡诡言，辄骋浮词，代为闻奏，殊为渎罔。其令总督官申饬镇巡诸臣，协心殚力，通事入役违法启衅者，处以重典。”明世宗再次堵死了通向边疆民族和平之路。

到了嘉靖二十八年，俺答仍不放弃通贡的要求，但他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拥众到明朝军营外，“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同时又利用被掠放回的人传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翁万达在边防前线得到这个消息，赶紧上奏给世宗，世宗则回答说：

“求贡诡言，屡诏阻隔，边臣不能遵奉，辄为奏渎，放不问。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其有家丁通事入等私通启衅者，廉实以闻，重治之。”

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嘉靖皇帝本人，以其褊狭刚愎的性格，顽固地拒绝和蒙古的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以后，整个北边防线上一直是刀光剑影，战争不断，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终于酿成明代北部边防危机的第二次高潮，导致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

2、庚戌之变明廷有多束手无策？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六月，俺答内犯大同境。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遇伏身死。因失去二将朝廷逮捕宣大总督郭宗皋和大同巡抚陈耀，再起用翁万达为总督。翁万达正在广东老家，未到任，而以侍郎苏佑摄其事。在复河套之议中攻击曾铣的仇鸾，因贿严嵩子严世藩而得到宣大总兵的职务。

八月，俺答再率众到大同境，总兵仇鸾惶惧无策，以大量财物贿俺答，让他转移进犯方向，不要犯大同。俺答得贿后，拥众向东，见宣府有准备，再向东犯蓟州。八月十四日，俺答沿潮河南下，迫近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古北口)。十六日，俺答以数千骑攻古北口城，都御史王汝孝全力抵御。俺答一面督兵佯攻，一面派精兵绕到黄榆构(在今古北口西)，溃墙而入，直入密云(今属北京)、顺义(今属北京)，大肆杀掠。八月十七日，抵达通州(今北京通县)。

当俺答进犯蓟州的消息传到京师时，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报告世宗，只是下令蓟州镇、抚官严加防备。后来警报日急，才发边兵1.2万骑，京营2.4万骑，分布宣、蓟诸关隘，但并没有立即到达各守地。俺答溃墙而入，巡抚顺天御史王忬连夜上疏，请求议战守之策。

同时，自己移驻通州，一面组织官兵抵御，一面把潞河(北运河)内的船只尽收泊西岸，使之不为敌所用。俺答到达通州为河水所阻，与明军隔河对峙。王忬又上疏，请求朝廷支援。京师震恐，急忙调集诸营兵守城。这时京营军除派出的2万余骑外，所剩只有四五万人，而且有一半是老弱之兵。武器要现从武库领取，管武器库的宦官索取费用，迟迟不发，京城的守卫组织不善。这时丁汝夔才报告给皇上。

世宗一听，十分吃惊，匆匆忙忙根据兵部尚书丁汝夔、内阁首辅严嵩等的提议，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傅提督北京九门的防守，每门派文武大臣各13人；召集应武科考试者千余人，分从诸大臣策应；召集民间义勇，置于诸城门间；释放狱中的故边将戴伦、徐仁等，各给兵万人或数千人，令其立功自赎；令甘肃巡抚右佥都御史王邦仪率兵驻通州；令诸镇兵援助京师。

八月十八日，仇鸾率大同兵2万至通州河西。仇鸾在贿赂俺答，使其东行之后，就假惺惺地上疏，说侦察到俺答东犯蓟州，请求应援京师，并率所部至居庸关。俺答溃墙而入，召诸镇援，他最先到达。接着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率5000骑到达京城，延绥副将杨楫率3000骑至，河间、宣府、山西、辽阳各地兵也先后到达，共5万余人。各地兵到达之后，粮食一时无处供给，士卒抢民粮就食，仇鸾的大同兵抢掠尤甚，不亚于俺答。由于世宗袒护，无人敢管。

二十日下午，俺答渡通州河而西，前锋700余骑到北京安定门。二十一日，俺答逼迫都城，大肆劫掠，当晚“火光烛天，德胜、安定门北，人居皆毁”。是日，以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官兵，杨守谦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协同提督军务。仇鸾率诸地兵不敢进击，只是派人与俺答联络，允许通贡，以求保住自己。杨守谦率兵迫近敌营，因后续无兵，也坚壁自守。

先是二十日，俺答兵曾至北京东直门掳御厩内官8人。俺答让他们持书面报朝廷，要求通贡。二十一日，世宗召集大学士严嵩、李本、礼部尚书徐阶研讨对策。严嵩说：“这是礼部的事。”徐阶说：“这虽是礼部的事，还要皇上决定。”世宗说：“正是要商量。”徐阶说：“俺答现在驻兵在近郊，而战守之策一无所有，如果行权宜之计，允许通贡，恐怕将来他的要求就没有止境了。”又说：“如果他要求通贡，首先要退出，然后遣使大同，由大同守臣上报朝廷，朝廷才可以允许。”

接着召集廷臣集议，有的主张通贡，国子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认为一旦允许通贡，俺答3000人进入城内，内外夹击，怎么抵御?而且现在允许通贡无异是城下盟。众大臣也不同意，通贡之说乃止。

八月二十二日，俺答犯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今属北京)以西，保定震惊。诡谲的仇鸾不出击，请示严嵩，严嵩说：“败于边可隐，败于郊不可隐。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策。”仇鸾声称出击，实际按兵不动，并割取已死的鞑靼兵报功，取得世宗的宠信。

当时通政使樊深上疏指出：仇鸾与鞑鞋相持，不曾一战，是“养寇要功”。世宗不但不怪罪仇鸾，反而将樊深贬黜为民，并把军队不敢出击的责任全推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和左侍郎杨守谦，将他们逮捕下狱，于八月二十六日斩首。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撒退，“前后所掠男女骡畜金帛财物既满志，捆载去”，欲从白羊口(在今北京昌平西)出塞。仇鸾统10余万军队，不敢发一箭，只是尾随着退去的鞑靼军。俺答到白羊口受到明军的抵抗，不得出，遂抛弃一些牛羊和掳掠的妇女，向东行，至昌平(今属北京)与尾随的仇鸾军相遇。仇鸾军毫无准备，鞑靼兵纵骑入阵，杀伤明军1000余人，仇鸾几乎被俘。但仇鸾军却杀平民报功。俺答军仍沿着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师解除威胁。

八月二十八日，俺答军全部出塞。连日劫掠，鞑靼兵疲惫又要照顾劫掠辎重，队形大乱。但明军不敢进击，只是远远地在后边尾随，直到石匣营(今北京密云北)、古北、张家等口外，看着鞑靼军远去才返回。

俺答此次进犯京畿，除进出在边防稍有受阻外，一入内地如入无人之境，欲东则东，欲西则西，烧杀劫掠，任自为之。导致俺答进犯京畿的仇鸾，成了反俺答、保卫京师的功臣，官秩一升再升。俺答进至北京城郊，十几万“勤王”军队竟没有一点战守的办法。严嵩采取“饱将自去”的害民、保己政策，将领们看着俺答劫掠而去，京城士卒一出城门涕泣不止，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明廷政治腐败、军队将领无能和京城守卫的废弛。

实际上，鞑靼并不强大。它未敢进犯宣府，因为宣府有备；它没有从白羊口退出，因为白羊口闭关抵御。这就证明，如果明军真能奋勇抗击，鞑靼决不能进至京畿，肆无忌惮地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