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关于传记写作的答问

原创韩石山文学自由谈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建军先生，指导他的研究生朱钇淼同学，对我的几本徐志摩传记做研究，写论文。朱钇淼同学提出十一个问题，要我回答，遂逐题答之。

问1

在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深受史学传统的影响，但传记并非历史，您是如何看待“文”与“史”的关系的？

我是学历史的，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我从来就认为传记是史书文体之一种；叫传记文学，纯属瞎扯，无聊。这个道理，我在2001年印行的《徐志摩传》初版的序里早就说过，略云：不应把体裁、内容、文学品质混为一谈。文学是文字的一种品质。它是一种光芒，一种境界。好的文字具备了这种属性，才能叫文学或文学作品。不具备，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串一串的字，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给体裁或内容后面加上“文学”二字，是1949年鼎革后特有的文化现象。过去叫特写、报导，加上“文学”二字就成了报告文学；过去叫史传，加上“文学”二字就成了传记文学。还有什么煤矿文学、海洋文学、环保文学，以题材命名就更荒唐了。现如今作家这么多，这么烂，就是缀以文学的名目太多了。

往早里说，古代中国，并没有什么现在说的文学作品这个概念，也没有现在流行的这么多的文学体裁。用字写下的，分为文与笔。文主抒情，体裁是诗赋歌吟；笔主记事，体裁是史传笔记。近世以来，笔记兼具了抒情的功用，无以名之，又贴切名之，遂叫成“散文”（无韵之文）。严格地说，散文也是史传记事之一种，算不得文学作品的体裁。只有具备了文学的品质，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

我说的这些，你不必认同。一开始先说下这样的话，对你后面理解我在传记写作上的追求有好处。

问2

您的《徐志摩传》，语言十分严谨、客观，几乎把它当作一本“史书”来写；而在《非才子的徐志摩》中，则采用了清丽雅致的散文笔法，语言轻快、诙谐。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产生这种转变？

《徐志摩传》非是我最早的传记作品，此前曾写过一部《李健吾传》。徐传是领受下的任务。北京一家出版社早就定下写的人，人家顾不上，要收摊子了，听说我写过传记就让我来写。写过一部，再写一部，总得在体例上有所不同。思之再三，决计用传统的纪传体，即将徐志摩当作一个帝王来写，家庭是世系，本传是本纪，交游是列传。既用了纪传体，文笔就要往史传上靠，尽量的简洁，准确，当然也不会不考虑到畅达。

韩石山著《徐志摩传》

写《非才子的徐志摩》，也是领受的一个任务。一位在地方文艺出版社当老总的朋友，知我先前写过一篇文章，叫《非才子的徐志摩》，也就四五千字吧，忽然就动了“歪心眼”，说老韩啊，这个做书名就很好，你干脆就写上本《非才子的徐志摩》吧。其时疫情已开始，我在京师赁居，闲着也是闲着，就答应了。

写过他的传，还写过他的图传，这样一本“非才子”的传，该是一本“偏传”——偏瘫之传了。怎么写呢，又不得不慎而思之。

现时代的作家，多是早先写什么出了名，就把自己定位为什么作家。比如早期写几个短篇小说出了名，就把自己定位为小说作家，往后发展，也是个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一条路往黑里走。写散文出了名的就是散文作家，写报告文学出名的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往后再写别的题材，就像女人事了二夫，品行上有了污点，好女人是不干的。

中国的作家，所以那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是以文字的品质定文学，而是以写作的门类与内容见高下。这样的饭太好吃了，谁都想凑上来啃两口。

青少年时期，我一直在上学，学校出来好多年又在教书。学的是写文章，教的也是写文章，写文章的道理还是懂点的。在我看来，字写下的，都是文章。文章者，首在体例，次在写法。写法者，不外起承转合四个字。一篇文章，格局太小，体例上玩不出大花样。一本书可就不同了，体例上创了新，不惟事半功倍，还能收到意料之外的欣喜。

写这么一本新的徐志摩传，不写他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就少了撩人兴致的东西。不写性情，又要见出品质，不写际遇，又要见出功绩，干脆填写履历表算了。起初或许是鄙薄，细一想，噫，这不也是个新招吗！好，就这么办。既然选了这么个别致而枯燥的体例，毕竟是一本书，是要人看的，文笔上就不能不格外用心，尽量让叙事生动些，风趣些。这或许就是你看出的叙事风格的不同吧。

问3

《徐志摩传》《悲情徐志摩》《徐志摩图传》和《非才子的徐志摩》四部传记是怎样一种关系？这四部传记所用的史料，既有交叠也有差异，您在选择史料方面有何依据？

您问这四种徐志摩传是怎样一种关系，足见您此前下的功夫不少，推勘比照，看出了门道。四部传记，并非以时间顺序写出，也非是一本一本单独完成。1997年夏，《李健吾传》甫一出版，就接下徐传这个活儿。出版社给的期限是一年，我说一年肯定不行，他们也就放宽了，说由你吧，只要写成就行。我知道，徐志摩和李健吾在文学史上是两个档次，写徐传可谓名山事业，能怎么好就怎么好。一是不惜资金买资料，像影印本《晨报副刊》，一摞子十几本，换了别人是不会买的，我见了就买下。二是先编年谱，这是我上学时看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就知道的规矩。写《李健吾传》时就编了，这回更要编，比写李传时还要细。有了年谱，写起来才能前后关联，左右逢源。大约1999年夏天编起了。此时，安徽有个搞书的朋友来山西，约了两个朋友，要我俩一人给他编一本图传。知道我正在写徐传，便说你编徐志摩的吧，字数不要太多，有十二三万字就行。定了日期，让限期交稿。当下就给了一笔订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此事不难，很快就写起交了稿。之后就是写我的徐传了。用纪传体的写法，就是在这前后定下的——是前还是后，记不清了，之前会想到，之后定下来是有可能的。十二三万字的图传文字，正好是一个生平梗概，也可说是个略传。若按纪传体，恰是“本纪”的样子。纪传体史书中帝王的本纪，相当于朝代的编年事略。用在徐传里，就是传主的生平。前面配上他的家庭（世系）， 后面接上他的交游（相当于列传），不就是一本纪传体的徐传了么？有年谱，整合起来就不是个事儿，不到半年就交了稿。出版后大获好评，中央台的“读书时间”栏目还邀我去做了一次访谈。给安徽朋友的书稿（包括图片），后来没有出成书，这位朋友也够义气，没让退订金，而把文稿和图片全退给了我。过了几年，有朋友推荐，我们一起写成的三部书稿，同时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名人传记。自然不能叫图传，各自另取了书名，我的这本叫成了《悲情徐志摩》。

韩石山著《悲情徐志摩》

真正的《徐志摩图传》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的。此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就是最初约我写徐传的出版社，在徐传初版之后又出了一种豪华本，销得很好。广东出版界的一位朋友说，你给我们搞个图传吧。说实话，这正是我的心中想。北京十月的徐传，偏重史实的钩沉，细节的梳理（徐陆首次交合是此书的一大亮点），对思想的探究，事功的评价，几乎没有涉及。好长时间了，我就想写一本《徐志摩评传》。也是此前材料不足，比如徐的《府中日记》，以前只见到报上的介绍文章，并未见到真正的日记本子。几年过来，材料多了，熟门熟路，很快就编起交了稿。你看目录就会发现，此书重在对徐志摩的评价上，比如第二章叫《做一个汉米尔顿》，第三章叫《一个最能适应西方社会的中国文人》，都是从思想层面着眼的。这个图传，广东出的很精致，到了2022年3月，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了新版，我又作了修订，增添了图片不说，主要是增加了一章，叫《社会认识的一个拐点》，评传的意味更强了。

《非才子的徐志摩》前面说了，不赘。

你说我写了四种徐传，该订正一下，实在是写了三种，那本《悲情徐志摩》，即北京《徐志摩传》里的“本传”部分。这样，三种徐传的关系也就清楚了：《徐志摩传》重在生平事迹的展现，《徐志摩图传》重在思想脉络的梳理，《非才子的徐志摩》重在社会功业的整合与评价。内容既有所侧重，史料的选择也就不是个事儿了。

问4

您为什么不断重写徐志摩传记？在重写的过程中，您对史料的认识和运用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个问题问的好。怎么说呢，还是喜欢。随着时间的推移，材料多了，认识提升了，越来越喜欢，越来越敬重。写传记，重要的是材料，推断再合理，心里也是虚的。说件事儿，初版的《徐志摩传》上，写胡适去英国的路上，路过莫斯科写回三封信，有朋友拿来让徐志摩发表。徐正在编《晨报副刊》，胡大哥的文章，不会不发。是发了，同时撰文刊出，批评胡适认识的可笑，怎么能说办好教育，专制政体也会建成民主社会？传记中写完这个事儿，我加了一句：“胡适后来承认志摩对他的批评是对的。”当时自以为是，觉得以胡适之坦诚，过后必会有此表示，以我读书之勤，必会发现这样的材料。可是十多年过去了，一直未见过胡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徐志摩传》，趁修订时，悄悄将这句话抹去了。也是那两年，我受命写《徐永昌传》，通过文化交流的朋友，购得海峡对面出的全套《徐永昌日记》，细细看过，终于发现了胡适对当年错误认识反省的文字记载。《徐永昌日记》1954年3月6日条下明确写着，胡适在台湾的一次有军政人员参加的会上发言，忏悔过去对苏联社会的过分信赖。正巧，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个新的版本，问我有无修订，就借修订之机，又把删去的那句话恢复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八分材料不说九分话。什么时候材料都是第一位的。想想真可怕，若不是后来发现胡适说过忏悔的话，早年写下的那句话，会让我到死都是懊恼的。

问5

传记文学在求真纪实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大量事实表明，已有的传记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虚构。您是如何看待传记的虚构性的？

这正是中国眼下传记文学作品让人看不上眼的地方。“适度虚构”，言者振振有辞，殊不知，“虚”上头是没有度的。你今天虚上一点点，尝到甜头，明天就会虚上两点点、三点点，直到一大片。再就是你是作家，可以虚上一点点，监管你的人，到时候就会责怪你，为什么不可以虚得再多些，让英雄更加可爱，让敌人更加可憎？说句笑话，在我看来，只有一件事上可以虚构，比如一个已故的人，在天津住了几十年，说到饮食时，可说他吃过“狗不理”包子。为什么这样说就不需要“材料”呢？史学考证上有一个通则，就是“说有容易说无难”。说有可以推勘，他住在天津多少年，定然是吃过的；有人要反驳可就难了，他需要将此人多年来，每天每顿的食谱都列出来，顿顿都没有“狗不理”才行，怕谁也没有这个能耐。因此上，我说传记作品是绝对不能有虚构成分的，除非你说你写的是“传记小说”。据说国外有这么一种文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位文化名人提倡过。国内有人学下这一手，只是不说他写的是传记小说。不怕虚构，就怕你不能说在明处。

问6

《虚构一些细节如对话、动作、表情等，以塑造人物形象，您以为在传记写作中可取吗？《徐志摩传》的《结婚与南下》一章中，徐父就志摩和小曼的婚事征求张幼仪的意见，人物对话以及神态的描写十分细腻，这是您虚构的吗？这样的叙述方式可靠吗？

您看的真细，《徐志摩传》里《结婚与南下》一章，确实有张幼仪与徐申如关于她跟志摩离婚的对话，一问一答，跟在现场听到似的。你再往下看，对话过后，还有“徐志摩高兴地从椅子上跳起”，一扬手，手上的玉戒从开着的窗子飞了出去。这一段文字的最后，句号之外有个①。此页下端标注：张邦梅《小脚与西服》，第189—191页。

《小脚与西服》，我看的是中译本，原书是英文书写。张邦梅是张禹九的孙女，张幼仪是禹九的姐姐，张邦梅的姑奶奶。她念大学时，无意间发现她的这位姑奶奶是中国大诗人的前妻，经过多次采访，写成《小脚与西服》一书。我在我的书中原文照录，没有添加一个字。究竟她的书中，这几句对话是连写的，还是像我这样分开写的，书不在手边，无法查对。我想，即使她是连写，我也会这么分开写的。隔一两页，写到林长民之死，说曾有过“栝安”的电报，林家的孩子欢呼“爹爹没有事！”“爹爹好好的！”也像是虚构。不是的，这是徐志摩散文《伤双栝老人》里的原话。只是这次，没有出注，只说这天徐志摩正好在林家。再一段开头才说徐写了《伤双栝老人》如何如何，上下文照应了就不必出注。

对话在传记写作中的难得与重要，近世中国最好的传记研究专家朱东润先生说过，对话是传记的“眼睛”，意思是传记中一写了对话，通篇的叙事就活了，就亮了。因此上他的《张居正大传》等多部传记里，特别注意史料原文中对话的引用。

朱先生这样说了，只是提醒要注意，要珍惜，但仍主张不可有一丝一毫的虚构。记得看过他的一篇文章，说史料有下一句话，是否可以推勘出上一句写出来，他的意见是，仍不可。

问7

《徐志摩传》采用纪传体，分家庭、本传和交游三部分撰写；《悲情徐志摩》将传主的一生切割成二十个节点展开叙述；《徐志摩图传》以图片为线索，通过图文双向互动的形式呈现；《非才子的徐志摩》采用履历表体，重点展示传主非才子的一面。四部传记在形式方面不尽相同，您是如何看待传记形式问题的？

您举了我的几种徐传，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如何看待传记的形式问题，见出眼光的敏锐。诚如您所看到的，在传记的形式即体例上，我是很用心的。除了《李健吾传》《徐志摩传》，我还写过一个历史学家的传记，叫《张颔传》；写过一本我的自传，叫《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前者用的是访谈体，后者用的是“事辑”体。事辑是历史著作的一种体例，就是把类似的事情辑在一起，跟“纪事本末”相似又有不同。

前面我说了，体例上用了新招，会事半功倍，且能收获意外的欣喜。俗点儿说，就是心情愉悦，笔下轻松，这样写下的东西，想坏都坏不了。我劝年轻的朋友，每写一篇文章，一部书稿，先在体例上下点功夫；若体例上见不出新意，那就在谋篇布局、起承转合上多琢磨琢磨。什么时候在这上头下的功夫，都不会白费，最怕的是，一上手就是“大路货”。

韩石山著《徐志摩图传》

问8

相较于传统的传记，图传似乎更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节奏和视觉需求。您认为，图传在传记写作中存在哪些优势和劣势？从《悲情徐志摩》到《徐志摩图传》，您对图的理解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在选图和叙述过程中经过了哪些考量？我注意到，同样的图片在两部图传中的叙述存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您说的对，《悲情徐志摩》原本就是个图传，没出成，后来别的地方出，重在文字，才叫成这么个名字。这本书是我第一次写徐的传记，又有图传的限定，写起来也就规规矩矩，先放两三个图，再写相关的事。比如写到徐志摩的家乡，就放了海宁老火车站的照片，文中就说他去上海，就是在这儿搭的车。当然不止这些，还要说到他的一些别的事。总之，《悲情徐志摩》的图片和文字，全是为了叙说他的生平事迹，是个诗人，做了许多事情。《徐志摩图传》就不同了，是《徐志摩传》出来多年后写的，材料多了，认识提高了，打的主意，就是要写成评传。寻按他的思想脉络，见出他的事业功绩。这样一来，同样放一个图片，着眼点不同，叙说也就不会相同了。

问9

《悲情徐志摩》再版时有两次更名，一次是2013年的时候，改名为《徐志摩的20个细节》，对内容进行了小规模的改写；另一次是2015年的时候，更名为《情浓化不开——徐志摩》，但内容原封不动。您为什么要进行两次更名？

写过徐志摩的传，编过他作品的全集，在徐志摩研究上，也算是薄有声名吧。人怕出名猪怕壮，壮了谁都想宰上一刀子。好些年了，时不时会有出版社的朋友问我能不能为他们写本关于徐志摩的书，最好是《徐志摩传》的合同到期了，转给他们再出。《徐志摩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我的投稿，是人文社要出了才告诉我的。一接手，不长时间就连印两版。这样的好东家哪儿去找？合同到期了，我也会等着，不会贸然转给别家。好朋友多半好说话，《徐志摩传》不行，别的呢？这时候我多半会抛出《悲情徐志摩》。在我的感觉上，用到《徐志摩传》里成了“本传”，它的使命就完了。也还像本书，想出就出去吧，这才有了您说的两本名字怪怪的徐志摩的传记。那样的名字，全不是我起的，是出版社的朋友弄的。给了人家，就得由着人家。还得坦白，在不违大规的前提下，多挣一笔稿费，何乐而不为呢？我又不是个多傻的人。

问10

《非才子的徐志摩》有意强调不谈风流韵事，不写才子形象，这种写法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在传记写作中，应该从哪些方面把握人物形象，在不断重写的过程中，哪部传记中的传主形象最贴合您心中的徐志摩？

《非才子的徐志摩》一书，用的这种“履历表”的写法，等于把徐志摩一生的功业行事，割碎了堆成堆儿，读起来肯定会有“鸡零狗碎”的感觉，不连贯，不黏合。这个毛病，事先也考虑到了，那就得在角度的新颖上，材料的丰富上多下功夫。角度的新颖，比如通常的传记，写到传主形象时，会有些外貌上的写照。我在书中，不惮词费，写了《他的相貌》《他的身高》《他的声音》《他的着装》《他的字》《他的做派》等节。这么条分缕析，逐一道来，读的人不会没有新奇的感觉吧？材料的丰富，可举书中最后一章第二节《在上海的几天》，一天一天那么详尽，也是别的写徐志摩的书上不会写到的。总之是，任何新的写法，都是利弊互存，有心人会遮掩其弊，弘扬其利。

您问哪部传记中的徐志摩的形象，最贴合我心中的徐志摩，说实话不“努”人，还是最早完成也最早出版的《徐志摩传》。

韩石山著《非才子的徐志摩》

问11

履历表式的叙事方式容易打断叙事顺序，时间线上不如传统的人物传记流畅。您在撰写《非才子的徐志摩》的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您认为这种传记形式适用于其他人物传记的写作吗？

前一问，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已谈到了，这里只说后一问，即“履历表”这种传记形式，适合不适合其他人物传记的写作。要叫我说，得看写作者对传主熟悉的程度，掌握的材料是否足够的多。真的到了像我对徐志摩的资料这么熟悉、这么多的程度，“履历表”体是可以用的。琐碎是琐碎了些，但也丰满了许多。谁的传记，写他的声音一写就是几千字？

感谢您的采访。疫中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祝您的论文，在陈先生的指导下早日完成并通过。

2022年11月13日于潺湲室

（《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2期。照片来自网络）