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主体格调为平淡。

北宋山水诗个体风格丰富多样，但主体审美意味同归于宋调，意境平淡、清远、旷逸为其根本特征。自王禹偁至陈师道大小山水诗家均在此轨迹内上下而行。

宋初白体、晚唐体、昆体主体即是以平淡为境。

白体以唐白居易闲适悠游、流连光景为宗，主要指吟风弄月之元和体。此类作品以优闲、淡远为风格。

不仅李昉、李至《二李唱和集》如此，即令王禹偁山水诗亦多见，少有风格激昂、豪迈者。王禹偁代表作《山行》清丽、淡远、幽凄可见。

昆体原为矫白体浅俗而来，亦是以晚唐为宗，虽标榜学李商隐之华丽，但实则丽中多清，亦无雄阔之气。

同为晚唐，无论贾岛、姚合到皮日休、陆龟蒙等，其诗风均以清淡、平远为主。

宋初山水诗之主体、诗宗晚唐之晚唐派，其山水诗自然以平淡为要。

九僧、林逋、魏野、寇准之山水诗无一不以凄清、清淡凸显。

林逋《孤山雪中写望》、魏野《暮秋闲望》、寇准《春日登楼怀归》均含凄清，林逋《山园小梅》名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平淡、清逸历来广为称道。

北宋中期，欧阳修、梅尧臣等更是力主“平淡”，将宋调基本定型。

《六一诗话》言：“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欧阳修所引不仅在于表白梅尧臣诗学思想，亦为认可、共鸣之征，可见“平淡”论乃二人共同观念。

梅尧臣自言“因吟适性情，稍欲到平淡”（《依韵和宴相公》）、“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方回谓“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平淡而丰腴”平淡非平庸，亦非寡淡。苏轼不仅继续推崇平淡论，亦阐明平淡本质，言“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于诗亦然……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书、诗艺术相通，书法之“萧散简远”亦是诗歌之“简古”“澹泊”，均以平淡为工。

唯有艺术高超、醇熟才可至“平淡”境界，“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苏轼以陶诗为平淡，故自称“独好渊明之诗。

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

苏轼所论平淡本质，亦于梅尧臣言尽意余之论等通：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

可见诗人所求平淡绝非简单之诗，更非简单之事。

王安石虽无直接平淡之论，但观其山水诗作如《北山》《登飞来峰》《泊船瓜洲》等，平淡、清逸凸显，叶梦得谓之“意与言合，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

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其用意亦深刻矣！”黄庭坚称荆公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荆公山水诗言少意多，正在平淡之中，故吴之振评曰“闲淡”。（《宋诗钞•临川诗钞序》）及至黄庭坚、陈师道，虽有骜峭，但同样以平淡作为山水诗意境之典范。

如黄庭坚《与王观复第二书》称赏平淡，谓“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齿凿痕，乃为佳耳”要之，诗求平淡、平淡为高乃是北宋山水诗家共同艺术意识。

个中缘由源于北宋诗人冷峻、理性社会环境，同时亦是诗人深受道佛（禅）浸润、好学静思、才学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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