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56年后来到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保密局)特务很快就熟悉了环境,在1959年特赦的消息刚传出的时候,绝大多数战犯都欣喜若狂,这几个将军级特务却很快地恢复了冷静。

沈醉在回忆录《人鬼之间》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徐远举这个“义务邮递员”一开始也很兴奋:“他迎着收工回来的队伍像发了疯似的,手里挥舞着高高举起的报纸,操着湖北而又带点四川的口音,大声狂叫:‘好消息!好消息!’(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抢过徐远举手中的报纸,刚看了几眼,康泽就晕了过去:康泽总认为自己是和戴笠齐名的大特务头子,被抓后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忽然听到特赦消息,他就像中了举人的范进一样,有点失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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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紧紧抱住杜聿明准备转圈圈,杜聿明不断拍着肩膀让他冷静,可康泽就是冷静不下来,他转着圈跟身边的同学握手,转来转去就把自己转晕了,医护人员检查后发现是血压升高,只好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

除了康泽,还有一个人的表现更离谱:“正当每个人都还暂时沉浸在这一片寂静声中时,忽然听到另一个高大嗓门尖叫一声:‘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只见站在最后的一个人,大叫一声之后,把上衣全部脱掉,向附近的柿子树林狂奔乱跳。”

这个狂奔乱跳的家伙,沈醉认识:此人乃蒋军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是也!

宋清轩上演速度与激情,管理员和战犯同学们老鹰捉小鸡,但是超级兴奋的宋清轩跑得也是超级快,连身手不凡的沈醉也追他不上。

眼看宋清轩就要突出重围鸿飞冥冥,沈醉发现“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员瘦将”,这员瘦将就是《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原军统中将、杜聿明的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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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是看过《儒林外史》的,他看着眼前这个姓宋的范进,也想当一回“老丈人”,沈醉也很期待,但是最后他们都失望了:“吹来的一阵凉风,使这个赤膊大汉猛地清醒过来,才跟着文强慢慢走了回来,省掉了挨耳光。”

大家围追堵截“宋举人”消耗了大量体力,但是晚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却谁都吃不下去,扒了两口之后就拿起报纸议论纷纷,只有杜聿明、沈醉、徐远举三个人比较冷静,他们离开喧闹的人群,开小会。

杜聿明内心喜悦却不形之于色,徐远举叹了一口气:“不能太乐观了,报上说的是‘一批’而不是全部。‘一批’究竟是多少,有哪些人?还未明令公布,要看下文分解。”

经徐远举提醒,这三人研究后得出了结论:可能是把一些职位较低、民愤不大的人先赦出一批,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和这些人出去后的表现,再考虑继续赦其余的人。

徐远举不愧是特务出身,他不但准确分析出是部分特赦而全部非大赦,还通过观察,锁定了将在第一批特赦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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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消息见报的第二天上午,战犯学员们整理好内务正常工作,沈醉正在葡萄地里剪枝除草,徐远举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边:“看!为什么这些记者采访、拍照、拍电视片,老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几个人?”

徐远举这一提醒,沈醉也发现了:果然不是找所有的人谈话和拍照,有一个平时最不积极的见天特别卖力的“同学”,忙得满头大汗,但摄影机的镜头连扫都没有扫他一下。

这两个特务将军马上分析出:特赦是分批的,第一批肯定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

事实证明,徐远举还真不是吃干饭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上有三十三人,十人来自功德林,功德林十位特赦者,杜聿明和王耀武排在前两位,沈醉和徐远举都榜上无名。

特赦令有了,特赦名单还没有公布,沈醉有些沉不住气了:“特赦令颁布这么久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会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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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心里可能比沈醉还着急,但是看问题显然比沈醉更深一点杜:“这还用得着怀疑,都在忙国庆,暂时顾不上这些,是可以想得到的。”

杜聿明这次是预测准了,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杜聿明榜上有名,名落孙山的沈醉一肚皮没好气,送行的时候居然不跟杜聿明握手,杜聿明当然知道沈醉的失落,就好心好意地安慰:“你不能泄气,也没有理由泄气,既有第一批肯定会有第二第三批,你今天还不符合特赦的标准,好好再争取一下吧!我在外面等候见你。”

没想到沈醉听到安慰的话,居然急眼了。杜聿明并没有把沈醉的嘲讽放在心上:“老弟,请记住时间,你还不满10年嘛!”

杜聿明此言一出,沈醉才发现自己的格局和细致都不如杜聿明:特赦令上对特赦人员有两条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改造期满十年,而沈醉是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研究特赦名单的时候,沈醉没满十年,特赦名单宣布的时候,他还是差四天才满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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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28日,第二次特赦在押战犯时,沈醉也得到了特赦,同一批被特赦的,还有李仙洲、范汉杰、庞镜塘、罗历戎。

第一批特赦,代表待特赦人员发言的是庞镜塘,庞镜塘第二批被特赦;第二批特赦,徐远举代表待特赦人员发言,沈醉就预测徐远举将在第三批特赦,徐远举摇了摇头:不合辩证法!”

徐远举的第三次预测又准了:往后的每次特赦,徐远举都代表待特赦人员发言,但是每次特赦都没有他。

熟悉那段历史或看过《红岩》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在被捕的军统(保密局)特务中,以周养浩和徐远举最为罪大恶极,徐远举和周养浩的“改过自新”也不完全是真的——1975年全部特赦,倔强的文强选择留下,“表现良好”的周养浩却像吃了秤砣一样要跑到岛上去找老蒋,被小蒋拒绝(当时老蒋已经病危)后,他宁肯飘零海外也不肯回来,由此可见,这些特务都很善于伪装,如果徐远举早一些特赦,也很难说他一定会像沈醉杜聿明那样安心留下来当文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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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细看沈醉回忆录及相关史料,就会发现在1959年特赦前后,徐远举预测对了三次,杜聿明也说对了两次,而沈醉一次都没猜对。

沈醉的精明程度,并不在徐远举之下,他为什么在特赦前后一连猜错了五次?这个问题,我们在1980年才找到答案:沈醉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在起义后犯了一点小错的“起义将领”——他跟李弥余程万等人结为七兄弟,准备在卢汉后面搞小动作。

沈醉认为自己虽然犯了“小错”,但毕竟在起义通电上签过字,还曾命令手下特务放下武器交出电台,也算有功人员,特赦的时候应该被优先考虑,这就叫当局者迷: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沈醉在第一批特赦,会不会有云南起义将领提出反对意见?周养浩被特赦后露出了本来面目,如果徐远举活到全部特赦的1975年,他会做出与周养浩不一样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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